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选取市井“浪子”为描写对象，对于王朔的创作至关重要。这既决定了王朔的创作在文化形态上的民间性，又决定了王朔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调彳欣‘性。王朔笔下的“浪子”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逮谁拿谁开涮”，一类是“常说好话儿”，这既是他们基本的行为方式，又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态度。正如王朔自己所说的：“这两种人没有什么别的可以依赖，只能依赖自己。他们没有金钱作后盾一有钱人可以无所顾忌的生活―也没有势力可依赖，他们又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尊，又要迅速被人接受，只好创造一种，也是本能，生活磨炼出来的。一种为自己开道的方式。”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门道、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圈子，从而既倚从社会中心又疏离社会中心既背靠正统文化又调侃正统文化，这正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民间社会的现实写照。这使王朔的作品虽不以风俗化引人，却以时代性见长。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社会生活在发展演进中的切实信息一新生了什么人物、什么圈子，又新出了什么活法、什么语言等等。使人们及时而生动地从中获知社会生活在变异中的种种动向。这也使王朔的作品超出了宣泄与愉悦的审美性功能和娱乐性功能，而还具有体认生活和了解时代的认识性功能。
王朔的“新市井小说”以“俗”中有“雅”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又以“俗”中见“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既使人们看到了翻新之后的市井小说在社会层次、文化形态和话语方式上疏离正统与传统的可能性与自在性，又使人们看到新市井小说所依托的市民社会在价值观、生活观、文化观上与正统社会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渐变趋向。虽然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新市井小说尚嫌势单力薄，但张宇、王晓玉、范小青等人的渐成气候和王朔的越来越“火”，却预示了新市井小说将在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和广大读者的认同与期待中，成为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倾向的可观前景。
新历史小说
30岁左右的青年作家写自己压根儿未曾经历过的历史生活题材，而且写得活灵活现、维妙维肖，是近几年来小说创作中的一大奇观。这也是一个拥有着不凡实力的作家群。作品较多者有苏童、叶兆言、贾平凹、苗长水、李晓、李锐，刘恒也间或有力作参与进来。
苏童等人把历史写活了，是一个显见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他们的作品中，人们还读出了种种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小说”的新的意味。比如，在选题上，他们不再关注历史的巨澜与大波而宁愿去摭拾主潮之外的涟漪与浪花；从家族、家庭和个人的角度写蕴藏于轶闻琐事中的人性、人情；在手法上，他们不愿以“再现”的手段去绘制与社会历史毫厘不差的真实图景，而宁可通过想象和虚拟去追求感觉的真实、情调的真切，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话语去探索奥秘和重叙历史。正是在这洋的意义上，现今的年轻作家描写历史生活的小说，呈示出一沖新的审美风度，使“新历史小说”作为一种倾向走到了我们面前。
可以说，历史小说创作的推陈出新的趋向，人们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中已经感觉到了它的某些端倪。在莫言那充满感觉的灵动性和意蕴的象征性的艺术世界里，人们既体味到了想象性的历史描写的真实性，又领略到了非规范性的艺术手段的冲击力。人们也由此看到了历史将由一代新人重新书写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样的创作意向，到了苏童等人这里更以大幅度的倾斜益发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无论是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叶兆言的《追月楼》、《半边营》、《日本鬼子来了》，还是贾平凹的《白朗》、《美穴地》，刘恒的《冬之门》，都在有意无意之中偏离或疏远了正统的历史，写“正史”所不屑写的妾、妓、兵、匪，甚至以蹊跷之事、寓言之味、忧伤之气揭悉历史之中的人情之隐、人性之秘，以及历史瞬间中个体生命的荣辱盛衰。他们那在叙事中不露圭角的平和而又达观的态度，既让你感到历史没有温度，又让你感到作品没有臧否，描述中似有哀怨，哀怨中又间有怀恋，混沌不明的内蕴和意象，常常裹I：曲婉引人的叙事外衣，使人们在读进作品之后很难轻松地再走出来。
“新历史小说”的作家们，更像是“稗官”，而不像“史官”。他们所钟情和描写的稗史、秘史和野史，充满了对历史中的非正统现象和非常规性因素的探赜索隐，也以此对正统而权威的历史诠释构成了质疑和消解。但勿庸置疑，这也是历史的审美观和文学的历史感的一种表现，而且因为它在合理入情的想象中更多地带入了作家的微妙感觉与细腻心理，在反映历史的生活上更具可触可摸、可感可叹的人的情绪，从而在文学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学的统一进程中，具有其独有的拾遗补缺的价值和补偏救弊的功用。
新改革小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以“改革”这个偌大的概念为某种创作倾向命名很不科学，但有关“改革小说”的提法前几年已约定俗成，近期的有关反映改革生活的小说又与“前改革小说”具有某种联系，这里仍沿用这一提法。
改革小说由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首开先河到柯云路的《新星》推向高潮之后，越来越倾向于表现进步的势力与保守势力的两相对垒，越来越热衷于反映“闯将”的勇往直前和“清官”的为民做主。那种义无反顾的态度和高亢昂扬的调子，委实也是改革初期的时代情绪的文学反映，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上上下下的人们的喜爱。但当社会改革和文学创作都进而深化之后，人们发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事业根本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而在小说里把改革生活写得汹涌澎湃又无坚不摧更显得简单和矫情。因此，改革小说渐次走向式微也势所必然。
当然，改革生活作为当代社会的现实存在不可能走出小说家的艺术视野，不少的小说家在对于国情与文情的重新观察与思考中，也在默默地探索着小说如何反映改革生活的问题。近几年来，一批直面国情写现实，透过改革写人生的小说就陆续有所出现。这些作家作品有：林和平的《乡长》，谢友鄞的《火神》，邓刚的《虾战》，苦马的《现场会》，陈冲的《雨雪霏霏》、《暖冬》，陈宏灿的《党委书记》，何申的《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丁隆炎的《机关》，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等。
虽然都共同面对改革的现实，但在内蕴上和写法上，“新改革小说”与“前改革小说”明显地不尽相同。写现实，它们更注重其矛盾交错的繁复性与难以分辨的混沌性；写人物，它们更注重其含而不露的复杂性与通权达变的灵活性。笔墨更为切实，笔调更见沉稳，作品在整体效果上更像是“清凉剂”，而不像是“兴奋剂”。像林和平在《乡长》里写的梁义为伸张正义的曲折迂回，像邓刚在《虾战》里写的“我”和王胖子在收虾斗争中的遭遇磨难，像陈宏灿在《党委书记》里写的宋波以刚柔兼济的手段改变了乡里的面貌又拓展了自己的仕途；像苦马在《现场会》里写的邓军生为了乡民的更大利益对形式主义的违心依从，都让人倍感人际关系之复杂、现实生活之沉重，以及置身于其中的“改革者”之不易。环境如何遏制人、造就人又激励人，而人又怎样认识环境、把握环境又改变环境，都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真实、一样生动，令人惊醒，又催人奋起。
这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触及了改革主题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与“前改革小说”拉开了距离。它们不再像“前改革小说”那样在热情中偏于乐观，在乐观中又偏于浪漫，那样无论述事写人都强调正对邪的攻无不克和善对恶的战无不胜，使人们在淋鹆痛快的惩恶除邪的壮举中沉浸于疏离现实的美梦，而是在客观中显出清醒，在清醒中显出冷峻，高度重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习俗所构成的种种无形的障碍和加于进取者的种种负累，以及在摆脱和超越它们过程中的千折百回，在艰苦卓绝的画面中让人如实领会改革的不易与艰辛。可以说，“新改革小说”这种对现实改革生活既近距离又审美化的反映，不仅有效地实现了“改革小说”的一次深化，而旦以其直面现实、切近时代的努力，使小说创作的总格局更显合理和全面。
从以上的评述不难看出，后新时期小说较之新时期小说变化委实不少也不小，细察起来甚至有物是人非、星转斗移之感。“后新时期”小说在一些方面对新时期小说创作有所接续，但在更多的方面却表现出了对于新时期小说创作的某种反拨。出现这种情形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异，文化消遣的日趋丰富，商品经济的猛烈冲击，都会从不同的方面给创作者以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却应当看作是在种种外因的促动下，小说家的主体审美意识发生嬗变的结果。小说家们经过时代和文学的风风雨雨，显然更清醒地认识到文学在其根木上不可能脱离严峻而具体的国情与民情，它应作为人生和人性的随行物，以自己的方式同现实的人一同生存、一道发展；同时他们显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作为个体性、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可以因人而异、因人制宜，或与意识形态中心同步并行，或与意识形态中心保持距离或有所疏离，从个体的角度阐述人生，用自己的话语诉说心曲，发出更带个性色彩的声音。这两点看似矛盾的东西合而为一，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后新时期”小说的种种演变。当然，一切尚在“过渡”之中，但已经呈显出来的种种迹象业已表明，小说创作将在内蕴上的“兼容性”和形式上的“隐”（含蓄内在）“私”（个人风格）化下，打破严肃与通俗、纪实与虚构、崇高与低贱、庄严与诙谐的种种界限，将是一个时期里的基本趋向。
1992年9月10-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