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当代小说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更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和俄苏现代小说的经验，创造出从表现手法到艺术技巧到语言都比较现代的作品，如《白鹿原》那样；另一个方向就是更多地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又糅进一些现代的东西，如《废都》这样。从《废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某些东西的复现，要说它有某种“返古”的倾向也未为不可，但这里面还是有贾平凹自己的创造，因此又不是简单的复古。我们不能说《废都》就会流传千古，但至少在当今的长篇小说中它是独树一帜的。
陈：今天我们三个人侃了三个小时，涉及到《废都》五个方面的问题，但还不能囊括《废都》的全部问题……
王：说不尽的《废都》呀！
白：是说不尽，这个说不尽既包括《废都》因丰富、复杂说不尽，也包括了看法不同的说不尽。
陈：譬如关于《废都》中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妇女形象，我们就基本没有涉及。我们在座的有一个女权主义者……王：不，是“后女权”（众笑）……陈：可能有一些话还没有说。譬如《废都》的悲剧意识就没有涉及。但我们涉及到《废都》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当然还是比较浮面的，没有深化。对这些问题我们有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对《废都》所表现的文化层面的东西的看法就比较一致。其他问题的看法则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的阅读感受不同，评价标准不同，所拥有的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也会影响到对作品的评价。我们的这些不同意见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社会上对《废都》的不同意见的反映。这些分歧意见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也许在某些点上可以统一起来，达到共识，但有些问题恐怕永远也统一不起来。对《废都》的评价，恐怕需要留待时间的检验，沉淀若干岁月，可能对它的评价会更客观一些，但永远也没法子一致。对《金瓶梅》，对《红楼梦》，不是至今都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吗？今天我们是不是就侃到这里？
“陕军”七人小说创作论略
今年年初，既是作家又是编辑的陈泽顺君从陕西调到了华夏出版社。谈起搞点有意思的选题，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编一部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精品选集。原因很简单，其一，被文坛称之为“陕军东征”的长篇现象正方兴未艾，在此之时系统地提供“陕军”的小说作品，正可满足广大文学读者的阅读需要；其二，作为陕西籍的或长期参与陕西文学活动的文学工作者，我、白描和陈泽顺，对于陕西的作家作品都有着如数家珍般的熟悉与热爱，编选此类书正有着别人所难以替代的优势。于是，说干就干，就有了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
这部书共选收了陈忠实、贾平凹、京夫、程海、莫伸、高建群和杨争光七位小说家的十六篇（部）小说作品，作家都属“陕军”之主将，作品均为主将之力作。依次大略读来，即会看出“陕军”之文学硕果，不只限于长篇小说“东征”；还可感到近年的“陕军”以联袂“东征”震惊文坛，也实属事情发展之必然。
此文是为《陕军东征小说佳作纵览》撰写的代序
受几位编者的委托，我就我所了解的七位作家的创作结合他们的作品略作评价，借以与读者交流研读“陕军”之所得，也试为他们走向读者和读者走近他们搭筑一座桥梁。
以《白鹿原》享誉天下的陈忠实，无论是从省作协主席的地位上看，还是从近年来创作上的影响来看，无疑都是“陕军”之主帅。这个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的中年作家，完全是以不急不躁的态度和稳扎稳打的步履，一步步地实现着自己在创作上的种种追求的。他在创作起始，只把“从生活到艺术的融化过程”作为目标，力求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写出自己眼睛里的世界和感受到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演练，使他在独到地把握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上找到了自己，作品也充满了源于生活的内在魅力。他于1979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和于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乡村》，都属于这一时期艺术探索的结晶。如果说陈忠实在他的创作初期是以求真为特征的话，那么，由1984年的中篇小说《梆子老太》开始的创作中期，则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而求深了。这部小说所叙说的是不正常的年代扭曲了老农妇梆子老太的灵魂，而她又以被扭曲的灵魂进而去扭曲身边的生活。作品在对人对事的审视上，显然借助于国民性问题的省察，达到了相当的人性深度。此后发表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持续并深化了这一文学思索，通过徐慎行先有封建礼教毒害后有极“左”思潮虐杀而使其终生唯唯喏喏、紧缩心性，把强大的社会思潮施予弱小的生命个性的巨大的影响，描写得入木三分，令人惊愕。这些作品读后难以释卷，它们总牵引你从社会文化的根基上去反思普通人所不应有的乖蹇命运。1987年之后，陈忠实集中精力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这部长篇处女作显然把他的小说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这就是在原有的故事上求真、题旨上求深的同时，还在艺术表现上求新，以对现实主义手法的革故鼎新，使作品在内蕴上和形式上都深富史诗性的风韵。可以说，陈忠实从不把自己的创作寄托于一时一事的追波逐流，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默默地走自己的路。他的《白鹿原》的成功，正是他甘于寂寞又不懈求索的必然回报。
本书在《白鹿原》之外收入的短篇小说《轱辘子客》和中篇小说《地窖》，都属于陈忠实创作成熟期的作品。《轱辘子客》明写王甲六“总想走一条笔直的路而其实每一步都歪着”的生活坎坷，暗写大队长刘耀明出于个人目的倚权弄势对王甲六的命运播弄。与王甲六这个钱场上的“轱辘子客”比起来，刘耀明这个官场上的“轱辘子客”，何等的阴险又何其的顺遂。集权主义的年代如何抑善彰恶、以邪充正，于此可见一斑。这个短篇的叙述方式之蕴藉，批判意味之深刻，与陈忠实早期的短篇小说相比，几乎判若两人手笔。《地窖》这个中篇小说以“文革”前后的历史动荡为背景，通过关志雄在“四清”中错误地整治了唐生法的父亲，唐生法借“文革”扯旗造反整治关志雄这样一个连环套式的纠葛，揭示了“左”倾思潮假“革命”名义给不同的人带来的命运悲剧。作品由关志雄无奈中被唐妻藏入地窖起笔，层层剥茧式地细细道出事相底里，在引人入胜之中启人深思。应当说，无论是《轱辘子客》还是《地窖》，都显示了陈忠实对于人性和人生的复杂性的认识与把握，那种钩深致远的题旨营造和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多少也能见出后来《白鹿原》中的某些影子。反过来说，也正是这样的生活小发见和艺术小探索的铢积寸累，才使他最终聚就了《白鹿原》这样的艺术巨塔。
从以创作的别树一帜在文坛辄领风骚的一方面来看，贾平凹可视为“陕军”的另一主帅。如果说以陈忠实为代表的注重写实述史的小说创作倾向，基本上是柳青、杜鹏程的小说传统的接续与延展的话，那么，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愈来愈成为这一小说传统的例外。在他的小说创作前期，短篇小说《满月儿》，中篇小说《鸡窝洼的人家》等及长篇小说《浮躁》，叙述手法上较为传统，题旨表达上也不乏强烈的写实气息，而《太白山记》以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表现方式上返朴归真，扑朔迷离所负载的内容也真幻莫辨，虚实并蓄，明显带有以感觉化的语言抒写非确定意向的意味。《废都》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在表象记述文人的心态与行状的同时，内里抒写一个迷惘者裹藏在无聊与无奈中的寻索与哀叹，那种由形而下的沉沦和形而上的悟想交织构筑成的画面，使它更像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互嫁接的独特艺术产儿。
本书所收的贾平凹的三篇作品，均为他创作变异期的代表作。短篇小说《太白山记》以笔记体的形式描述一种浸透着神秘文化气息的社区生活，并经由这种生活氛围体现作者对作为生命本体的人的了悟与感知。作品里的人和事，被一一剥离了社会性的色彩，以最本能也最简朴的状态展示着生存与生命本身，有如一幅幅初民生活的岩画拓片。中篇小说《佛关》，是作者由《太白山记》到《废都》的许多中介中的重要一环。这部作品以少女兑子因美而招致的种种不幸，实际上揭示了人性之中的一个悖论：人渴盼美，人又毁灭美；美能陶冶人，美也迷惑人。作者在这里不仅在哀叹美人的不济的命运，更在呼吁给美的事物造成美的环境。作品在对人生和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的思索中，表述上也首次以“0000”的方式对某些性描写文字进行了删节处理，由此也可见，《废都》中的“口口口口”并非是作者一时的心血来潮，它委实是作者在涉及性描写时自我约制的一种手段。把《太白山记》、《佛关》与《废都》连缀起来看，作者在小说艺术的探索中的路数便十分显见：由群体到个体对普通生命的合目的生长进行深刻而细切的观照，而在艺术上则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这种在描写对象上锲而不舍的挖掘与探求和在表现方式上变动不居的借鉴与创造，正是贾平凹的小说创作总能独树一帜因而也弥足珍贵的奥秘所在。
作为“陕军”中的重要一员，中年作家京夫是以扎实、稳重的创作风格见长的。8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的《深深的脚印》、《手杖》、《娘》等短篇小说，均在文坛引起过一定的反响，其中《手杖》一作还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这些作品，多以平实而细小的生活情节，描写体现于普通人家或亲情之间的道德变异，往往在生活的细波微澜之中折现人生的宏旨大义。中篇小说《啤酒》带有他创作的固有特点，它由当年的老干部老东山在给私生儿子民娃做短工时的回忆与感触，写了社会历史对人的限定：它既使老东山失去儿子民娃，也使他愧对情人陈玉民；他只能在大义灭亲的阶级斗士和有情有义的寻常男人之间择取其一，历史迫使他选择了前者，他却带着永远的负疚与缺失苦度不如意的人生。问题还在于，历史在动荡之后复归了正常，而老东山却再也找不回他失去的青春与人生。作品在辛中含酸的悲剧故事中，包含着深深的社会反思和文化批判的意味。这部作品在内蕴上和形式上，都与作者的《八里情仇》等长篇小说不无异曲同工之妙。《八里情仇》在林生与荷花曲婉迷离的有情入难成眷属的个人恩怨中，包孕的正是对家仇、“左”祸和贫穷沆瀣一气愚弄普通人的外在强力的有力揭示和强烈批判。畸恋的历史必然造成畸态的人性、带来畸态的人生。人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健康的主体，更有赖于健康的环境，人与社会正是这样互为作用、互相影响，这便是京夫近年来在小说创作中萦绕于怀的大主题。如同《八里情仇》既具传统现实主义之长又有传统现实主义之短一样，《啤酒》一作--叙述方式上也是较为平均地使用笔墨，因而前半部颇显琐细和累赘，影响了整体结构的谐调与紧凑，使人读起来不免感觉沉闷。看来，如何使作品的叙述轻重有致、缓急相宜，摒弃事无巨细都精雕细刻的平铺直叙方式，确是京夫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以长篇小说《热爱命运》使文坛广为瞩目的程海，先前在陕西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他在80年代中期转入小说创作之后，曾以《三颗枸杞豆》、《情不自禁》、《我的夏女士》等短篇、中篇小说，使不少人刮目相看。他在小说创作巾带入了诗人的锐敏观察和细腻感觉，因而看取生活常能见人所难见，表达感受也常能言人所难言，自觉不自觉地溢渗出诗人所特有的一种气质。收入本书的《人之母》，你可以说是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中篇散文，它以散淡的结构和随谈的形式所叙述的有关故乡的人和事，并不重在具体写了什么，一切都在于勾画一种丑陋与美好并存的生活氛围，抒写一种苦涩与甜蜜混杂的乡恋情绪，在整体上实现一种大写意。《人之母》的这样一个意蕴与它的独特形式关系极大，它既写实又写意，既叙事又抒情，还间或议论的叙述，颇像小说、散文、诗歌和小品诸家笔法熔于一炉的大杂烩。它的长处与短处都在于它不像规范的小说，而这也正是程海之为程海的特点所在。比较而言，他的《热爱命运》在吸收多种艺术手法形成自己所长上显得更为成熟，然而这部作品的引人和过人之处，却在于它正面描写了一个多情善感的男子，并把他朝三又暮四的情爱心理揭示得惟妙惟肖。别的人涉笔情性多有遏制与修整，而程海笔下的南或则是和盘托出，管他是正常的还是变态的，是见得人的还是见不得人的。因而，从《热爱命运》中，人们读到了作为作家的程海的艺术真诚和不凡腕力。程海的笔是擅于写情的，如果他再放宽一些视线，入笔再添加一些深度，他的创作将是无可限量的。
从跃入文坛的时间来说，莫伸和贾平凹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78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都榜上有名，他们也成为并升于陕西大地的两颗文学新星。但无论是创作追求还是艺术风格，二人都相去甚远，绝少雷同。贾平凹在创作上决不安分，以见异思迁为长；莫伸则在艺术上谨严有加，在持成稳重中渐次求变。莫伸在长达十年的业余创作时期，所写的题材大都不离他所熟悉的知青生活和铁路生活，调入西安电影制片厂任专职编剧之后，才在《生命在凝聚》等中篇小说中把题材拓展到别的领域。总体来看，莫伸比较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注重于在直面现实中有自己的思索与发见，写出艰窘人生的酸甜苦辣。中篇小说《宝物》描写下乡知青沈效明承接庆祥老师的未竟之志，尽力收藏流失民间的珍贵古币，其间既不为有的人所理解，又辄遭行中人算计，费尽千辛万苦地把藏品上交县博物馆，却因“造反派”弄权再次失散。作品既写了动乱年代遗忘历史又贩卖历史的罕有荒诞，又写了青年一代在无想可往、无事可求的环境氛围中的可贵追求。作品在内蕴上充满着为人为事的严气正性，形式上不失有板有眼的叙述路数。比较而言，他的长篇小说近作《尘缘》，则表现出了较大的创作更变。这部作品不仅由白晓栋的一桩婚外情事牵扯出了一座城市的根根须须，写出了情事因家事、人事和国情的羁绊而难遂人愿，而且悠悠的哀怨与淡淡的幽默交织于笔端，叙述方式上以张弛有致和游刃有余表现出了内在的机智和成熟。莫伸比较善于驾驭城市生活题材，这使他在描写对象和领域上与别的陕西作家不同。《尘缘》虽然在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力度开掘上尚有缺欠，但它无疑是莫伸创作的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莫伸在直面现实和表现生活上，将由此走向一个新的创作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