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凡的世界》的艺术描写上看，路遥自《惊心动魄的一幕》到《人生》所表现出来的贴近时代为凡人造像、突入生活为大众代言的现实主义追求，不仅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有了显著深化。这不仅表现在他力求把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简要勾勒与日常现实的细腻描绘交织起来，充分揭示生活的大波微澜上，还表现在他在作品的叙述过程中，对“我们”这一特殊人称的刻意强调和独特运用上。读《平凡的世界》，“我们”会不断地跳入眼帘。写景时有“我们”，“在我们的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在默默地开放在山野地里。”叙事时有“我们”，“一刹那间，我们的润叶像换了另外一个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议论时有“我们”，“在我们短促的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往往也与我们失之交臂”。在这里，“我们”不仅使作品的叙述方式在第三人称中，融进了第一人称的意味，使作者自然而然地成为作品人物群中的一员，而且又在不知不觉中把读者由局外引入局内，使你时时明白：“我”（作者）、“你们”（读者）和“他们”（作品人物）都处于身历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同一过程中。法国文学史学家朗松，曾把现实主义诗人作品中的“自我”称之为“一群人的‘自我’”，路遥则干脆把“自我”变成“一群人”的“我们”。个中把他用大众的眼光看取生活、以大众的情趣抒写人生的现实主义态度表露无遗。从“我们”的叙述人称中，人们还分明能感觉到路遥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民的亲情。对于艺术的追求，使路遥不得不离乡习文，从事创作，但他又在艺术世界的营造中回归故里、亲吻乡土。这也使得路遥式的土著作家的现实主义与朱晓平式的知青作家的现实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两位都以描写陕西农村生活见长、都以操持严谨现实主义手法著称的作家，作品虽都对现实生活有精到描绘，但路遥注重生活的纵向流动，力求全景鸟瞰其客观进程；而朱晓平更注重对生活现象的横向解剖，喜欢对现实作“管中窥豹”的审视。他们的作品都不乏对凡人凡事的敏锐发见，但路遥多在艰窘世态中揭现人的美好情操，字里行间都渗溢着一种脉脉温情，而朱晓平多在朴拙画面中洞悉人的浑浊的生存本相，着笔冷静而冷隽，甚至让人感到几分冷酷。他们的作品同样都具有现实的批判意味，但路遥的锋芒所向主要是传统文化和社会氛围中的非人因素，重在呼唤社会减轻对普通人的抑压和普通人自己的奋起；而朱晓平的锋芒所向则是愚陋文化与朴拙人性的混合性，旨在呼唤由外到内实现人的氛围与素质的更变。两种现实主义之不同，究其底里是作家经历所造成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的不同（这种土著作家与知青作家在写法上的差异比较及其原委探悉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专门课题）。在这种简单比较中可以看出，路遥的现实主义创作，显然更带历史性、自传性和参与性。他是成心把作品当成“历史的摘要”（泰纳语)来写作的。应当说，一部作品能够成为“历史的摘要”，以对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艺术概括，而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也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与荣耀。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我以为，《平凡的世界》就具有“时代的眼睛”这样的作用，这便是它不该被人们忽视、也无法被人们忽视的价值所在。
1991年3于北京朝内
史志意蕴 史诗风格
--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
《白鹿原》是真正的厚积薄发之作。
陈忠实从1965年发表短篇处女作到1992年发表长篇小说《白鹿原》，其间整整相隔了二十七年。不能说这二十七年他都在有意为长篇小说创作做准备，但二十七年间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磨炼和在文学创作上的探求，无疑都给他的长篇创作在内蕴匕和艺术上不断地打着铺垫。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练》何以如此姗姗来迟，而这个晚生的产儿又为何一呱呱坠地便那么不同凡响。
作为一个创作严谨的作家，陈忠实向来是以作品的质朴和厚实取胜的。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卓有足实的生活内蕴和清丽的生活感觉，而且给人一种越来越凝重的感觉。人们毫不怀疑他拿出长篇力作的实力。即使如此，《白鹿原》的问世，还是让人们吃了一惊，它在许多方面所达到的艺术水准，使人们不能不对它刮目相看。
它以白鹿原的白、鹿两家三代人的人生历程为主线既透视了凝结在关中农人身上的民族的生存追求和文化精神，又勾勒了演进于白鹿原的人们生活形态和心态的近代、现代的历史发展轨迹，以及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回响。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族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
还有，《白鹿原》在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结构框架中，始终以人物为叙述中心，事件讲求情节化，人物讲求性格化，叙述讲求故事化，而这一切都服从和眼务于可读性，有关的历史感、文化味、哲理性，都含而不露地化合在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之中，比较好地打通了雅与俗的已有界限。一部作品内蕴厚重、深邃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突破，使得《白鹿原》把陈忠实的个人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层次，也把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
《白鹿原》具有的多重内蕴和多种魅力--既给解析作品提供了多样的可能，也给把握作品造成了不少的难度。但作品在开首所引述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巴尔扎克名汽，无疑给人们理解作品留下了一把钥匙。可以说，陈忠实还是把白鹿原作为近现代历史替嬗演变的一个舞台以白、鹿两家人各自的命运发展和相互的人生纠葛，有声有色又有血有肉地揭示了蕴藏在“秘史”之中的悲怆国史、隐秘心史和畸态性史，从而使作品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
在《白鹿原》诸多的史志意蕴中，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唞件纠结勾连起来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在作品中最具分量也最为敁见。那实际上是作者由白鹿原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的国史在社会层面上的一个浓墨重彩的勾勒。
白鹿原的斗争从清朝改民国、民国到解放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刻也没有消停过。先是督府的课税引起了“交农”事件，其后是奉系镇嵩军与国民革命军的你争我斗。当事态演化到国共双方的分裂与对抗之后，白鹿原就更成了谁都不能安生、谁也无法避绕的动荡的漩涡：农协在“戏楼”上镇压了财东恶绅，批斗了田福贤等乡约；乡约和民团们反攻回来，在“戏楼”上吊打农运分子，整死了倔强不屈的贺老大；尔后，加入了土匪的黑娃又带人抢劫了白鹿两家。及至“革命”进一步深入到家族和家庭，白家的孝文进入了保安团，白灵参加了共产党；鹿家的兆鹏成为红军的要员，黑娃则摇身成了保安团的红人，这些大开大阖、真枪实弹的阶级抗争，连同白嘉轩和鹿子霖那种勾心斗角的家族较量，使得白鹿原成为历史过客逞性耍强而又来去匆匆的舞台，而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们被裹来挟去，似懂非懂地当了看客，不明不白地做了陪衬。在复式叙述这些上上下下和明明暗暗的复杂斗争时，作者一方面立足于历史的现实，写了纷乱争斗之中的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及革命力量在艰难困苦中的进取和社会演进的客观趋向；另一方面又超越现实的历史，以更为冷静、更见宏观的眼光，审视发生在白鹿原的一切，大胆而真切地揭示了革命和非革命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斗争演化成为白鹿原式的“耍猴”闹剧后，给普通百姓的命运和心性带来的种种影响。
作品第十四章写到国共分裂，田福贤等人重新整治了对立一方后给白嘉轩还“戏楼”的钥匙时，白嘉轩用超然物外的口吻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田福贤后来又从朱先生口中听到同样的话：“白鹿原成了‘鏊子’。”洁身自好、与世无争的白嘉轩和朱先生，作为事态的旁观者确比别人看得更为清楚。“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铊铊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因为黑娃等在“戏楼”上整了田福贤等人，田福贤等重新得势后一定要再在“戏楼”上回整黑娃的同党；你对我残酷斗争，我对你也无情打击，在这种翻过来又翻过去的互整中，白鹿原成了谁都没有放过的“鏊子”，白鹿原的乡民们成了吃苦受累的不变对象。他们既是当时的历史所不能缺少的陪客，也是过后的历史随即忘却的陪客。这种付出了不该付出的、又得不到本该得到的的无谓结局，是比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的相互戕害的悲剧更为深沉、也更为普遍的悲剧。
“鏊子”说一出，把白鹿原的错综纷繁的争斗史，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提炼了。它既生动地描画了白鹿原式的斗争因“翻”而构成的烈度和频度，又深刻地喻示了这种“翻”来“翻”去的闹法给置身其中的乡民们造成的困苦。即就黑娃和田福贤在戏楼上你来我往的较量来说，那就是谁也没有占到上风的平手戏；而先后被整死的老和尚和贺老大，却切切实实地做了代人受过的替罪羊。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成了鏊子”，实质上是在正剧幌子掩盖下的闹剧，以闹剧形式演出的悲剧。
白鹿原是个你争我夺的“鏊子”，也是个巨细无遗的“镜子”。在那种紊乱无序的风云变幻中，一些人如何被扭曲本性，一次次地陷入人生之误区，而另一些人又如何被畸态的历史所愚弄，懵懵懂懂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面凸透镜中都映照得格外清楚。勤劳善良的黑娃由“风搅雪”涉足政治之后，强劲的社会风浪把他冲来荡去，他不断变换着身份，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天真、纯朴的白灵参加革命后，出生入死、诚心诚意，却被误作潜伏特务处以“活埋”；身为国民革命军营长的鹿兆海在进犯边区时身亡，却被当成了抗日“烈士”厚礼安葬；在解放战争中立有策划起义之大功的黑娃官居副县长之后，被白孝文暗中诬陷惨遭镇压，而混入革命三心二意又狡诈阴险的白孝文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在这里，因种种因素所构成的阴差阳错，使得不同人的命运走向了与其本义和本性相偏离、相悖谬的方向。个中，个人的和社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既丰富又沉痛，很值得人们深加玩味和认真记取。
我们如若不是从教科书上去了解历史的话，那么很多历史差不多都是一团乱麻。但如果把历史的一团乱麻还原成文学上的一团乱麻，那充其量是做了历史书记官的工作。文学家的作为一是从已有历史的审美观照和文学表述中，表现作者主体的眼光，表达自己独特的发现。《白鹿原》的历史故事，就既是客体的，又是主体的；既是普遍的，又是独特的：尤其是它贯穿了“鏊子”这样一个形象而隽永的象征意蕴之后。
在白鹿原绵延不断的争斗与纠葛中，除去蒙受冤屈的人、死于非命的人，最为不幸的当数白嘉轩了。他作为一个居仁由义、心怀大志的族长，被社会的浪潮挤到舞台的一角，家业难兴，族赁难理，与老对手鹿子霖的较量始终难分胜负。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时乖命蹇的一生。然而，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种种行状和心态，却构成了秘史中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隐含在一个传统农人身上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史。
作为一个敬恭桑梓、眼田力穑的农人，白嘉轩身上有着民族的许多优良秉性和品质。他靠自力更生建立起了家业，又靠博施众济树立起人望；无论是治家还是治族，他都守正不阿，树德务滋。尤其是对文化人朱先生、冷先生的敬之、效之，对老长工鹿三的重之、携之，更以对小生产意识的明显超越，表现了他在一代农人之中的卓尔不群。白嘉轩始终怀有一一个不大不小的热望：按照自立的意愿治好家业，按照治家的办法理好族事，使白鹿原的人们家家温饱，各个仁义，从而也使自己的声名随之不朽。但当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刚刚开了…个头，他便遇到了种种意料不到的难题和挑战。起先是没有了皇帝，使他六抻无主；接着是民国建立政权，鹿子霖以乡约的身分与他平分了秋色；随后便是各家的混战蜂起，家事和族事都乱了套，他使出浑身解数也每况愈下，只有儿子孝文在最后做稳了县长，他才稍稍有所慰藉。从未放弃过个人的私欲和名誉，却也不错过任何可以急公好义的机会把自已的价值实现寓于家族和乡吡的事业发展，这是白嘉轩这个形象的独特所在。
作为独特的白鹿原的独特产儿，白嘉轩离不开白鹿原这个舞台，白鹿原也离不开白嘉轩这个主角。他首立了乡规、乡约，确立了他的族长地位又使乡民们有规可依；他修祠堂、建学堂，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也使孩子们上学读书有了保障；他与鹿子霖明争暗斗，守住了族长职位，也阻遏了恶人的势力膨胀。他处处救助受难者，使自己的人缘、人望大增，也使频的混战对人的伤害得到了不小的减缓。他的“仁义”为怀、自立为本的人格精神，最典型不过地表现了中国传统农人基于小农经济和田园诗生活的文化意识和人生追求。
不难看出，对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的塑造，作者既把他当做较为理想的农人典型，也把他当做一面可以澄影鉴形的“镜子”。用他，照出了鹿子霖的卑猥与丑恶；用他照出了朱先生的睿智与清明；用他，还照出了乱世沧桑的悲凉与悲壮。一个时世，如若使仁人君子都惶惶不安、悻悻不乐乃至倍受折磨和煎熬，那这个时世还不可叹可悲么？反过来看，也可以说作者也经由白嘉轩写了传统的“仁义”精抻在历史发展中的有用性与无用性，尤其是白嘉轩不无欣幸地把儿子孝文当了县长认为是白鹿“显灵”的结果，更是以一种悖论性的内含，暗示了白嘉轩仁义追求走向意愿反面的最终破灭。在这里，作者在白嘉轩人格精神的悲剧结局里，不仅映现了社会生活在急剧变动之时难分青红皂白的某种冷淡性、无情性，而且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文化精神肯定与否定参半、赏赞与批判相间的历史主义态度，尽管那样更像是一曲略带忧伤色彩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