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骚土》还值得称道的，是它的结构方式和语言形式它在作品叙述上采取了一种娓娓道来的话本小说的叙述方式作现在时的大故事的展开中，又不时穿插讲述过去时的小故啦使得作品引人的故事环环相扣，作品的时间和空间也随之抆大，现实画面与历史图景在系列化的故事中交叉演进，使郜崗忖的人生景观成为过去与现在相衔接的“骚土”史话，而“骚上”史活又成为写实与传奇相杂糅的流动的历史。在语言、语感一方面。《骚土》无论是作者的叙述口吻，还是人物的对话语--都大撞采撷和运用了渭北澄合一带的民间口语和方言俚语使得刻画人物性情和勾勒风土人情，既有描其形之趣，又深讳神之妙，对渭北民间方言口语在用字和用意上的简练而并拙的特点的生发和张扬，还使《骚土》在形式整体上具有一种文内相间、雅俚并举的地域色彩和文化底蕴，使它本身即成为描写对象的一种鲜明标记，使人觉得并非是作者在“言说”黄土地，而是黄土地在“言说”自己。从这个意义上看，《骚土》可能是当今小说创作之中，真正以乡土化的语言完成乡上性的题材的为数不多的一部特色之作。
四
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骚土》充分表示出了老村有备而来的艺术才情，也约略显露了老村尚待克服的一些艺术不足。就我的观感来看，在生活和艺术如何更好地化合的大问题七，或者说在恰当处理创作中的粗与细、雅与俗、文与野的诸种矛盾问题上，老村还须结合创作实践再花工夫和再下气力。
比如老村比较讲究作品结构的故事性和故事本身的可读性，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在注重故事的同时，人物性格的塑造似乎有欠内在，尤其是复杂人物的复杂心态，多属点到为止，很少深究细述。而讲述故事必然注重情节，难以顾及细节，因而在《骚土》里也很难看到大起大落的叙述和大开大阖的描写，整个作品在结构上多为平铺直叙和来去匆匆的推进，看来在注重故事的同时，如何放手写人、写情，使作品跌宕起伏，老忖仍大有文章可做。
还如，老村长于运用方言俚语叙述作品，并常有画龙点睛、妙趣横生的效果。但我总认为，运用方言俚语要适度，因为作品是写给更多的地域的人看的，而语言作为交流、交际之工具，应具有相互理解之可能，不然就成了自我逗趣和自我封闭。我读《骚土》就感到一些方言的运用是生动而适当的，另一些方言的运用则是生涩而失当的。前一种如“谁氏”、“晬娃”、“这相”、“这达”、“务治”、“对铆”、“头牯”、“日鬼捣棒槌”，一般的读者从字面上或上下文的阅读中都能约摸知晓其大致含义，而后一种如“驽”（站着）、“奘了”（生气）、“避尸”（躲开）、“彻业”（完备）、“抬下”（藏起来）、“拧刺”（不驯顺）、“球势”（阵势或德行）、“胡神呈”（捣蛋或发神经）、“球浓水”（没能耐）等，则只有道地的陕西渭北人才能确知其含义，别的地域的读者只能望文生意或望词兴叹了。把这样一些使用范围狭小的生僻方言大量运用于作品，与其说是给作品增色，不如说是给作品添障。
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与作者业已形成的文学观不无千系。如在他《走入骚土》的文学自述里，老村一再强调“土地”对于文学的意义，他不仅有“我的声音来自土地”的宣言。而且有“惟有土地才能教会你怎么写作”的断言。这应当说，老村涉足创作不久，即有对于文学与生活关系如此清醒、深刻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这与那些或把文学当成一己的情性宣泄，或把文学当成个人的文字游戏，恰成鲜明的对照。
文学是生活的映像，也是生活的馈赠。作家的积累与灵感也罢，创作的素材与题材也罢，无不主要来源于生活本身。文学创作的成败与优劣，也常常在于作家把握生活的深与浅与发现生活的多与寡。老村正是把自己的文学之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使他初试锋芒便不同凡响，一切都带有独属于自我的鲜明印记。但还必须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即“文学”与“土地”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接和简单。文学说到底是立足于生活的艺术创作，再经由作家主体完成的作品，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创造和现实的象征物，而非客观生活不走样的文学照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主观意义上的艺术真实，并没有客观意义上的事实真实。因而，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既不能疏而离之，又不能拘而泥之，这里有一个适度的问题。总之，作家应该在立足于自己所熟悉的基地的同时，尽力拓展自己去占领更为广阔的创作天地，而不要囿于一己的偏爱而难于自拔，以至被束缚被框范，从而化优为劣，变长为短。在这些方面，老村似应有所矜惕，如能更好地坚持该坚持的，舍弃该舍弃的，其创作当会有新的局面。
老村有奇才，所以我格外看重；老村是乡党，所以我坦诚相见。但愿这些看法既有益于读者诸君理解老村其人其作也有助于老村自己反醒自我，从而“走入骚土”又“走出骚土”’以更独特更成熟的风姿自立于当代文坛。
1995年6月10日于京南郊
贵在“本乎情性”
--读文乐然的《沉重的崇高》和《走向圣殿》
文乐然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只约略知道他是大西北的一位作家。查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这位出身于生产建设兵团农工的作家，已出版过多部中篇小说集，还曾以短篇小说《蓝色的灯罩》获过新疆自治区的优秀作品奖。
近期有幸拜读他的《沉重的崇高》和《走向圣殿》两部纪实作品，我被深深地震撼了。我既为他所描绘的激越而壮美的人生画卷所震撼，也为他那无遮无挡的如椽大笔所震撼。体现于文乐然笔下的这一份沉重的崇高，苦涩的刚毅，在当今的现实社会生活和文学领域里，都愈来愈见稀薄，因而弥足珍贵。由此，我不仅对文乐然其人其作肃然起敬，而且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沉重的崇高》和《走向圣殿》，都是写地质从业者的，但从这些或为著名科学家、或为普通勘探者的人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由一门科学、一项事业映衬出来的对于人生的执著追求，对于民族的无私奉献。《沉重的崇高》里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相继在地质矿床学和地球化探学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了世界级的科学权威，但他们攀登地质科学高峰的路程却何其艰辛与艰难？那种说变就变的社会风云和说来就来政治斗争，不仅严重碍障着他们的行程，而且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身心，以至于谢学锦把“非科学因素干扰科学”列为最大的烦恼，但他们仍忍辱负重地奋然前行，几乎是在最不适合科学探索的岁月获得了重大的科学突破，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科学成果一道耸立于世界科学之林。《走进圣殿》里在西藏无人区伦坡拉勘探石油的“五物”（第五地球物理勘探大队）和“四普”（第四石油地质普查大队）的地质工作者，几乎是在难以生存的境况下拼命劳作，二十年如一日地把找到石油由梦想变为了现实。彭文元冒着缺少医药和设备的危险使许多人起死回生；戴家友顶着肺水肿的病躯坚守工作岗位；黄文峰临到退休仍分房无望暗自神伤却从不贻误工作；张士奇失踪九天而后生还仍无怨无悔……他们不仅付出了自己的血汗、身体乃至生命，而且还付出了家人解决不了户口、分配不到住房等种种代价。西藏无人区伦坡拉那宝贵的油藏，与其说是他们勘探出来的，不如说是他们拿自己的心血换取来的。这些人们，不仅真正是鲁迅所说的“吃的是草，吐出来的是牛奶”的那一类人，而且是此类人中难得的典型。面对着这样忘我的人生追求，这种崇高的人格精神，我们真如走进了人生的圣殿，一切话语在这里都既显多余，又显苍白，你只能在心里为他们默默祈祷，同时在这爱的大纛面前反躬自省和扪心自问。
文乐然如何把作品写得如此有声有色，感人殊深，我思忖再三，觉得题材内容选取上的独具慧眼是一个重要方面，但这并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成因似乎更多地得力于另一重要诀窍，这就是主体情感的高度投入和充分释发，以及由此带来的叙述角度上的化客为主和叙述方式上的缘情造文。
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主情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传统。刘勰曾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的论说，唐代的令狐德棻也说过“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以为，文乐然的创作深得此中奥秘，他把“本乎情性”一说融入自己的血液，化为自己的感觉与语言，以此造成自己的鲜明特点自然而然。
他在对描写对象的把握上，你能明显感觉到一种主体感情的倾注与流贯，以及这种强力投入所造成的叙述角度位移，即他常常不是作为冷静的旁观者、客观的插述者出现，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对象，随形就势地消解彼此的距离，甚至就不加掩饰地站在对象本身的立场上为之代言。他写谢家父子时，为他们的每一个进取而欢欣，也为他们的每一次不幸而愤激，甚至为谢家荣的平反通知上未有道歉内容而不满，为谢学锦几次申请住房迟迟未果而不安，这种情不自禁又臧否分明的爱憎，已非一个寻常写作者的既有情怀。他写伦坡拉的“五物”“四普”的人们，因与他们有过同生死、共患难的遭际，就更是彼此不分，你我不论，如话家人又如数家珍，写自我与写他们已水乳交融地难以区分。这种主体投入、真情贯注，不仅使文乐然的作品在内在魂魄上有了“情志”的依托，而且还使他下笔为文，纵横自如，游刃有余，要写什么便写什么，想到那里写到那里，一如天马行空，悬河泻水，从而又造成了叙述上的不落窠臼，文体上的不拘一格。就以《沉重的崇高》和《走向圣殿》为例，你说是报告文学吧，又有太多的议论和抒情，而且头绪丰繁，披头散发。你说是散文吧，又基本纪实，没有虚构，而且现实报告性极其强烈。真是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是。清代的袁枚曾有“意似主人，辞如奴婢”的说法，这一说恰似在为当今的文乐然的创作在做注脚。他的创作，一切都从属于情性，服务于情性，从而以对传统文体规范的突破，形成了自己独具一格的文体无论你怎么看待和称谓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它负载了合适的情性和内容，而且有滋有味，相得益彰。
文乐然和他的文学创作，是当今文坛的一个重要存在。他的严气正性和自出机抒，不仅丰富了当今的文学创作，而且有助于改变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向“商品化”倾斜而造成的“一头沉”局面。在此，由衷地感谢文乐然，并祝愿他在创作的征途上，一路珍重，一路丰收！
1996年6月5日于京东南
本色陈忠实
如同恋人接触多了反倒看不出来长相如何一样，朋友间交往深了也常常谈不出更为特别的印象。我与作家朋友陈忠实的关系，大致就属于这种情形。
初识陈忠实，约在十数年前的1973年。那时，陈忠实刚刚发表了中篇小说《接班以后》，作品以清新而质朴的生活气息与当时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鲜明对照，在陕西文坛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我所就学的陕西师大中文系邀他来校讲学，他以他自己丰富而切实的创作体会，生动而形象地讲述了由生活到创作的诸多奥秘，使我们这些听膩了枯燥课文的学子大泡耳福。看着他那朴素的装束，听着他那朴实的话语，我开始喜欢上这个人，同时也对他有了第一个印象：本色的人。
70年代末我调到北京工作之后，思乡恋土的强烈念想一时难以释然，陈忠实的小说便成为寄托乡思、宣泄乡情的重要对象。它使我身在繁华而嘈杂的京城而得以神游熟悉而温馨的故里，这种阅读显然已超出了文学欣赏的范围。1982年间，《文学评论》编辑部要我为《文学评论丛刊“当代作家评论专号》写一篇作家论，我思来想去还是选择了陈忠实。因为我差不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心里感到有话要说也有话可说。在写那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与陈忠实通了好几次信，算是正式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由那时到现在，已有十数年。十数年来与忠实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触都无不在印证着我对他的原初印象：本色。我想象不出除了“本色”一词，还有什么说法能更为准确地概括他和描绘他。
与陈忠实稍有接触的人，都会有人如其名的感觉。的确，为人忠厚、待人实在，在陈忠实完全是一种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使人和他打起交道来，很感自在、轻松和“不隔”。
同忠实在北京和西安相聚过多少次，已经不确切了，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头一家饭馆的相会却至今难忘。那次忠实来京到《北京文学》办事，交完稿后在《北京文学》编辑部打电话约我去见他，我赶到《北京文学》的门口后，我们就近在西长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面馆要了削面和啤酒，那天饭馆的人很多，已没有位子可坐，我们便蹲在饭馆外边的马路牙子上，边吃边喝边聊，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聊着热热闹闹的文坛和创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实在惬意极了。
由此就好像形成了习惯，每次忠实来京，我们都去街头找家饭馆，在一种家常式的气氛中谈天说地。他先后两次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所下榻的京西宾馆附近没有小饭馆，我们就步行很远到小胡同里去找小饭馆，连喝带聊度过两三个小时。对于不讲排场、不吃好的而又注重友情、注重精神的我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交往方式了。把这种平民化的交友方式与忠实常常要离城回乡的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我以为，这除去表现了他的为人实诚之外，还是他人生的一种需要。他需要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保持最经常的接触，需要和自己熟稔的阶层、喜爱的土地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他才既有出自生活的清新的审美感受，又有高于生活的深邃的艺术思考。
陈忠实对帮助过他的人，宁可感念于内心而不形诸于口头，也很典型地表现了他的为人之忠厚。他于1979年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信任》后，由于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的发现与支持，得以在《人民文学》转载并在该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他十分感激这个关怀和鼓励他的创作的文学前辈，但却没有像有些人那样或致信感谢，或登门认师，只是默默地铭记于心。嗣后参加“十三大”期间中国作协的一个聚会时，适逢张光年同志在场，他听说这一天是光年同志的生日，便相邀了作家金河等人一起向张光年同志敬了一杯酒。张光年同志问了他的名字，才知敬酒的人中有一个是陈忠实。
陈忠实以他的方式待人处世，这种方式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繁缛，不含任何俗气，一切都是自我本色的自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