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怎样着急上火，80年代后期以来的小说创作都未能接续“新时期”小说创作那高歌猛进又汪洋姿肆的势头，而是以不即不离、不卑不亢、不愠不火、不急不躁的神态径自走着自己的路。
显而易见，进入“后新时期”之后，小说创作在看取世相、主体意向和表现形式、艺术功能诸方面，都与新时期小说明显不同了。
在看取世相上，“新时期”的小说，或热情描绘新的生活事象（如“改革小说”），或猛烈批判旧的文化残余（如“寻根小说”），都带有浪漫主义的不少遗风，而“后新时期”小说既直面现实，又认同现实，把“理解”生活放在第一位，置身于有局限、有缺憾的生活之中反映生活，更具清醒而严谨的现实主义之神韵。
在主体意向上，“新时期”小说高度重视主体的凸现与高扬，并不惜以主题意念的突出与强化造成作品内蕴上的独特性和艺术上的个性化，而“后新时期”小说则普遍注意藏主体于客体、隐理性于感性，有意使主体与客体保持距离甚至避免主观外露和主体介入，追求描写生活的浑朴原生与温和宁静。
在表现形式上，“新时期”小说以“探索小说”为先导，以审美历险为时尚，哪怕读者越来越少也要在结构上、叙述上、语言上花样翻新；而“后新时期”小说并不刻意追求艺术形式上的新异与怪橘，相反普遍回到故事，回到人物，并随着读者大众的审美趣味相应地调整自己，力求使作品得到更多读者的理解与认同。
在艺术功能上，“新时期”的小说追求教育性、认识性和审美性的三位一体，作家普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作品具有浓厚的干预意识和救世意识，小说创作与公众生活的主流联系直接而密切；而“后新时期”的小说，审美性上升为第一性的东西，作家们的使命意识和干预意识或更见含蓄或明显淡化，作品更注重寓乐于美，寓教于乐，“儿女情”与“风云气”得到了同样的重视，小说创作更多地带入了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个体的生命体验。
以上种种新变迹象，在“后新时期”渐成气候的几种小说倾向中表现得更为具体和鲜明。它们分别是新写实小说、新市井小说、新历史小说和新改革小说。
新写实小说
发钿于1987年间的新写实小说这几年迭以名家新作引人注目（以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为代表父它的基本阵营有湖北的两位女将--方方和池莉，有北京的“三刘”一一一刘震云、刘恒、刘庆邦；其他一些作家也间或有作品靠近或参与“新写实”，这使得“新实写”的强劲势头一直持续不衰。
从新写实小说的骨干作家和骨干作品来看，他们多以平民的视角看取平民的生活，以平民的心态述说平民的行状，“平实”的人生图景中常常溢渗着对生活的庸碌性、复杂性、严峻性的深切体味，似乎刻意要为篷门筚户里的平头百姓鸣苦诉难。当然，无论是方方的《风景》、《挑花灿烂》、《无处遁逃》，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白云苍狗谣》，还是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刘恒的《黑的雪》、《白涡》，刘庆邦的《家属房》、《宣传队》，一家有一家的个性，一作有一作的风貌，但在艺术态度和小说手法上，确有其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方面。比如，以世俗而真诚的艺术目光透视生活之芜杂、之浑沌，以冷竣、细切的感觉还原复现普通百姓之烦恼、之无奈，而且把主观融化在客观之中，把故事消解在常态之中，把生活与艺术水乳交融地一古脑儿端给人们。看似纪实，又实为艺术虚构，看似小说，又酷似生活本身。
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新写实小说提出批评，比较重要的意见是新写实小说把人写成了生存环境的“被动体”，失落了“激励人生、引导人生的理想之光”。且不说这种意见抱定现实主义的传统观念来衡量“新写实”如何地文不对题，即就对新写实小说的理解来看，也还有一些未中肯綮之处。
首先就新写实作家由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清醒、求实的人生态度来看，那就同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不无联系，而他们采取的实话实说的艺术方式，也旨在通过个体或群体的生活遭际直接引人进入人生的体验与反思。无庸讳言，人们经历了“十年浩劫”变得更为清醒了，人们经历了十数年改革生活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社会生活的进步，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讲求个人生活的质量。因此，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开始恢复它在诺大的社会生活中的应有地位，实在是时代演变中的一种进步现象，而作家们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家常生活和小人物的琐细烦恼，无疑是呼应这一历史潮流的审美选择，因为这些更常见的生活和更大量的人物，在反映生活的声息、社会的症结和人民的情绪上更具普遍性和现实性。然而新写实小说并不止于此，如果说它在起步之初还只限于在凡人琐事中揭悉人们的生存本相的话，那么，在刘震云、方方、池莉的近作里如《官场》、《官人》（刘震云）、《无处遁逃》（方方）、《白云苍狗谣》（池莉）等，题旨就明显地转向揭悉一定的社会体制、人际关系、文化习俗形成的环境和氛围对于“官人”们和平民们的无形支配和无情挤压，引动人们在无距离的感同身受中对人的环境及人自身进行深入的反思与反省。它们的确比较集中地写了人难以把握生活的“受动性”，但是这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恰恰相反，它使人更清醒、更现实地认识到社会总有局限、人生总有缺陷，因此生活的不完满、人生的不理想势所难免，人就是要在承受生活的磨难、接受生活的挑战之中学会驾驭自己的命运之船。这一切难道不更具清醒而严峻、诚挚而负责的现实主义精神么？
运用含而不露、不着斧迹的技巧，使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从而抹平艺术与生活的鸿沟，消解创作与阅读的隔膜，淡化严肃与通俗的界限，是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与他们的清醒而求实的人生态度相适应的美学追求，这使他们的作品以日常的人生经验和大众的艺术趣味，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共鸣，也使它们以旧艺术的“陌生化”和纯文学的大众化，在文坛树立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范。
新市井小说
市井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创作倾向，因其名家云集、名作荟萃而蔚成风气。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刘心武、冯骥才、邓友梅等在市井小说中都有过上乘的表演。然而，近年来的一些更年轻的作家虽也同样专注于“市井”，却在创作意趣上别有所求：他们笔下的市井生活带有疏离正统意识形态的自足性，笔下的市民人物带有执着于自己的活法的独特性，作品带有刻意为正在形成中的当代民间社会代言扬声的意味。这些作家中，有河南的张宇、广东的刘西鸿、上海的王晓玉、江苏的范小青，其中尤以北京的王朔最具代表性。
王朔的创作从《空中小姐》开始，就表现出以市井的氛围、市井的语言为市井的“浪子”描形造影的倾向，这经由《顽主》、《橡皮人》、《一点正经没有》、《你千万别把我当人》等作品，渐次走向了极致。他以“一路是侃，一路是言情”的两手活儿，堂堂正正地去写那些在社会转型期涌现出来的市井“浪子”，写他们无所着落的际遇，写他们玩世不恭的生活，写他们无所不“嘲”的痛快，写他们自我失落的苦恼。一个个顽皮又真率、聪敏又狡黠的“浪子”经由王朔的代笔，理直气壮又栩栩如生地向人们走来，诉说着自己的苦乐，证明着自己的存在，让你感到既陌生又熟悉，既可畏又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