梁：80年代初期，你正处于创作的全面学习、模仿阶段，发表了不少短篇，你觉得最能体现你当时写作水平的作品是什么？
阎：那时候，并没有发表多少小说，从1979年到1985年这6年之间，也就是每年发一两个短篇。这期间，模仿得比较好的小说是《领补助金的女人》，发在1983或1984年的《百花园》上。
梁：模仿了谁？
阎：欧·亨利。是欧·亨利的那种“意外的结尾”式的小说。
梁：到什么时候摆脱了这种模仿？你以为最早摆脱这种模仿的小说是哪篇？
阎：这已经很晚，我觉得是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哪一年，在《解放军文艺》上发的一个短篇叫《雪天里》，这个小说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进入了自己的情感和灵魂的世界，并且，我认为至今它还是我短篇中比较好的作品。
梁：现在来看你自己的前期作品，是一种什么感觉？
阎：1985年前完全处于一种模仿阶段，是全面的模仿阶段，丝毫没有自己的文学鉴赏力。哪个编辑，或作家、评论家告诉你这个作品是部好小说，就觉得的确是好小说，哪部作品前面写道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就觉得的确是一部世界名著。而看卡夫卡的作品时，前面没说它是世界名著，就不觉得它怎么样。看到托尔斯泰的作品时，人家都说“托翁”是大作家，就觉得真是个大作家。没有任何自己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文学标准，完全依靠传达人来识别作品，传达人的水平高低，决定了你对作品认识的水平高低。总而言之，丝毫没有自己的文学意识。
梁：其实，那一代的绝大部分作家正是在这种空白、无知的状态下艰难地摸索着写作，是一种摸石头过河的写作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断裂、文化封闭所造成的悲剧。
阎：对，可能当年对你写作影响更大的是那些获奖小说。这样的小说能获奖，肯定就是大家风起而云涌的模仿对象。当你明白过来这种模仿的悲哀时，你已经完全进入某种写作的套路里面，浪费了你许多的时间和才华，想走出那种套路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新时期那么多走红的作家到今天都沉寂了下来？我想他们就是没能从当年写作的套路中跳出来。
梁：80年代初你开始创作的时候，其实正是文学开始备受关注的时候，你怎么看当时的文学环境？
阎：那是作家与文学的一段黄金岁月，可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时人们看小说就相当于现在的电视剧热播，连续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的热度，就是当年小说的热度，随便一本书就可以印上十万、八万册以上。
梁：那一时期，你最受震动的中国作家有哪些？
阎：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一批充满诗意的小说，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等等。当然，也会为《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热泪盈眶，但是，真正受感动的还是前面那些作品。
梁：那时候你开始接触一些外国小说了吗？
阎：那时已经在部队当图书管理员，看得较多的是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一批著名的短篇大家的作品，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但这种激动都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因此就会从故事的层面上去模仿。而故事的层面也恰恰是最容易学习、模仿和借鉴的。
梁：是不是从他们那里也掌握了一些别的写作技巧？
阎：我没有那么聪明。主要是从他们那里明白了什么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样，写作的时候，你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编故事上，误以为故事就是小说的全部，这不仅是一个误区，而且还是一个写作的陷阱。再后来，就看了茨威格的小说，对小说中心理活动的描写感到不可思议，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又看了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觉得小说的那种潮润的气息、氛围也不可思议。
梁：最打动你的是哪位作家？
阎：川端。
梁：为什么？
阎：川端的小说，可能不会像茨威格的小说那样，一下子给你很大的冲击力和震撼，但是，它会一点一点地走进你身体的内部，一点一滴地去打动你的内心，是你感到“文火”与“烈火”的区别，烈火会一下子把你摧垮，但文火对你的烧伤，却会使你终生难忘。川端的小说正是这样的“文火”，一旦打动你之后，就会长久地在心中留下烧伤的疤痕来。他的小说绝不会像《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一大批小说那样，看完后使你激动不已，睡一觉醒来，却什么都忘记了。
梁：可能后者还是没有真正进入个人的内心情感，只是人的社会层面的描述，并且这种描述没有被转化到个人的自我体验上。
阎：从这个角度去说，包括契诃夫、欧·亨利和莫泊桑的小说，都没有太进入个人的内心情感。这一点，都还真的不如川端的小说，不光小说的语言好，他所描述的情绪、情感也太好了。你可能记不住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但却忘不掉小说的那种感觉。前者，能让我们记住其中巧妙的故事情节，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模仿条件，但后者，却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感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