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偶然得失的写作
梁：你的创作非常明显地分成“四个系列”，你好像对它们并不太满意，是怎么回事？
阎：这一开始并不是一件有意而为之的写作。大约是15年前吧，文坛上特别流行“系列”小说，似乎每个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为了追风，我一口气写了四部以清末民初的旧东京开封为历史背景的所谓的旧都市老风情的民俗小说，冠以“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发表后也有点反响，尝到了些甜头。就又连续写了乡土“瑶沟系列”、“和平系列”，几条线上同时出击，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果真如“劳动模范”一样。回想起来，我真是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不珍惜自己那一点才华，狂妄自大，那实在是一个拙笨之人的愚蠢行为。这种愚蠢在7年前借助出文集的机会被自己感觉到了，也扼制住了。可就在那时候，因为我的小说中不断出现“耙耧山脉”这个地域性名称，评论家们又开始把这些文章称为“耙耧系列”。但无论如何，我自己已经不提“系列”两个字了。不是说系列不好，而是我自己把它弄俗了、糟蹋了。
梁：尽管如此，你的“四个系列”毕竟在文坛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比如“耙耧系列”对小说寓言化写作的影响，还有“和平军营系列”，可以说对解构军旅小说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结，回归日常生活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并且它首次搭建了农民和军人之间的桥梁。刚才你提到自己对“系列”的不满并且试图摆脱它，可是你的小说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系列性”，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阎：情况的确是这样，自己觉察到自己作践了文学的“系列”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可又在不停地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而且以后很长时间我的小说也还走不出这块天地—这就是我的笨处。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想是在我没有弄懂系列的意义前，偶然地碰上了它，运用了它；而当我意识到自己有些作践了“系列”时，又发现“系列小说”的确能够涵盖许多文学上的思考，集中体现你在文学上的许多追求。这就是我在文学上绕不开“系列化”的理由。
梁：下面我们主要谈谈你的“东京系列”、“和平军营系列”、“瑶沟系列”、“耙耧系列”。《小村小河》、《两程故里》之后，你是不是开始了“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的写作？在看《横活》、《斗鸡》、《芙蓉》时，觉得和《两程故里》变化特别大，充满了民俗气息，里面的人物无一不是超出常规之人，做人、处事和职业，处处给读者以意外之感，很新鲜。并且，写作手法也非常成熟老到，不像你说的“碰上了系列”那种说法。
阎：“东京九流人物系列”是一种偶然得失的写作，完全是撞上的写作。大约是1986年底或1987年初，那时我刚调到开封不久，无意间在书店买了一本开封的文史资料，五毛钱一本，上面有一千来字的一个人物小传，这就是《横活》的故事来源。我自己可以说没有在构思上下多大工夫，然后就依着那个人物小传扩写到了三万多字，甚至连人物的名字都没改。寄出去后，编辑部特别吃惊，觉得阎连科这么年轻，怎么居然能写这类旧东京人物，人物活灵活现。一受到鼓励，就又写了《斗鸡》。《斗鸡》一寄去，编辑觉得比《横活》更好，写了一个人斗鸡的命运和近百年社会发展的历史，在这些小说的名字下都盲目地冠以“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几个字，这也就有“九流系列”这几部小说了。
梁：当时有没有明确的文学观？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吗？
阎：根本没有文学观可谈，也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先锋小说，卡夫卡的《城堡》也看了，压根看不进去，所有的文学知识就是知道要写人物命运，写命运的大起大落。那时，《昆仑》编辑部说这一系列写下去可以出一本书，就接着写了《芙蓉》和《名妓李师师与她的后裔》，这是两篇写妓女生活的小说，编辑说《芙蓉》这部小说写得没有其他几部好，接着又是1989年以后，政治气氛特别紧张，编辑部不敢发这类写妓女生活的作品。一不发，我的写作也就没劲了，也就把这个系列中断了。
梁：我倒觉得《芙蓉》写得更好，编故事的痕迹淡多了，非常平淡、动人，整个语言也非常纯净。
阎：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时军队作家有一种通病，特别热衷于编故事，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因为这篇小说偏离了这种模式，所以它并不被看好。
梁：现在回过头来看《横活》、《斗鸡》、《芙蓉》这几部小说，《芙蓉》的艺术价值更大一些，可惜的是你中断了这一系列的写作。就“东京九流人物系列”这组小说来说，你的语言、对旧东京民俗的描绘，以及对小说人物的把握，都显得十分成熟。而且，小说也很好读，可以说是你全部小说中最好读的一部分，非常适合影视改编。现在让你回过头来继续这组小说的创作，还能写出来吗？还有那种情绪吗？
阎：写不出来。
梁：为什么？
阎：写小说就是这样，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当时写作的那个心境已经不在了。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小说。从某个意义上说，心境就是风格，心境就是你的小说追求。写小说，就是表达一种心境。
“瑶沟系列”：心灵的一种伤害
梁：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小说。
80年代初，我们看你的“瑶沟系列”，特别感动，那种朴素的情感和对苦难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即使现在重新去看，仍有说不出的亲切，尤其是小说中所展现的村庄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村落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温情、美好、动人。现在，你的小说中这种美好的温情已经消失。甚至，你让你的小说情感走向了反面，走向了残酷。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阎：无可奈何花落去。写作“瑶沟系列”时，我还不足30岁，现在，已经40多岁了。时间在改变着一切。人的一切，都逃不脱时间的变更。时间变更着岁月，也变更着我们的思想、行为以及我们的写作。
梁：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他背后凝聚的可能是整个乡村与土地的声音和心血。你认为由《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往返在塬梁》、《乡间故事》等6部中篇组成的“瑶沟系列”，最动人的是哪一部？
阎：《瑶沟的日头》。
梁：为什么？
阎：因为写《瑶沟的日头》时我掉泪了。
梁：似乎《瑶沟人的梦》影响更大。
阎：那是因为《瑶沟人的梦》写了那个年代大部分农村青年的共同经历。
梁：在这一组“瑶沟系列”小说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阎：《往返在塬梁》。
梁：为什么？
阎：它的小说味更足一些。
梁：最不满意的呢？
阎：是发在《当代》杂志上的《婚幻》，后来组合长篇出书时叫《一曲民间的婚姻弹唱》。
梁：这部长篇就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情感狱》？
阎：对。应该说它不是一部完美的长篇。
梁：但作为“瑶沟系列”的中篇，它们还是非常成功的。“瑶沟系列”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声誉，你认为它们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阎：那就是一个文学成功的年代。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文学统治了中国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很庆幸，那个时候我搭上了末班车。《瑶沟人的梦》、《瑶沟的日头》等作品写得笨、实，但非常亲切、质朴，是对现实生活感受的真实描述，普通百姓喜欢看，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人特别喜欢。我的大部分读者群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但是现在，要想回头再写那样质朴、温情的小说，怕是已经回不去了。过去了那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你可能会写出那样的感受、感情，但写不出那样质朴的味道了。你会发现那时候的小说语言幼稚、结构传统、叙述直白，但它好看、动人。反过来说，现在写的小说，似乎哪一方面都有些进步了，情感却没有那么质朴、纯净了。“瑶沟系列”可能是我所有小说中与日常生活经验最直接相通的小说了。
梁：有没有自己生活的影子？
阎：有那么一点点。
梁： 80年代末，你才走上文坛不久，可此前，你已经写了“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写系列小说是你预先设计好的，还是偶然的？
阎：“东京九流人物系列”是预先想好的，但“瑶沟系列”小说的形成非常偶然。这组小说最先写的是《瑶沟的日头》，原名叫《日头棺材》，《中国作家》杂志发时把它改名为《瑶沟的日头》；第二部写的是《瑶沟人的梦》，原名叫《十八小队》，《十月》杂志发时，把它改名为《瑶沟人的梦》。它们是在同一月份发表出来的，这就忽然有了一种“系列性”。想到“系列”可能会更引起人们注意，也就系列着写了下去。
梁：达到了你的目的吗？
阎：基本上满足了年轻时的成名欲。
梁：这是不是你成名的经验？
阎：经验谈不上。作为一个作家，想成名不一定要写出最好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得写出好看的作品。写“瑶沟系列”时，完全是一种非自觉状态，蒙头蒙脑，仰仗的是生活的经验和感受，而不是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
梁：具体的、直接的，其实也是最初写作的直觉与经验。从这一组小说看，可以说你对农村的生活异常熟悉，如乡村的权力、宗法、派斗、风俗、自然等。
阎：这是我赖以写作的土壤。
梁：后来“瑶沟系列”组合成了一部长篇后，我对它的名字特别感兴趣，“情感狱”，就好像是整个村庄铺垫出来的道路。反过来，它又像一个牢笼一样制约着你的发展。家庭的挤压、情感的挤压、集体目光的挤压，它们会使一个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会使你逐渐偏离了“个体”追求的轨道。
阎：也许是这样。你是农民，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就永远背负着农民的沉重。这是无法摆脱的。
梁：可也是一种写作的财富。
阎：其实是人心灵上的伤害。我宁可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也不愿有这样的伤害。
“和平军营系列”：还原到一种对人的基本尊重
梁：应该说你的第一部中篇《小村小河》就是典型的军事题材小说，但是因为不是正面描写战争的，就被忽略过去了，这也反映了当时文学对军事题材小说的定位问题。但是，你并没有把这一题材延续下来，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又回来的。你是什么时候真正开始写军事题材小说的？
阎：在“军艺”上学期间写了“瑶沟系列”，毕业后，也就是90年代初期，才开始写所谓的“新军旅”、“农家军歌”、“农民军人”的“和平系列”，《寻找土地》、《中士还乡》、《和平雪》、《和平战》、《和平寓言》、《夏日落》等等这样一批。我个人不太赞成“军事题材”这种说法、这种对小说的归类式的划分。
梁：不管你赞成还是不赞成，你的这一系列小说还是给军事文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军事文学的写作方向。在军事文学中，你的写作，被公认有两大贡献：一、首次把“农民军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阐释，即所谓的“农家军歌”；二、写出了在和平时期的军人形象和精神状态。因此，被称为“新军旅小说”。你是如何为你的军事小说定位的？
阎：说到“农家军歌”，不能忘了陈怀国的小说创作。“农家军歌”这一军事文学的概念是评论家朱向前提出来的，但它的直接来源却是陈怀国的一篇小说题目—《农家军歌》。
梁：没有看过陈怀国的小说，他还有哪些作品？
阎：90年代初，他写了不少这一类所谓的“农家军歌”的作品，如《毛雪》、《农家军歌》、《黄军装、黄土地》、《遍地葵花》等，都很有影响，不断被《小说月报》转载，可惜后来写得少了。
梁：为什么？
阎：搞影视去了。
梁：是什么诱因引发你写了这十多部“和平系列”的新军旅小说？
阎：直接的原因是1991年我在“军艺”读书毕业之前，和朱向前有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谈话。这次谈话，对我今后的创作有相当的影响。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谈了四个小时，主要内容是谈当时军事文学的发展。朱向前是军事文学评论家中比较有个性的一位，或者说是找到了自己话语的评论家。那次谈话，我们主要谈了几点：一、朱向前详细地分析了军事文学的现状；二、他提出为什么军事文学必然要关注“农民军人”的问题，说道理非常简单，我们的兵源90%来自于农村，农民的劣根性、局限性和农民的要求都必然带进了军队，也必然影响着军队的建设。我好像对军事文学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对朱苏进的一些充满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点谈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认为充满理想的东西在军事文学中应该存在，但它不能一统天下，不能掩盖一切，至少说不应该掩盖军人生存的真相。随后，我们谈到对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看法问题。这一问题是非常敏感，也有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我们都认为，军事文学必须恢复到对“人”的基本的尊重上来。他把这称为一种“视点下垂”，把军人和人平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我认为直到今天，军事文学还没补上这一课。而这一点，恰恰是上课的钟声，可我们的军事文学、军旅作家，又恰恰把它当成了下课的铃声。
梁：你觉得你的“和平系列”即“农家军歌”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阎：不光是“和平系列”这组小说，对我的整个创作来说，最害怕的就是写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文学必须怀有恒久的对人与人类的敬重，失去这一点，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梁：“新军旅”、“农家军歌”这类小说在90年代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你说的恢复对人的尊重，实质上也就是对军事文学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解构吗？
阎：可能没有那么严肃。我想它产生一定影响的原因还有一个机遇。其实，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的繁荣相当一部分是来源于军事题材的繁荣，如《高山下的花环》、《天山深处的大兵》、《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西线轶事》、《灵旗》、《兵车行》、《索伦河谷的枪声》等，每年都有一批军事文学小说获得全国奖。但是，等格非、余华这批作家出来之后，军事文学、军队作家突然处于一种哑然状态，找不到写作方向，找不到军事文学的位置，整个军队作家感到迷茫，似乎被乌云所笼罩。这使得90年代的军事文学处于相当沉寂的阶段。这时候，“农家军歌”出现了，虽然它不能和当时的先锋文学分庭抗礼，但是，至少在当时，它给军事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有了一定突破。并且，它也冲破了军事文学旧有的框架，比如军人不再是战争的产物，而是人的产物，比如对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有意反叛等等。它可能偏离了读者原有的期待，也得不到正统评论家和文学的管理部门的认可，但是，它或多或少改变了原有军事文学的发展方向，打破了原有的沉寂和平衡。
梁：苏联的军事文学在中国是不是影响非常大？
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他们的军事文学是我们军事文学的爷爷或父亲，而我们的军事文学，只能是他们的儿子或孙子。
梁：在苏联的二战文学中，你最喜欢的是哪些小说？
阎：是拉斯普京的《活者，并要记住》和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
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呢？
阎：不喜欢。
梁：为什么？
阎：因为前者最大限度地表达了战争文学对人的尊重与敬仰，而后者则表现了对英雄与理想的崇拜，可它是在爱国的旗帜下完成这一切的，又让你无可言说。
梁：你觉得现在的中国军事文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阎：现在军事文学正处于一种被淹没的状态，非常不引人注意。它的存在更多地是局限于军营内部，走不进中国文学的大序列里面，就象中国文学走不进世界文学一样，这是军事文学非常悲哀的地方。
梁：当其他文学都往前发展的时候，军事文学却停滞不前。其实，你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赞同，文学就是文学，根本不存在什么军事文学。你能说《第四十一个》、《永别了，武器》、《一个人的遭遇》是军事文学吗？好像不能说。也许等有一天不再有人谈“军事文学”这个名词了，军事文学才真正提高了。你认为呢？
阎：原来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我认为“军事文学”这样的提法对文学本身是极大的限制，比如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按我们的理解是纯粹的军事文学，但是，它进入文学视野时，人们根本不会去想它是军事文学，当我们说《战争与和平》时，我们决不会说它是“军事文学的高峰”，而是说它是“文学的高峰”，也许，这是我们局限的一个部分。
梁：对，应该是文学涵盖着军事题材。但是，现在的军事文学被另一套不同的文学话语所遮蔽，换言之，应该是“人”大于“军人”，而不应该是“军人”大于“人”，“人”应该是一切文学的标准，而不是“军人”是文学的标准，可现在，军事文学的价值标准恰恰相反。军事文学高扬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旗帜，也许正是军事文学的最大局限，把军事文学框进一个特殊的区域。当把军事文学当成文学的一种规则时，军事文学就失去了它的发展空间。其实90年代初，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你的《中士还乡》、《寻找土地》和《夏日落》时，根本没有想到它们是军事文学，而是被作品中所透露出的人在某种寻找中的痛苦和文字的质朴、美丽所震撼。
“耙耧系列”：一隅独立的小说世界
梁：1995年之后，你的小说创作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耙耧山脉”这一背景，像《耙耧天歌》、《年月日》、《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作品也越来越趋向凝重、神秘，并且浮动着某种深山里面的气息，执著、坚硬、相信天命等等。真有耙耧山脉这一地方吗？
阎：我的家乡就在秦岭余脉的最末端，属伏牛山系，那里是有一条山岭叫耙耧山。其实，在我的“瑶沟系列”中，“耙耧”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名词已经不断地出现，写《寻找土地》时，已经是有意识地以这一地域背景作为写作对象了，随后的《耙耧山脉》、《年月日》、《耙耧天歌》、《天宫图》、《朝着东南走》等一系列作品中，“耙耧山脉”已经成为了一个明确的写作方向。
梁：你对你这一“系列”的创作满意吗？
阎：应该说这样一批中长篇是我创作20年来比较满意的。对我个人来说，一部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差异性。“耙耧系列”和我前期的作品，和别人的作品，都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也算我的努力有了一些结果。
梁：很有意思的是，“瑶沟系列”是读者关注最多的，但评论家关注得少；“耙耧系列”却相反，普通读者少了，评论家却十分关注。你认为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阎：一方面正如你所说，文学的大环境不同了，这些年，整个文学的读者群在急剧缩小。文学一旦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中心，成为热闹的重心，这恰恰是文化沙漠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像我以前所说，许多人说的读者少是“文学回归于自身”，这只是一种写作的自我安慰。像80年代初期那样全国人都来看小说的现象是不正常的，现在大家都不看也是不正常的。必须承认，所有的艺术中，文学是一个大的基础，人们不关注文学了，评论家绝对不会不关注，因为他们是一批肩上对汉语文化负有责任的人。
梁：我几乎看了你的全部作品，在“耙耧系列”中，其实从《年月日》到《坚硬如水》，虽然语言风格有很大不同，但是，仍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酷烈的风格没有改变。这种酷烈不仅指在词语的使用、事件的描述上，更多地反映在你所选择的事件本身往往非常极端。如《耙耧天歌》中的尤四婆必须熬骨来治疗儿女的疯傻，《年月日》里面的先爷以自己的身体滋养种子的生成，《日光流年》中人们不断地割皮为生，《坚硬如水》中挖地道偷情等等，我把它们称之为一种“生死临界点”的写作，这既形成你的写作特征，在某一方面，却也成为你写作的陷阱。你怎么理解这一点？
阎：既然都是这样酷烈，那就肯定有重复的地方。这就是一个瓜熟蒂落的问题。当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成熟之后，你必然离开它，必须脱离它，否则，你就会落进陷阱里边。成熟最终意味着某种衰败，你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创作道路。
梁：以后的写作会不会更平和一些？
阎：这得等坐到桌子旁才能知道。但有一点很明显，我的小说不应该再这么写下去，究竟该怎么写，往哪儿写，我还不清楚。
梁：今年会动笔写新的长篇吗？
阎：可能会。
梁：肯定是关于乡村的？
阎：毫无疑问，我肯定一生走不出乡村，不但不会走出，还会更加深入地走进去。
梁：像你现在这种不知道该往哪走，是不是一个作家常常面临的问题？
阎：一个不停地思考着的作家肯定会面临这一问题。
梁：但是，我有一种感受，在看你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时，觉得你的语言变化如此之大，反而掩盖了小说思想的稳定性，或者说它阻碍你形成你的小说系统？
阎：我想，不稳定要比稳定好。就像我决然不会用《日光流年》的语言去写《坚硬如水》一样，我不想重复自己。问题是，当你希望每一部小说都成为一次实验时，给作家留下的道路是非常狭窄的，你会经常感到无路可走。
梁：也许真正属于一个作家的语言只有一种。
阎：如果真是这样，就说明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属于我的语言。新的没有找到，旧的又不行，这时候是最为艰难的时候。
梁：是不是你太过追求一种鲜明独特的风格，反而成了你的束缚？并且它可能成为你思想和思考的一种束缚。比如鲁迅的散文、小说，语言风格非常稳定，但是，人们根本不会想到他用的是什么样式的语言，而是直接进入他的思想内核中去了。
阎：这也说明他找到的语言对他的内容已经不构成损伤，但是我还没有。比如说我现在仍然用“瑶沟人的梦”的语言来写，读者可能也不会说什么，但我不会那样做。当你把自己推到某个位置、某条跑道上时，你就必须跑下去。这不光是语言，还有结构、叙述等。
梁：但无论如何说，你的“耙耧系列”是一隅独立的小说世界，是一片独立的文学景观，给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东西。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坚硬如水》所写的内容在中国应该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它出版时有没有什么阻力？
阎：没有任何阻力。出版后，虽然有许多争论，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的宽容性与包容力。
梁：现在这本书发行怎么样？
阎：大约有六七万册吧。
梁：你在《钟山》上发表《坚硬如水》时的副标题是“耙耧系列之一”，意在构筑自己的“耙耧时空”，其实，从你的中篇《耙耧山脉》、《耙耧天歌》开始，“耙耧”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小说世界，你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阎：还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我在《坚硬如水》的后记中说的都是实话，与其说是一个庞大的计划，不如说是一个狂妄的写作谋略。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我的心力，更取决于我的体力。许多时候我都在为写作的无能为力而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