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里少有缠绵悱恻、催人泪下的情与爱，有的多是缺情乏爱的性发泄。白嘉轩先后娶了七房女人，同哪一个都没有太深的感情纠葛；白孝文娶妻之后，先耽于床笫之事，后又移心别离；只有黑娃和小娥的相恋带有真情却又棒打鸳鸯散，各奔了东西。是作者没有兴致、没有才力去抒写人间情爱么，当然不是。我以为，这只能理解为关于白鹿原上的性事与性俗，作者别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通过白嘉轩的冷待女人和小娥的放纵沉沦，作者实际上向人们揭示了白鹿原人们游离了性爱本义的畸态性史。
白嘉轩所娶的七个妻子中，有六个都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他也只有同她们初次交欢时的印象。他娶了第七个妻子仙草后，相处日渐融洽，其因在于她既连生三子，发挥了传宗接代的功用，又带来罂粟种子，起到了振兴家业的效能。然而，白嘉轩并没有想到他人财两旺的光景同仙草有什么切实的关系，他把自己的发家致富主要归结为“迁坟”后的“白鹿逞灵”。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东西的女人在他心目中没有任何地位，给他带来了“人”和“财”的女人，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没有什么地位。女人作为人在白嘉轩的世界里被遗忘了，她们或者只是他泄欲时的对象，或者只是他干事时的帮手。男女之间应有的情性相悦到白嘉轩这里一概被淡化、被消解了。正是出于这种传统的婚姻观，他对六个死去的妻子只有在初婚之夜如何征服她们的感受，而且常常“引以为豪壮”；他看不惯儿子和儿媳的过分缠绵，教唆儿子孝文使出“炕上的那一点豪恨”，不要“贪色”，他认为小娥是“不会居家过日子”还要“招祸”的“灾星”，拒阻黑娃和小娥到祠堂成亲。作为正统社会的一个正统男人白嘉轩只把婚姻看成是传宗接代和建家立业的一个环节，可能纷扰最终目的的卿卿我我、情情爱爱之类的东西宁可少要或不要。这样不讲对等意义上的互爱和超越功利意义的情欢，把婚姻简单地等同于生孩子、过日子，正是长期以来民族婚俗中少有更变的传统观念。它是正宗的，却也是畸态的。
而小娥有关婚爱的想法和做法，与白嘉轩恰成鲜明对比。她不计名利、不守礼俗，只要是两心相知、两情相悦，她就交心付身，没遮没拦，而且不顾一切、不管后果。她一旦爱上黑娃，便死心塌地、一心一意，那怕他位卑人微，也在所不惜，把一个重情女子的柔肠侠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娥的情爱观里，显然不无贪情纵欲的成分，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她有力地超越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婚恋樊篱，带有一种还原性爱的娱情悦性本色的意味。然而，这必然与以白嘉轩为代表的正统道德发生牴牾，从而为白鹿原的习俗所不容。因而，当她失去了黑娃的佑护之后，便像绵羊掉进了狼窝，在政治上、人格上、肉体上备受惩罚和蹂躏，从而也变成了白鹿原皮肉场上的一只“鍪子”。鹿子霖乘其之危占有了她，并以此作为对黑娃的某种报复；她又听从鹿子霖的调唆以美色诱引孝文走向堕落；白嘉轩打上门来找小娥被气晕在门外；鹿子霖“气出了仇报了”义来寻小娥“受活受活”。在这里，正言厉色的白嘉轩把她当成伤风败俗的“灾星”，不顾伦常的鹿子霖把她当成搞垮对头的“打手”，而对她似乎不无情意的白孝文，也实际上把她当成是除治阳萎、激性纵欲的“工具”。在她那里，也是你上来我下去，翻着另一种形式的“烧饼”，场面虽如火如荼，却谁也没有付出真情实意和爱心，她一如白鹿原的“戏楼”，是男人们相互角力和私下放纵的“演练场”。他们既没有轻易放过她，也没有把她真正当成人。小娥由追求真情真性的爱恋而走向人尽可夫的堕落，当然有她自己破罐子破摔的主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白鹿原的男人所逼就的。她爱黑娃不能，洁身自好也不能。为人直正又守成的白嘉轩压制她，为人伪善又歹毒的鹿子霖威诱她；她在场面上要忍负正人君子的唾骂，在背地里又要承受偷香窃玉的人的蹂躏还要兼及拉人下水、诱人起性，试问面对这一切，她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又能怎么办呢？她别无选择，只能按照白鹿原的道德与需要，在随波逐流中走向自戕又戕人的悲剧结局。这难道仅仅是小娥个人的命运悲剧么？
有意味的是，小娥死后闹起了鬼，白鹿原的人们又在白嘉轩的主持下建造了砖塔专以对付小娥的鬼魂，从而使小娥以物体的形式重又站立在白鹿原上，那说是镇妖塔，又何尝不是纪念碑。人们看到砖塔不能不想起小娥，而小娥则以她不屈的身影，诉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指控着白鹿原性文化的虚伪与戕人，从而把隐匿在她的遭际中的个人的和民族的畸态性史昭示给人们，引动人们去思索，反刍其中所包含的诸多意味。
如果说白嘉轩的性行为、性观念是以对封建主义的认同与皈依的形式走向僵滞的话，那么，小娥的性追求和性心理，则是在同封建理性的盲目对抗和无奈顺从中走向了非人。使不同的人殊途同归，封建的道德文化显示出了它多么巨大的力量。人们在面临着社会生活的无情颠簸的同时，又被置于婚姻生活中的诸种误区，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正常的人生和健康的心性呢？在这里，作者通过白鹿原两类形式的畸态性史，更进一步地从人性、人本的角度，把作品的意蕴大大深化了。
《白鹿原》作为一部有积累、有准备的长篇杰构，不仅表现在内蕴一方面，而还表现在形式一方面。可以说，与它的丰厚隽永的史志意蕴相得益彰，它在艺术形式上气宇轩昂，具有鲜明的史诗风格。它以一个村镇、两个家庭为载体，把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作了缩微式的反映；在这一反映过程中，它又以显层次的运动、斗争的勾勒和隐层次的入心与人性的揭示，立体交叉式地全部揭示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历史变动。作品既立足于历史，又超越了历史。读着这样的小说，我很想借用狄德罗赞扬理查生的话对作者说：“往往历史是一部坏的小说；而小说，像你写的那样，是一篇好的历史。”
作者在获取史诗风格的写法上追求颇多，我以为比较重要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又“入”又“出”，“宏”“微”相间。《白鹿原》中，主要人物即有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冷先生、田福贤、鹿三、黑娃、小娥、白孝文、鹿兆鹏、白灵等十数人。除却个别人外，其他人或分属于白、鹿两大家族，或分属于国、共两大力量；人人各具共性，在个性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家族和政治的意识倾向。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和他们的行状，作者采取一种十分客观的态度，既入乎其内，从对象主体的角度探幽烛微，设身处地地写他们的行为处事的内在缘由；又超然物外，从外在旁观的角度高瞻远瞩，不动声色地写他们身在其中的迷离与偏失。触及个人是这样，涉笔族事、政事也是这样。这就使作品既以一种又“入”又“出”的双重视角，具有现实感与历史观相结合的真实性；又使作品以一种有“细”有“粗”的两种笔墨，具有微观透视与宏观鸟瞰相融合的深刻性。这样的写法，还同时以造成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在内涵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带来感觉上的多义性，使得作品具有可从多种角度和多个侧面去读解和评析的可能。
其二，有“清”有“浑”，虚实相致。历史常常如一位英国作家约翰逊在《小说形式与手段》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混乱的，易变的，任意的，它遗留下成千上万解开来的头绪，参差不齐”。因之，作家以历史生活为题材和素材，势必要进行梳理。但这种梳理，应该达到一种更集中、更形象的历史真实，而不是相反。因此，梳理当有一个合理的度。《白鹿原》反映历史生活之所以相当成功，正在于作者对历史素材的爬梳剔抉合理而适度。
关于白鹿原的历史，作者写清楚了它的家庭争斗的根根蔓蔓，以及后来的政治斗争的恩恩怨怨；但还有一些人物，一些事件，仍让人觉得不那么清晰，不那么明朗。如朱先生何以如孔明一般灵机妙算，白嘉轩到底在坡地发现了什么以为是“白鹿显灵”，小娥死后怎能魂附鹿三之体闹起了鬼。还有白鹿原本身的历史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传说，作者并未就其深浅、虚实与正误去一一追根究底，使得它们以一种隐晦不明的状态一同汇入了白鹿原的文化和白鹿原的历史。而这反倒既达到了一种真实，又构成了一种丰繁，使人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白鹿原世界和氤氲的白鹿原文化。作品因写得既“清”又“浑”，亦实亦虚，格外地丰厚和凝重了，也耐得起人们的咀嚼和回味了。
其他还如在历史性的事件结构中以人物命运为单元的故如性情节推进，由关中方言和书面语言相杂糅而形成的有滋有味而又铿锵作响的语言表达，都在完成着史诗风格的营造的同时，使作品充溢着一种历史与文学相融合的艺术魅力。使得阅读作品本身成为一种艺术的享受和情感的愉悦，倘佯其中甚至让人难以觉察到作品后三分之一笔墨的松疏以及个别人物的描写失却分寸的某些纰点。
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引动人们超越作品本身去寻思些什么，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哲人爱尔维修在回答人应当怎么办的提问时说的一句话：“人应当躲避痛苦，寻求快乐。”这大概既是人最基本、最生生不息的追求，又是人最难得、最可望不可即的追求。我以为，陈忠实创作《白鹿原》，大半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而他想通过作品传达给人们的，也大抵是这样一个信念。
《白鹿原》的作者和读者朋友们，以为然否？
1993年5月19？20日于北京朝内
新层次上的新收获
--读陈忠实的三部中篇小说
人常说：“文如其人。”陈忠实和他的小说简直就是这一说法的活的注脚。其人，纯朴、厚道中不失明慧；其文，质朴、厚实中透着灵气。那人，那文，都活生生地脱于生活的泥壤，喘着时代的豪气。
忠实的人和文，我都喜欢。与他的人总觉得“不隔”，读他的文也觉着过瘾。1981年为《文学评论丛刊》撰写陈忠实小说论拟题目时思来想去，还是用了“清新醇厚，简朴自然”八个字。那其实也道出了我喜欢他作品的原因。
别林斯基有一句名言说：“从生活的散文中汲取生活的诗。”陈忠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精神去从赛小说创作的。他沉潜于生活的深处开掘不已，用自己敏锐的神经去感应生活的种种微妙变化，细心地去提取生活中的种种诗意，而在把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形象化的过程中，又注重主体客观化的艺术还原，逼近生’；舌的原有形态，这使他的作品在审美真实中蕴含着丰厚的生活容量，篇篇都若同从生活的大地里掬捧起来的沾泥带露的土块，散发着原野的清香，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此文是为陈忠实的中篇小说集《夭折》撰写的序言
陈忠实注重生活感应的创作追求，约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了很有意味的变化。短篇小说《毛茸茸的酸杏儿》和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给人们较为明显地带来了这一新变信息。《毛茸茸的酸杏儿》写已为人妻的莉莉在电视上看见初恋男友引起的回忆：她倾心干活泼不羁的“他”，却被父母指责为“不成熟”，遂在父母的指导下，嫁给了一个老成持重的医生，在一种“平静”而“乏味”的家庭生活中，渐渐变得“成熟”起来一一“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然而，她总是不能忘记那“不成熟”的初恋生活，总是怀恋同“他”一起打闹嬉耍，一起吃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使嘴角泌出酸水来的滋味。作品没有什么曲婉引人的故事，但那甜甜的忆念、淡淡的幽怨，总引发起人们对不经意中走入的人生误区的种种思索。《蓝袍先生》则以本分、拘谨的乡村教师徐慎行在解放前饱受封建家教的束裹，解放后又历遭政治运动伤害的不如意的一生，揭示了人性解放的现实意义。我曾被作品中一个悬殊的数字对比所震撼：活了60岁的徐慎行，只在解放后上师范学校参加文艺演出的二十天中才活得像一个人。苦难了六十年，愉快了二十天，这不成比例的对比隐含着的一个个问号，不能不迫使人们在惊谔中去深深追索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价值等问题。显然，陈忠实的这些作品，以对现实的人如何合目的地健康发展的强烈关注和深入求索，把他的直面乡土写现实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集子里的三部中篇小说，属于陈忠实创作新变进程中的一个小系列。它们所观照的，仍是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与命运；所揭示的，仍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迷失与怅惘。
《夭折》在题旨和写法上，都与《蓝袍先生》颇为接近：积极一匕进而又痴迷文学的回乡青年惠畅，在艰苦、贫穷的农村生活中剡苦学习创作，刚刚发表了一篇作品之后，便被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所伤害，从此一蹶不振，他所挚爱的文学成了可屯不可及的梦。作者当然不是在哀叹文学队伍少了一个很有前途的人才，他显然是从一个文学青年无端夭折的角度，揭示小人物在大社会中的乖蹇命运：他有可能克服经济上的困难以追求个人理想，却决无神力抗衡政治上的打击以主宰自己的前途。一个毫无设防的青年，他的命运更多地系于社会生活的健康运行。而我们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又恰恰充满白云苍狗式的变异--因而，小人物遇到大挫折就毫不足怪了。问题是，当一个人身心都备遭伤害后，还能在社会生活复归正常之后也完全复归正常吗？《夭折》告诉我们：很难。新生活虽然使沉沦的惠畅鼓起了勇气，但那只不过使惠家庄多了一位万元户而已。“蓝袍先生”一直没有得到舒展心性的机会，而惠畅得到了这个机会却难以恢复元气。作品的这个结尾，显然比《蓝袍先生》更有意味。
注重感觉描写和细节刻画的《最后一次收获》，写工程师赵鹏网乡下的农家帮妻子夏收的种种观感，很像是一篇反映当前仕会中的工农差别的小说；但你细细咀嚼起来，仍能品味到作荇暗含在其中的对入难以自主命运的感叹。尔今已脸黑手粗的淑琴与年也是细皮嫩肉的技校学生，因国家困难学校停办不得不问乡务农，本该是工厂技术员的她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妇。如今她习惯了农村的劳动、农家的生活，却又要弃土离乡，随夫进城了。她感到了新的失落和怅惘，因而对离家进城之事并不那么快意。她那为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忙碌、而陶醉的神情，很感染人，也使人感到这个贤良、坚韧的女性应当按照她的意愿去生活，再不要无端地去打扰她，揉捏她了。作品的内蕴不够丰厚，像是一个拉长了的短篇，但在那轻声漫语的叙述中所蕴含的对人的细微理解与细切关注，却令人在苦涩的世情屮感到一种温暖和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