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走上文坛是《中国作家》一手扶持起来的。这个起点不低、成长较快的文学“新苗”恰遇这块园丁辛勤、土壤肥沃的文学“园地”，因而在创作上不断有新的起色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这其中孕含着编创双方的协同努力也自不待言。我为《中国作家》高兴，也为高建群高兴。
爱梦难圆
--读徐小斌的《敦煌遗梦》
尽管徐小斌把《敦煌遗梦》的长篇小说编织得神秘莫测而又佛味十足，但作品给人们印象最深的，仍是一个世俗而普遍的人生主题：爱梦难泯，爱梦又难圆。
张恕和女画家肖星星于大西北的敦煌佛窟不期相遇，原本分别带着搜集民间故事和寻找作画灵感的愿望，但彼此的交往和各自的际遇，却使爱梦的寻求渐渐凸现出来。敦煌佛国里那种把性爱升华为艺术的巨大震撼力，异族少女那种潇洒释发情性的强烈诱惑力，都使他和她那种显疲软的婚姻相形见绌。敦煌壁画、敦煌文化和敦煌风情，有如一面情爱的大鉴镜，使俗世情爱的萎缩与丑陋丝毫无遁。由此，张恕看到了他和王细衣草率的婚配如同儿戏；肖星星也深感她与牟生有欠了解的婚姻索然无味。他们在敦煌邂逅几乎是一见钟情，而且从主观到客观都有使关系长足发展的良好契机，但事情的结果却是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岔道，二人最终在爱情之旅上失之交臂。先是张恕因收集传说和给人画像，先后陷入裕固族少女玉儿、阿月西两姐妹的怀抱难以自拔，尔后是肖星星与晚来敦煌暂借住宿的大学生向天晔成为了情人。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相互倾心也旗鼓相当的张恕和肖星星，只得带着难圆的爱梦各奔东西。这一切都有悖情理，但一切又都顺理成章。
爱梦难圆，根由何在？作者徐小斌在作品内外都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做了解说。这内，即作品首章张恕向“我”转述肖星星的感叹：“好男子和好女人永远走不到一起，永远。所以，不要痴心妄想。”这外，即作品“代后记”中作者所表白的“爱和自由从来是个悖论”。爱，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关系的约制、情感的限定，是一种不自由，而好男人与好女人之间的爱，就更是彼此投入更大也更难挣脱的罗网。又因此，“爱和恐惧并存”，小爱小怕，大爱大怕，甚至压力与引力共生，重负与愉悦并存，从而使得人们常常在真心所爱的人面前犹豫不决，乃至举步不前。而这时，不爱又不怕或不甚爱也不甚怕的异性对象，反倒可能轻而易举地侵入充当了真爱的“代用品”。玉儿、阿月西之于张恕是这样，向天晔之于肖星星也是这样。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爱情的错位正由此而来。由此也可见，爱的悲剧往往不是别的，它常常正是人性自身的悲剧所在。
徐小斌是个擅长抒写人生悲凉和人性悲哀的硬腕作家。她早期的中篇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通过某医科大学学生对女青年景焕的所谓精神病的调查，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种种不正常现象如何使一个涉世未深的女青年心悸意乱，抑郁寡欢。如果说这个中篇主要着眼于社会痼疾的淋漓剖掘的话，那么如今这个长篇则主要侧重于人性构成中内在矛盾的深刻揭示。两相比较，她看取人生的艺术眼光显然更见深邃了。
在《敦煌遗梦》的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在评价作品的独到价值的同时，还特别肯定了徐小斌作为一个文学探索者的重要意义。对此，我深以为然。如今的文坛，严肃的文学和严肃的作家似已不多，许多作品多属于读了不会增添什么不读也不会减少什么一类，《敦煌遗梦》在引人入胜的故事中负载着如此撩人心魄的人性内容，在现今的文坛中实属难能可贵。
老村之谜与《骚土》之谵
知晓老村的大名，是看了小说《骚土》之后。当时，以《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和《热爱命运》为代表的“陕军东征”的热潮方兴未艾，书摊上又忽喇喇地摆出了《骚土》等一批乡土题材的长篇。由于这些书的外在包装和广告宣传都涉嫌媚俗，引起了出版管理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找了几位搞评论的同志，要求尽快拿出审读意见。忝列其中的我，分到手的正是老村的《骚土》。老实说，这种角色和这种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审读以挑毛病为主的性质但当我认认真真地读完《骚土》之后，反倒被小说中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浑厚的悲壮气氛和深沉的批判意味所撼动。我感到，小说本身是严肃而独特的，有问题的是有意媚俗并游离作品的外在包装，其情形恰如一个良家妇女被打扮成了浪荡娼妓。我在审读意见中如实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对老村其人发生了兴趣。
嗣后，工人出版社的副总编南云瑞说他认识老村，此人现居北京南城，是陕西籍自由撰稿人。不久，与老村有了正式联系，他借第二部长篇小说《鹫王》出书之际，与北京的陕西籍文人小聚了一次。由此，我约略知道老村的真名叫蔡通海，时年38岁，是陕西澄城人，早年由陕西去青海服兵役，近年又由青海到北京写作品。看着老村那不大修边幅又不太会应酬的样子，我深感《骚土》这本书带给人们的印象与作者实有的情形相去甚远。老村厚道，决不轻佻；老村质朴，毫不风流。人们由《骚土》知晓老村，而彼老村又非此老村，这种阴差阳错真不知是老村的幸抑或是不幸？
由此来看，经过包装的老村与《骚土》因并不切实存有诸多隐情，而未曾包装的老村与《骚土》因难知其详也留有不少谜团。在我向老村表述了这一观感之后，老村先是抱来他的未被删改的《骚土》原作，后又拿来他与邱华栋的对话录《走入骚土》。读完两作之后，我在更多地了解了老村及其创作从而解开了诸多疑惑之后，深感有必要还其本来面目的《骚土》，同时尽快推出这本《走入骚土》，其意义当然首先在于以来自作家的第一手资料揭示老村之谜和解释《骚土》之隐，其次在生活如何成就一个作家，而作家又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把握自己等方面，也有着诸多启人又警人的经验和教益，这对于当今的文坛都不无其现实性的意义。
一个文人以“老村”为笔名，多少显得有些古怪，但老村就这样把“老村”、“文人”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称谓印制在名片上，并在他的《走入骚土》的题记里开首便以“乡土之生身”和“村夫之憨实”介绍自己。显而易见，以老村的名号命名并以此介入文坛，老村自有个人的用意。
这些方面的问题，《走入骚土》一书虽未做出具体的解答，但经由作家的经历和追求自述，又把什么都和盘托出了。
首先，“老村”这个称谓是个人出身的一种标识。老村是生长于陕西澄城农家的乡下人，艰窘的生存环境和枯涩的村社文化，限定着他又养育着他，使他在起步之始就备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他从小就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很早就为命运而焦虑，后来他终于以当兵“走出黄土地”，并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顺顺当当地进了北京，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的目标，但已贯注于他的生命的早年的经历和童年的记忆，却非其他经历所能相抵和类比，因为那不仅是他认知世界的原初印象，而且是他看取人生的基本视点。“村夫”和“村人”的早年人生之于老村，就是这样让他抹不了又忘不掉，而且以神移情随的方式每每左右着他的心态与行状。有意味的是，有着同样经历的一些人在极力掩饰的这种出身，老村不仅毫不避讳，反而理直气壮地昭示于人。这一则表现了他的真挚与诚朴，二则表现了他对“村人”的认同与首肯。由此，老村既表现出了他的立足所在，也表现出了他的特点所在。
其次，老村这个称谓是切入文学的一种角度。文学之果结于生活之树，因立足于生活的角度有别和表现生活的才情不同，才有文学园地里的姹紫嫣红和春兰秋菊。老村深谙其中道理，一开始就依循“写自己最熟悉的”创作规律，把自己定位于乡土，明确了自己这个园丁的责任与使命，那就是让“来自天地”的天籁之音，占据一方世界，给文坛添加一些日见稀薄的生活底气和泥土本色。他以《骚土》等作品实践着自己的追求，并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们切实带来一股清越而独特的乡土新风。事实证明，骚动不安的土地与变动不居的文学，都有新的生面可供开发，文学中的乡村题材和村夫角度仍有广阔的前景。
我还觉得老村之于文学，从个人与文学的角度看，表明人生经历在成就一个作家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把它作为共性符号来看人，则在许多方面解析了陕西的黄土地与文学创作的内在缘结。《走入骚土》告诉人们，十八年的置于“穷”与“左”的社会背景下的乡间生活，使老村从乡邻、从家人、从自己的多重角度目睹并体验了卓富中国特色的社会生活，使他感受盈胸激情满怀，从而想写出来，要说出来；而苦焦的形而下生活最易激发思想上形而上的探索。于是，他十二三岁上接触老子的《道德经》，十五六岁上迷恋古代文学，就成了他在现实驰思寄情的重要手段。其实，现实生活的封闭与落后和文化传统的丰厚与悠久，恰是黄土地特有的矛盾的对立统一。这：荇的互为因果，就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尊耕重读，而年轻的学子就更多地把命运的改变寄托于读书作文，由此黄土地便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知，陕西一省经常从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的业余作者，要以千人计。偌大的一个创作群体，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涌现出诸如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老村这样的佼佼者，也属势在必然。由此也可进而理解中国的作家多出于山乡农家，而农村题材创作也始终在中国文学中占据主流的种种原委。
老村在发表《骚土》之前，曾有过十年的创作演练，但他的名字仍鲜为人知。长篇小说《骚土》的出版，使他几乎在一夜之间蜚声文坛。这种文学奇效的造成，从表象上看要归功于现代图书出版中的商业手段，而究其底里，则还在于作品本身的内功和魅力。图书出版中以商业手段操作的图书，有货真价实的媚俗之作，也有雅扮俗装的严肃之作。《骚土》怍为后者的代表，作品本身即为商业包装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然而，成书之后的《骚土》，显然以前言、后语、封面和封底等环节构成的包装，在作品浑然一体的精与粗、稚与俗、文与野的内蕴构成中，有意突出和渲染了后一方面，从而以外形的媚俗招徕低俗的读者。这样，走向社会和走近读者的搔首弄姿的《骚土》，实际上与作品本身严气正性的文本大相径庭。
比如，对书名《骚土》，书的包装就以误读的方式作了俗化处理，有意抓住风骚的一面大作文章。其实，“骚”，首先是指纷扰和躁动，其次是指文体和诗人，最后才指轻佻和风骚。作者正是在骚扰不安和变动不居的意义上使用“骚”字并把作品命名为“骚土”的。弄清骚”的本义，不仅在于为书名正名，还因为理解《骚土》一书的钥匙正在这里。
日作夜息的鄢崮人，有着不屈的生力与不竭的活力。（旦由于社会和自然的种种条件的制约，未能摆脱贫穷与落后的樊篱，却又陷入动荡又荒诞的“文化大革命”的泥淖，更使一切都走广调又乱了套：有点文化的贺根斗、邓连山把背毛主席语录当成了撑脸面、争风头的手段，流氓无产者庞二臭剃头的营生干不成，便四处游荡、调戏妇女，尔后成了最有资历的造反派；身为“钦差”的季工作组以“革命”的名义训人、抓人又整人，而内心里想的是幼年时算命先生的“官至七品”的预言何时变成现实。在他这棵“大树”的荫护下，党支部的叶金发仗书记之权威逼水花成奸，民兵连的吕连长借握枪之便随意滥施淫威，村民只好顺时势之坡骑驴，看上面的脸色行事，诸种以相互倾轧邀功，以色相诱引争宠之事便接踵而来。而对这些争风吃醋又争权夺利之事不感兴趣，只想仿效梁山好汉们行侠仗义的大害等人，却被穿凿附会地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镇压，使不少善良农户家破人亡。死的死，走的走，鄢崮村元气大伤走向衰落，而季工作组则以成绩辉煌荣升了县革委会副主任。一人升迁，众人遭殃，这是多么残酷的结局，多么悬殊的代价？真不知是人把“革命”扭曲了，还是“革命”把人扭曲了，反正人们都尽力地追随“革命”改造世界，结果却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
鄢崮村果然是一块骚动不安又怪诞不经的“骚土”，但发生在这里那如同打摆子一样的种种病症，都是鄢崮村自行发作起来的么？显然不是，鄢崮村是黄土地的一部分，是中国农村的一部分。作为大社会的一个小构成，它难以避免整个肌体的病患感染，只能以你感冒我也咳嗽的方式传达彼此相连的脉息与气象。因而，这块小的“骚土”，委实是大的“骚土”一个写实的缩影和形象的映照。
社会紊乱了内在神经，风行起政治斗争，农民搁置下土地去从事职业性的“革命”，政治时尚让人们丢弃了自我，遗忘了主体，甚至反“主”为“客”，以角色反串的形式，认认真真又懵懵懂懂地演出着令人啼笑皆非的活闹剧，这就是老村给人们勾勒出的文革十年在鄢崮村的一部历史。这部在今天看来相当荒诞的历史，却是不少人用极其可贵的血泪以至生命书写就的，因此，它荒唐而又沉重，悲哀而又悲壮，很难让人笑得起来。在喜剧和闹剧的形式中深孕悲剧的内核，是《骚土》的最大特色所在，仅此它就超越了一般认识价值，而具有一定的批判意味和启迪意义。
无庸讳言，《骚土》里的性描写相当不少，有的地方还比较眩目，可以说作者几乎是任何可以写性的地方都没有轻易放过。但大体来看，这些描写多为作品的风情描画和人物塑造所需要，而且了笔落墨也比较注意节制和分寸。对鄢崮村人来说，人生本义既简简单单又赤赤裸裸，那就是马翠花所概括的“说尽天厂之饵，不都是吃吃喝喝口日戳戳八个大字”，这也正是儒学老祖宗“饮食男女”的别一说法。其实，就作品一些主要性描写段落来看都并非无缘无故像珍珍为讨好季工作组以身相许，淑九闽史夫有病而找张老师借种，栓娃妈为一筐杏、一瓶油而委身沪买卖人和二臭，水花因偷柴禾不得不跟抓着她的支书上床黑女为一枚毛泽东像章而遭受二臭的凌辱等，虽则得失不成丄比，却也负出有因。而正是这种随意的付出和廉价的失身，以及片非出于意愿和毫不涉及情爱，才让人觉着格外的辛酸与悲哀。因此，在这种随手拈来的性描写里，其实内含了一种对女忭命运的悲鸣和对男权社会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