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能让人看出城市人们的心态本相的，是围绕着普、陶情事纠葛的相关者的种种做法和想法。普运哲挟副市长之威与陶又佳卿卿我我，显然是想不失已有的官人身分又能得到如意的情人；而陶又佳把一腔热情倾注于普运哲身上并不旁顾，只想得到自己所喜爱的男人；葛佩云想方设法地拍下普、陶幽会的照片，是想以此为据拿住普运哲使家室保持稳定；而白已贺把无意中得到的照片胶片大加利用，企望以此要挟使心爱的女儿和自己改变命运。站在各自的角度上来看，每个人的欲求都不失其理由，甚至都源自于“爱”的原初点。但这种需要的相互碰撞构成了心理的相互提防，心理的相互提防又构成了遭际的相互勾连，所有人的意愿和向往都在这种相互掣肘、彼此牴牾中，被大大地打了折扣，从而使人人都难以遂愿，甚至离原初的愿望愈来愈远。普运哲不得不丢弃了陶又佳，陶又佳眼看着失去了普运哲；葛佩云为自己偷拍的照片受尽了白已贺的折磨，而白已贺则因利令智昏丧命于一场车祸。谁都没有实现原有的理想，谁都没有如意的人生，蹊跷的事件与乖蹇的命运之中，不仅内含了矛盾的互依、互存的生活辩证法，而且深蕴着理想与现实的永恒矛盾性和具体人生的非完美性等诸多人生哲理。
《无雨之城》所包含的人生难得潇洒的种种意蕴，却采用极为萧洒的方式娓娓道来，整个作品表现出以轻松说沉重的独到风恪。作者注重情节的生活化、细节的心理化，自然洒脱而又实话实话的语言，使叙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和可读性，在引人入胜中启人思索。直面现实有腕力而又意味绵长有魅力，这在当前的长篇小说中并不多见。《无雨之城》较好地做到了二者的交融并会，标志了作家铁凝在一个新的艺术层次上走向成熟。
心性的误区
--评胡健的中篇小说《心里有事》
早就知道胡健在写小说，却从未拜读过她的作品。不经意中读了她发表在《十月》1991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说《心里有事》，使我颇为惊异和震撼。我感到，仅由此作，就须对作为小说家的胡健刮目相看了。
从《心里有事》一作扑朔迷离的内容看--胡健用轻描淡写的“心里有事”做作品的题目，实际上是玩了个欲扬故抑的把戏。部级干部老贺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不堪忍受“叛徒、特务、流氓”的罪名跳楼自杀，妻子高吉英和长子贺平东在追寻老贺的死因时，发现老贺与另一女性肖洁如有着长期相好的关系，老贺的自杀紧随在肖洁如病故之后。洞悉了父亲的人生隐秘和爱情悲剧后，贺平东更加看清了自己与齐心在“文革”中结成的有名无实的婚姻的无聊与虚假，遂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老辈的高吉英寻思老贺留下的谜总难以释然，小辈的齐心则咀嚼着平东留下的苦果难以下咽。如许繁芜交错的纠葛与碰撞，一句“心里有事”如何概括得了？当然，说“心里有事”也对，怛那只是最直观的表现。心里有事是因为事中有隐，事中有隐是因为隐中有情，情中又有戏。
乍一看来，《心里有事》中的几个主要入物都不那么正常：老贺真心挚爱当年地下工作中的假妻子肖洁如，却不得不虚意维护既有婚姻的表面和谐，在情与理的双重煎熬中苦度人生；肖洁如明知身为高级干部的老贺不能离婚弃家，却又抱定非老贺不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老贺的终身情人；贺平东在众多追随他的女知青中选定齐心为妻，然而彼此尚义不尚情却使夫妇关系名存实亡，他难以改变眼前的现实便拔腿一走了之；而在没把女人当女人的年代成长起来的齐心，既缺少女人应有的柔情，也不知丈夫需要女人的柔情，时时隐入一种勉为人妻的苦恼。谁都在尽心竭力地生活，谁也没有可心遂意的人生，真不知哪儿出了毛病。
可以说，无论是老贺、高吉英，还是贺平东、齐心，无不是由不如意的婚姻带来又不顺遂的人生的，但那不如意的婚姻也并非是他们自己有意造成的，那实在也是时势使然。老贺在婚后两地分居的地下斗争中，与挚爱他的假妻子肖洁如在耳鬓厮磨中萌生真情，实属合情合理。问题是，当他想解脱自己与高吉英的关系时，夫妻关系不知怎么就具有了超出当事人双方的象征意义：“不忠于配偶就如不忠于革命，不忠于党和人民。”革命干部岂能不忠于革命，无奈，老贺只有维持好已有的夫妻关系，以对得起“革命”，而在私下保持与肖洁如的关系，以对得起情人和自己。应当说，老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处理他所面临的特殊关系，已经很够了不起的了。他既为自己先前选择了高吉英负责，又为自己后来钟情于肖洁如负责，而无论是与肖洁如的假中作真，还是与高吉英的真中作假，他实际上都是承受着社会角色带来的负累，默默地自我消化着“革命”生活附加于个人情爱生活的涩果。说实话，读到老贺在肖洁如弥留之际悲痛欲绝的情节，谁人能不为之动容、动心呢？他终未能让肖洁如堂堂正正地得到自己，反拖累得她在不名誉的境地之中身患绝症了，恐怕这是他不能原谅自己而最终自杀身亡的根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死不是对现实的消极的回避，而是对现实的无言抗议。贺平东的遭际很像是老贺当年的故事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他也正是在父亲的人生隐秘的层层揭示中，对比式地认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婚姻。他在“文革”时期的知青生活中与齐心的结合，也是那个特殊历史的特殊气氛所派定的。那个时代，他只能找齐心这样的“铁姑娘”。当他在夫妇关系中享受不到男欢女爱的应有愉悦并随着时势的演变愈感失落时，一切都已铸成“铁”一样的事实，而他放不下“局长”的架子和放不开闭锁的心性，既使他难以走到离婚这一步，又使他不会找到情投意合的情人。很了解他的女医生洪刚说他“你连你爸爸都不如，你爸爸还有个肖洁如”的气话，确是结结实实的真话。因此，他抛却一切离家出走，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其实也需要一种勇气。如此说來，是否高吉英不屈不挠地粘住老贺、齐心不热不冷地对待贺平东就皁劣了呢？也不是。当婚姻越来越具有社会象征意义，越来越变为政治生活的表现方式的时候，高吉英也罢，齐心也罢，也只能顺其自然地表现自己和要求对方，她们不可能违抗宏大而强劲的社会政治文化潮流，而有别的什么选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发生在贺家两代人身上的婚姻悲剧，虽然表现为个人的乖戻行状和家庭的私情纠葛，但其根须生发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生活土壤，其丝丝缕缕无不联系着他们所置身的社会文化氛围。因此，那显然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和家庭的悲剧，无疑正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通过沿波讨源的叙说与描述，胡健终于从“心里有事”的原初起点上步步掘进，揭示出了蕴藏在事实深处的本原病灶，使人们看到了时势是怎样的造成人们心性的误区，而人的心性误区又怎样导致了婚爱的不幸，婚爱的不幸又怎样造成了人生的悲剧。
有了以上的立意，《心里有事》作为一部中篇小说已经具有了不薄的分量，但它的内蕴还不止如此。它在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对人之性情的制约与束缚的同时，还触及纠结在性爱与婚恋问题上的诸如人的自我认识的深化与爱的时代性差异、爱的理想与爱的现实以及性爱中男女心性的差异等内在矛盾。这使人们看到，走出政治生活的桎梏，婚爱本身仍有种种难题有待于人们去认识、去求解，那真是有如人本身一样复杂、奇妙而深奥的一部不可穷尽的大书。胡健是清醒的，她尽其所能给我们描绘了爱的世界的种种风情，却并不刻意断言什么、灌输什么。但她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又分明带着人生的和情爱的诸多深切感受与领悟，含而不露地诱导人们去切实地把握自己，把握爱情和把握生活，做自己真正的主人。这一点，既由老贺和贺平东的失败的婚恋从反面衬托了出来，更由齐心的自立、洪刚的自强从正面表现出来。不难看出，当作者的笔墨一涉及到自信的洪刚和觉醒的齐心时，那坚定的语调中透出了一种欢快，甚至在那“女人可以没有男人，但不能没有女友”等语句之中，隐约带出了一些女权主义的意味，自觉不自觉地在张扬女性作为人的自知、自主、自尊、自爱。
我对《心里有事》颇感兴味的，还有作品那超凡脱俗的叙述方式和结构形式。作者在作品一开始，就以贺平东的无端失踪设置了一个很大的悬念，这一悬念既引出了齐心与贺平东的关系，又引出了高吉英和老贺的关系，过去和现在在四个人的多角度的交叉叙述中顺流而来，有枝有蔓有声有色，寓理于情又寓诚于朴的描写，使人恍若身历其境又迫使你去琢磨事情的究竟。但作者接着在结构形式上玩了两个花招，使抱有传统阅读习惯的人们不能不感觉意外。其一，是贺平东失踪一事原因既不详切结果又不分明，始终没有做个明晰、确定的交代；其二，是齐心在除夕之夜接到一个无声的匿名电话，她先认为是贺平东，说了一大堆妻子身分的话，后又以为是儿子小村--乂说了一大堆母亲身分的话，对方始终一声没吭。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作品压根没有任何暗示。此两点给作品留了明显的空白，而且蒙上了些许神秘的色彩，等待读者去进一步解读。这种结构方式是大胆的，也是独特的，其大胆和独特都在于突破了传统小说写法讲究故事完整和叙述明晰的常规，以结构布局的有意断裂和疏漏，使作品的叙述产生了一种张力给读者在阅读中驰骋想象提供了可能。这使《心里有事》带有些许“原小说”意味，成为一种可供人们再创造的“文本”。
正是基于既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婚爱悲剧的实质，又出色地显示了当代小说艺术的技法的这一点，我觉得对胡健不能低估和轻看，这分明是一个已经走向成熟的“新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已有坚实造诣和独到追求的胡健，写出更有分量更具新意的作品，获得更大的发展，正如同“天欲飞霜、云将作雨”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神性传说中的人性隐秘
--读高建群的中篇小说《雕像》
一向以扎实、厚重著称的《中国作家》，在1991年连续推出了一批题旨丰富、风格多样的中篇小说，内中蕴含着编辑们辛勤的劳作，也显现了作家们不倦的追求。如果说每个刊物都是当代文坛的“了望台”的话，那么通过《中国作家》这个“了望台”，人们看到的是小说作者正以沉稳的审美态度进一步走向艺术探索的深化。
在该刊1991年绰约多姿的中篇小说群中，值得注意的作品相当多，而我着意挑选高建群的《雕像》（第4期）来谈论，却不仅因为作品写了家乡陕北令人感到亲近，而还在于这个作品的确有一些耐人寻思的独特意蕴。
作为一个青年作家，高建群是以擅写传奇题材、注重生活底蕴引人注目的。《雕像》也具有他的创作的贯常风格，作品以一个青年画家因要为一位红军女英雄雕像来到女英雄生活过的地方搜集素材为主线，由众多情节碎片的连缀与拼接，构成了对一个英雄传说的寻绎与解读。
画家从老高等人的追忆中了解到，女英雄兰贞子从小投身于解救穷人的革命，入党后肩负改造地方武装的使命，尔后听从革命需要与部队首领李得胜成婚，最后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总之，无论是流传于民间的兰贞子，还是记载于史料的兰贞子，都是打富济贫、所向披靡、才貌双全、智勇兼备的神奇英雄。这虽然不失其光辉性和传奇性，但却缺乏把自己同别人区分开来的“这一个”所应有的个性特征。画家本能的艺术追索和敏感触角，使他进而由一张遗像窥知了女英雄鲜为人知的秘密：舍弃与情人单猛的结合而受命与搭档李得胜成婚，使她在牺牲生命之前就已牺牲了爱情，从而使她的革命生涯充满了忍痛负重的悲壮意味。发掘出被神性传说掩盖了的人性隐秘，画家颤栗了。这一发现使画家增进了对于女英雄的理解，从而使雕像的塑造更加理想，也使单猛勾起了对于女英雄的炽热怀恋，并促成了他最后陪伴着恋人的雕像溘然长逝。故事情节的两次意外生发，使作品的意蕴陡然升华，兰贞子、单猛都以格外生动而鲜明的形象站立在了人们的面前。
兰贞子的就义是那样的从容而慷慨，那里分明既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私，又有一无所有、了无关碍的无畏。她或许是在割舍了爱情的那一刻就决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在这种不惜生命的奉献中恰恰隐藏着她对真挚爱情的强烈憧憬。而老干部单猛数十年珍藏着兰贞子的照片并不遗余力地为雕像到处奔走，甚至依偎着兰贞子的雕像安详地死去，显然也是既把生命献给了革命，又把生命交予了兰贞子的。剥露出英雄人物非规范性的一面，兰贞子和单猛都没有因此而减损光辉，相反，他们的崇高和非凡因立足于真实和平凡更加可歌可泣、可敬可信。通过兰贞子和单猛爱而难婚的故事，高建群给我们描绘了一个英雄而悲壮的时代。那是一个革命和爱情难得两全却又始终相生相伴的时代，缭绕在那个时代那块土地上的一曲曲“信天游”，无不充满了这种甜蜜与苦涩相互交织的旋律：“闹革命的哥哥你试听，干妹妹要和你结婚”；“你当你的红军我守我的寡，革命成功再到一搭”；“哥哥你常常打胜仗，再不要把心操在奴身上”；“只要革命成了功，牺牲我的男人莫要紧”。因了革命而恋爱，又因了革命而舍爱，在这看似矛盾的心态中正包孕了一种对更大、更高的利益的遵从。陕北的人民是怎样在苦求爱情又牺牲爱情的悲壮人生中表现出崇高，于此可见一斑。
在《雕像》一作中，高建群既大胆地去揭示神性传说中的人性隐秘，努力恢复其原本世俗的真实面目，又勇敢地直面现实社会中精神生活的缺损，把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注入了当前的时代。的确，无论是兰贞子的为革命的两次牺牲，还是单猛晚年的为恋人殉葬，都体现了为一种自己所认准的信仰而奉献一切的专注精神、奋斗精神和牺牲精神。“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这样的精神，世间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办不成呢？
《雕像》的题材是严正的，人物也是崇高的，但作品在表现形式上却一反此类题材刻板、枯燥的通病，以连环性的悬念结构情节，又以好奇性的口吻叙述作品，尤其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许多“信天游”的段子和句子，使作品举重若轻又钩深致远，不露圭角而引人入胜。虽然作品还存有人物形象尚欠丰满，细节描写有失粗疏等不足，但高建群的小说艺术显然较前更见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