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潮手纪之七
文学进入90年代以来，创作借助于商业运作手段得以继续发展，批评却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举步维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仅有关新写实的异变、先锋派的转向以及“长篇小说热”、“文化散文热”等宏观倾向少有审时度势又秉要执本的总体评论，而且像王蒙、刘心武、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创作的新变，张珉、韩东、何顿、朱文、毕飞宇等新生代作家的涌现，也缺少专心致志又条分缕析的具体评说。至少从目前的状况看，文学批评领域似乎出现了前所少有的自由状态，或者自发自流，或者自生自灭，一切都自然而然。
对于批评的这种状况，批评家自己就在几年前表示了不满。因此关于批评的批评，始终是批评这个日见冷寂的领域里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有的人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兴起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尴尬，有的人认为是人文精神的萎缩造成了文学批评的衰退，更有人认为是批评家主体意识的退化和批评意识的遁逸造成了批评的缺席、失语等自身的不景气。这些意见确实都不无道理，听来也不无启迪，但似乎只顾诊断病灶而忽视了批评的渐变，因而多少对文学批评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的繁衍与演化估计不足。
如今的文学批评与新时期之初和80代年相比，确有很大的不同，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老理。如果我们不以80年代的批评模式看待当下的文学批评，而是立足现状，放开视野，就不难发现，尽管批评因逸出主流意识形态和受制于商品大潮日见尴尬，但批评仍在不断求索，并以更具多样化和民间化的姿态，在批评的视点、批评的方式和批评的文体等方面，开始表现出些许新的变化。
从批评观点上看，在单一的文学角度的批评之外，文化角度的批评越来越多见，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于文学现象的考察，增加了文化视点的批评，如蔡翔的立足于日常文化、胡河清着眼于东方文化的文学评论；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对于当代文化尤其是90年代文化的诸种现象，也初步展开了及时而有力的批评，如吴亮关于城市文化的评论、戴锦华有关90年代文化的述评等等。也许最能显示批评由文学向文化转移的，是兴起于1993年于今仍在发展的人文精神的讨论。这个发生于批评界和知识界的讨论，从人文精神的评估到知识分子的定位，从“二王”的争论到“二张”的“抗战”，话题涉及的内容，入乎于文学又超出了文学，较为集中地表现了知识文人与文化现实的种种关系及其不同见解。这个讨论并非偶然出现，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批评家面临新的文化现状寻求新的位置和新的话语的必然结果。
从批评的方式上看，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正经八板的文字评论之外，又兴起了活泼多样的会议评论。现在各种各样的作品研讨会确乎很多，可以说是接连不断，一些批评者对此颇有微词，一些讥讽有加的批评也已见诸于报端。其实，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一概而论。在作家作品愈见增多而又难于以文字形式普遍追踪的情况下，对某些作家作品假以会议座谈予以研讨，也不失为一种以点带面的评论方式。座谈研讨的对象因种种原因可能良莠不齐，但只要研讨者不失批评家的良知与真诚对象本身的优劣并不一定决定研讨的意义。在笔者所参加的一些作品研讨会上，就既有与会者对某些优秀作品肯定其成就又指出其缺陷的情形，也有与会者对某些稚嫩之作说长道短更帮助作者总结经验教训的情形。这样的作品研讨，对于不同层次的作家都会有所助益。无可讳言，一些作品研讨会，或送书，或管饭，有的还付给审读费，这也为一些批评者所不齿。这实际上是以劳换得，与贿评无涉，对此持批评态度的人如果不是自命清高，也至少是不尊重批评自身的精神劳动。当然，作品研讨会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方式，还需要在发展中形成一些必要的规范，而这显然需要时间。
从批评的文体上看，现在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传统的论说文体的批评文体，成为一定倾向性的现象，至少有随笔体、新闻体和对话体等几种。以随笔的形式写评论，在过去只有王朝闻等罕见的几位，而在近几年，以随笔的方式写评论，或把评论随笔化的评论家，几乎比比皆是，评论家中的阎纲、陈丹晨、雷达、吴亮等人，作家兼评论家的邵燕祥、王蒙、刘心武、张承志、韩少功等人，都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以随笔的方式谈艺说文，便于写作者自如操作，也便于阅读者轻松接受，使供需双方拉近距离，同时适应了日益增长的报刊杂志的需要。新闻体评论，是指那种超出新闻报道的常规，以会议纪实和现象综述的方式对某些文学问题夹叙夹议的深度报道，此类文章在文艺报刊上日见其多，而较有代表性的就有《作家报》上韩小蕙的一些文章、《文艺报》上贺绍俊的一些文章、《文汇报》上张新颖的一些文章等。这种新闻体评论，在客观报道中不失主体意向，在现象描述中叙议结合，以评论因素延伸了新闻的长处，又以新闻的因素弥补评论的短处，以两种文体的联姻丰富了文学批评的品类，因而得到了报刊杂志和文学读者的广泛欢迎。对话体是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评论文体笔者就曾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类似的评论。这种评论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发挥群体的优势，就某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穷形尽相，参与者可以相互切磋，也可以相互辩难，使对话的展开充满一种张力。而旦自然而然地促膝对谈的方式，迫使对话者在理论的思考与表述上以口语化和现场感的方式化繁就简、深入浅出，从而使对活式评论避免了刻板论说，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总之，文学批评在萎顿中踯躅，文学批评又在衍化中变异而这为置身于社会转折和文化转型的时代所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批评的现状，不仅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要看其新变，促其新生。我们应当对这样一点坚信不疑：走出意识形态的约制和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并非是文学批评的穷途末路，相反它会在种种压力的促动下渐次调整，探求新路，从而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方式切实走向自立和自强。
1996年5月260尸京东南
“新写实”小说带来了什么？
近两年，当人们的目光紧紧盯住热闹非凡的社会问题纪实文学时，一种在凡人琐事的确切描述中揭悉人的生存本相的倾向在小说创作中默默进展着。现在，这种“新写实小说”已羽毛渐丰到可以同“后新潮小说”、“社会问题纪实文学”三分当今文坛天下的地步。怎样看待和评价新写实小说的勃兴与意义，已经不可回避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应当说，新写实小说的出现的苗头，人们是由两位湖北女作家的创作中明显感觉到的。1987年，方方发表了中篇小说《风景》，池莉发表了中篇小说《烦恼人生》，虽然前者偏于揭示家世、“地势”所造成的生存文化对现实的人的制约，后者偏于表现冗杂、滞闷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人的人生及人性的挤压，但人们还是从中看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把目光投向蓬门筚户里的粗服乱发，在这些平常人的平凡乃至平庸的生活的述录中，最大真实地呈现他们的生存本相。人们也从中分明感受到一种新的艺术态度，即摒弃一切浪漫主义乃至理想主义的情调，在冷峻、客观的现实还原中，力求作品的局部和整体都同生活本身一样赤裸、原生和逼真，用种种艺术手法把人们导入一种非艺术的世界。池莉近期发表的《不谈爱情》，以其更圆熟的写实笔法，把一对夫妻在种种纷扰下难以自主相互的关系从而陷于泥沼、走向解体的事变写得有板有眼而又无端无由，在那谁都有责任谁都不肯认输的莫名较量中，事情终于滑向并非出自双方初衷的结局。在这里，无论是人们的生活现实还是人们的心理现实，都让你感到既多情又冷漠，既清醒又浑沌。读完作品，人生及人生中本该美妙的爱恋是那样的沉重与烦恼，真是令人难以释然。
刘震云几部作品的接踵问世，使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倾向更加惹人注目。他写于1987年的《塔铺》，描写一批农村高考生无望中的苦苦挣扎，表现出了直面惨淡人生写现实的强劲腕力。嗣后，《新兵连》、《单位》、《头人》等作品更把艺术的镜头对准普通生活中的普通群体，写他们兢兢业业而又悲悲凄凄的生存境况，写他们殚思竭虑而又头破血流的生活奋争。在这些作品中，你总能从世态人情的阐微剔隐中品出一种浓烈的批判意味，但又摸不透那到底是在批判什么。在平凡中体味出深刻，在淡悠中暗含愤激，使刘震云总能把在别人看来无可表现的事体表现得形神俱生，有滋有味，使你不知不觉地进入事境，尔后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