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写实小说的大合唱中，也能不时昕到刘恒、李晓的各有特色的声音。刘恒先后发表的《白涡》、《黑的雪》等作品，不动声色而又具体入微地描写一场婚外情事的过程和一个失足青年的行状，不仅事态、心态都极其客观、逼真，而且人心深处的两极扭结也袒露无遗。作者既不明确赞成什么，也不刻意否定什么，使读者在既难简单地同情谁也难笼统地谴责谁的两难之中，倍感人的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的繁复难测。李晓是以冷峭的嘲讽见长的，他的《继续操练》、《关于行规的闲话》、《天桥》等作品，都写的是有理有据的生活抗争最终都不了了之甚至眼睁睁走向逆情悖理的结果的荒谬现象。在这里，正义的东西总是被种种障碍和重重陷阱所遏制，无理的东西硬是变成了谁也阻拦不了的现实存在；活得舒舒服服就等于活得浑浑噩噩，你只要认认真真地做事和思想就只好别别扭扭地活着。在李晓的这些普通人的生存图景中，由人所造成的僵滞的社会体制和陈腐的文化氛围，构成了对人的最大愚弄。李晓对干生活的观察与体味，让人感到了一种入木三分的痛彻，他所揭示的那种可悲的生活事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曾置身其中，备尝其苦。把握现实的深邃与传神，使李晓的艺术在以假乱真中具有极大的启迪性。
新写实小说因时有新人新作的加入，而使这一倾向不断发展壮大。江灏的《纸床》，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等作品，也被人们看作是新写实小说新花。我以为，如果再放开一些眼界，李锐的《厚土》系列也可归入直面现实而非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新写实小说家族。《厚土》虽然具有显见的文体实验的意味，但它在直面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和生存方式，把主观旨意藏匿在客观事实之中，追求浑朴的原生真实等方面，都以自己的某些独创性给新写实小说增添了许多新的神韵。
总之，新写实小说已从南到北由一批颇具份量的作品把它推向了前台，它们不约而同而又坚定执着地向文坛显示着一种倾向，陈说着一种追求。
新写实小说面世之后，评论界就它的申一个作品、单个作家都有及时的评论，但对这一创作倾向进行整体观照的专题论文尚不多见，有关的评论意见，主要体现在一些同志的概述文章及有关文学问题的讨论之中。
1988年底，雷达在《文艺报》发表的概述1988年中短篇小说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方方、池莉等人的作品标志着一种新现实主义风格的出现，并把它们的特点概括为：在艺术把握方式上，它们对典型化的理解表现为原色真实，甚至残酷的真实一一一一摒弃人为的戏剧化，注重生存状态而非典型性格；注重“过程”而不去解决问题；注重本体象征而不重个别象征等等。这些看法虽然极其概括，但还是敏锐而简捷地抓住了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不同及其某些主要特征。
《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发表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披露了在这个研讨会上一些同志关于新写实小说的看法。与会同志对于新写实小说均予以较高的评价和极大的期望，但一片肯定声却来自两个不同的调门：有的同志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复兴，是现实主义强大力量的又一次胜利；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是对以往现实主义的叛逆与反动，中国直到今天才开始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为前一意见的代表，陈骏涛认为新写实小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的新变，是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的回归。他并且具体说明了它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同的三个特点：重视表现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不避讳现实的矛盾和缺陷，对现存秩序不满足，表现出一种求真的意识，一种直面惨淡人生的精神；从写英雄到写普通人，从创造典型到典型的消解，从写外世界到写内世界；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上的开放性及包容性。作为后一意见的代表，王干则干脆把新写实小说称为“后现实主义”。他认为，现实主义在与现代主义的对弈和搏斗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但现实主义却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自身。所谓新写实，既是对现实主义进行反动又是对现代主义采取逃避的新的小说方式。这些作品以还原生活本相为其创作宗旨，既不同于以往的现实主义以历史的眼光看待生活现象，又不同于现代主义以个性内视角对世界的体验与感受，而是以一种绝对客观冷静的态度，最大限度、最大可能地实现对生活本相的还原，而拒绝对生活作任何主观的判断与分析，所以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在作家与读者的共同操作之下完成的。以上两种意见各执一端又各具其理，但似乎都存在着把新写实小说或者等于整个新现实主义，或者等于整个后现实主义的共同问题。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追求，与绝大的现实主义概念似应有所区分，才能谈论得更为清楚。
在本年5月27日的《文艺报》上，张韧发表了《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一新写实小说得失论》的文章，这差不多是目前仅见的关于新写实小说的专题论文。在此文里，张韧在分析新写实小说的艺术特点的同时，着重就其存在的不足谈了自己的三点看法：在主题方向上，新写实小说未能挣脱问题小说的模式，如池莉、方方的作品还限于在揭示贫穷中对社会改革的呼唤；在逼真地描写一个个细节或者感觉情绪时，失落了雄大的人生哲学感，尤其是那种独特的哲学认识；在直面人生、批判现实的同时，轻忽了强化主体意识与人的解放，人大多是生存困境中的被动存在体，没有理想的精英形象，未能深刻表现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与改变“生态”的人性要求。应当说，张轫文章中所指出的一些现象，在新写实小说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的问题上，张韧的批评意见因过于理想化并论说直简，也留有不少可以商榷的地方。
新写实小说创作本身的丰富内涵与各种评论意见的初步展开，给我们进一步研讨新写实小说提供了一系列现成的话题。在诸多问题中，首先需要深入讨论的，无疑还是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倾向给当前的文坛带来了什么。在弄清这一基本问题之后，其他的有关问题便可得到切实的解析。
如果我们在新时期文学的纵的与横的两方面发展的大背景下具体观照新写实小说创作，便会看到正如许多同志所认识到的那样，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新的艺术气息，这种新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
第一，在观照生活方面，它们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生活，而是取平视现实的艺术视角，作品具有人物平民化、生活平实化的鲜明特征。普通人的自在习性和心性，日常生活的自然形态和流程，是新写实小说作者关注的中心。同那种对生活进行刻意筛选、淘洗之后分出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好与坏的做法不同，他们就是要排除对于生活的主观化的过滤和理想化的添加，极力再现整体生活现实之繁复、之芜杂、之庸琐、之浑沌，写人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烦恼、而忙碌、而挣扎的苦焦实情。可以说，在“俗”与“浑”的世相中表现普通人的窘迫生活境况，在“忍”与“韧”中表现当代人在艰难中的抉择与进取，是新写实小说的总主题。这种涵盖生活的“杂”与“厚”，决定了新写实小说绝非一般的单一的主题分析所能把握，它们的内蕴常常是多因、多义、多向的。
第二，在表现形式方面，新写实小说追求不露斧迹的技巧，采取一种客观描述的叙述方式，把主观融化在客观之中，把故事消融在常态之中，避免创作主体的激情外露和主观评价，让生活事实本身去表现自己，去陈述自己，去显白自己，作品具有一种浓重的实录生活的纪实意味。与那种创作中对生活任意揉捏的做法显然不同，新写实小说作者不是让生活俯就自己，而是自己去俯就生活，在充分尊重生活本来面目、深入发现生活内在底蕴、严格恪守生活自在旋律中来展示小说家个人的特性，而这一个性又主要表现为对于生活的独到领悟和采取相应的叙述方式。可以看出，在新写实小说作品里，“美”即等于“真”，“真”也等于“美”，二者经由作家浑然天成地合而为一。这种在写法上的注重过程和极现客观，给作品平添了一种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给读者也提供了多种读解和参与创造的可能。
第三在艺术观方面，新写实小说作者在艺术与人生相同一的创作追求中普遍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悲剧意识。无论是池莉的“家常文学观”，方方的“地势”、“风景”论，刘震云的“生活酒味”说，(3)都表现出从不同角度对生活本身的高度重视，以及由生活中提醇而来的悲剧意识。他们看到了生活既是人的广阔天地，又是人的无形牢笼的双重特性，看到了人的多情、灵动与现实的无情、冷酷的永恒矛盾，把自己感受到的苦痛，体会到的悲哀，意识到的不足，毫无掩饰地形诸文字，使人们从这些如同一块块生活原生泥土的作品的阅读中，认识环境，观照自己，从而更为直接地进入一种深刻的人生反思。有的作品，你怎么阅读，都感到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创作；有的作品，你怎么阅读，都觉得是在身入生活和世相本身。在这两种艺术境界中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崇尚和追求的显然是后者。
在我们多少探索了新写实小说的一些特点之后，便会感到，用传统的理论概念评价它是多么的困难。从直面现实之真诚、之凛然上看，它近似严谨的现实主义；从描寧生活之冗琐、之实在上看，它又迹近自然主义；然而，从直感的介入、“非典型化”的运用，注重生存形态和生命体验、追求深沉的反讽效果等方面看，它又掺和了许多现代主义所特有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所有这一切，使新写实小说既构成了对过于陈旧的现实主义手法的反叛，又构成了对过于超前的现代主义手法的反拨，从而在一种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是的浑象融会中使自己得以新生。确切地说，它不属于任何别的主义，它就是它自己：新写实主义。这种新写实主义以承继中的扬弃、借鉴中的创新，开始实现旧艺术的陌生化和纯文学的大众化，在文坛树立了一种新的艺术风范，它预示着当代中国小说将在自我调节中顺应时代发展的好兆头。
新写实小说尚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演进中，但它在初露锋芒之中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东西。作为新的一种文学倾向，它当然也是以某种观念和手法的倾斜为其特征的，指责它有这样那样的过失是容易的，却也是无益的，更有意义的或许是：从这一新的文学倾向入手，研讨与探寻当前的文学创作局部活跃而整体疲软的现状与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