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夏日落》这部小说，十年前我读的时候有一种来自内心的酸楚和感动，可以说，读者完全被故事和小说人物所击垮。十年之后，再看这部小说，它依然醇香如旧，能让人一字不落地看下去，依旧给人带来震撼和思考。这很不容易，也许现在说它是“新军旅”小说的一部经典还为时过早，但它是一部走过时间的作品，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已经有了一定的经典意义。听说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很曲折，给你带来了不少麻烦，是这样吗？它是什么时候写的？
阎：写作的时间是1991年底，发表的时间是1992年底。它的发表的确不是那么顺利，小说写完后，先给了《昆仑》，他们觉得写得很好，肯定是军事文学题材的一大突破，但是，说不适合由《昆仑》发。
梁：原因是什么？
阎：调子太低。随后，又给了《收获》，《收获》也退了回来。
梁：这一次的原因呢？
阎：说小说写到了“越战”，题材太敏感。后来，山西的《黄河》急着要稿子，就给发了，发完之后，《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几家选刊同时选了，也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梁：你觉得当时它受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阎：这部小说可能没有多大的探索意义，但是，它能给阅读带来很大的震撼。之所以会这样，我想就是它把“军人”回到了“人”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位置上，给作为军人的人，给予了最起码的理解与尊重。其中，它对英雄主义的解构、对理想主义的反诘，在这部小说里都体现得非常明确，而且，它还隐含着一种令人思考的东西，有一点点寓言的意义。
梁：《夏日落》的确写出了军人作为一个“人”的日常生存需求，如连长想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想让老婆孩子有一天能用上卫生纸，也有七情六欲等等。而“夏日落事件”本身，也正是对军营枯燥生活的一种反拨，这在无形中已经把军人“降格”了，正像朱向前所说，是“视点下垂”，已经预示了军事文学的一种新的取向。但是，可以说这部小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又突然开始对它进行批判呢？
阎：这些我都说不清楚。好像与当时国内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有些关系，我觉得，在某种意识形态下写作，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受到一些争论与批评，为此写检查、做检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梁：还记得检查的内容吗？
阎：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梁：写了多长时间？
阎：没有多长时间，因为，我所在的二炮部队的各级组织与领导，确实对我很好，他们都还是在尽力地保护我，说实在话，如果我所在部队的领导不是那样，可能事情的结果会非常糟糕。
梁：后来这件事怎么结束的？
阎：不了了之吧。
梁：你后来很少写军事题材与这次事件有没有一定关系？
阎：肯定有。
梁：我记得你前一段时间写了《大校》，是不是意味着你又开始涉足这一领域？
阎：《大校》有一定的命题性。从1994年一直到2000年，就写了这么一个《大校》，并且完全是为了二炮，人家觉得你来了这么久，也得给我们拿个“解放军文艺奖”什么的，我也觉得应该这样，于是，就写了“充满英雄气息”的《大校》，并且真的给拿了个“解放军文艺奖”。但是，的确写得少多了。
梁：你以后会不会再写这方面的作品？
阎：肯定会写的。去年写了一个中篇《寂寞之舞》，写一个军事天才，有超常的军事直觉，但却被各种军事规则所约束，被送回地方；回到地方后，由于他的独特思维，被单位甚至老婆看不惯，只好回到农村等等；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最后人们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发在《北京文学》，但毫无响动。不过，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
梁：你觉得没有响动的原因是什么？
阎：人们对军事题材的小说有模式的期待，超越了这种期待，就会受到冷遇，这很正常。现在，整个军事文学的状态让人感到惶惑不安，很迷茫。当你把一些比较好的想法和思想从军事题材的角度来表达时，读者和专家都不会认同。
梁：你对今后的这方面创作有什么想法？
阎：最终，我还是希望我的军事文学有新的东西出现，积累到一定时候，我肯定会写，会写得与此前的有所不同。
梁：就现在为止，你觉得你的军事题材小说对军事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阎：没有什么贡献。
梁：不对，它至少改变了此前军事文学对“军人”的理解。从50年代的《保卫延安》、《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一直到新时期的《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一路发展下来，到你这里，一下子把那种一以贯之的“英雄与理想”断掉了，是对军事文学意识形态上的一次很大的冲击。通常我们考察整个文学史时，总是把军事文学另列开来，用另一套标准来衡量，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从你的作品开始，我们可以把军事文学放进正常的文学序列里面考察了。并且，过了十年之后，现在《夏日落》又出了一个单行本，一开机，就印了3万册，卖得还不错。这都说明人们对《夏日落》的喜爱。你认为以后的军事文学会往何处发展？
阎：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军事题材小说不会消失。而且最终，它会走出军事的怪圈，而进入文学的行列。我们从来不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战争与和平》、《劳军女郎》是“军事文学”，而只是觉得它们是“好小说”，这可能就是中国军事文学发展的方向。当然，这对中国军队作家来说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军事文学想再走出一个高峰非常困难，除非有了一场战争，把人们的意识全都囊括在强大的战争、政治的意识之中。不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再写军事题材就回不到写《夏日落》的那种状态。某种约束是无形的，来自于社会环境，更来自于作家自身的头脑。
梁：换言之，虽然你并没有因为《夏日落》而遭受到什么，但是，那段经历毕竟在你的思维中留下很深刻的东西，它时刻提醒着你。其实，人就是这样慢慢被修正，最终失去许多原本非常真实的东西。作家也同样。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所在。但是，我还是期待着你能再为中国军事文学朝着中国文学的方向发展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