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 唐禾。
余读红楼十余载，如游历梦境浑噩不觉，痴于文字本身，心性亦颇受影响。蒙昧索取甚多，执著爱之不悔，却不明就里。想韶华年岁，岂知作者辛酸泪。今杂糅大家之言，斗胆一谈红楼，也算做给自己的一份答卷。
每与友人谈及红楼，皆喜从自己的好恶出发，贬黛褒钗者不一，但大都对史湘云大加赞赏。先看《红楼梦曲》唱道：“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风光耀玉堂……”生性洒脱，才华横溢，既无黛之敏感纤细，亦无钗之正经算计，天真无邪自成一派，退之则成玩伴，进之可为知己。史湘云者能深得民心，不无道理。但细揣之，这种形象是否有大话之感？这种“得民心”是否正是体现了史湘云形象迎合读者心理典型的大众性，而这种大众性简而言之，便是善良忠厚和愚昧混沌的天然混合，述之以形象，即是一位可爱的睡者。其善良的本性使之在迷糊中见了谁就问谁好，她感宝钗之贤，红着眼圈儿赞道：“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亲父母，也是没妨的。”怜黛玉之苦，凸碧堂前宽慰：“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形景自苦。我也和你一样，我就不似你这样心窄，何况你又多病，还不自己保养。”在薛林对立中她几乎采取了与袭人相近的态度，而在黛玉最后陷入孤苦伶仃岌岌可危的境地时，又给了黛玉真心实意的依傍，并对薛宝钗不无微词：“可恨宝姐姐，姊妹天天说亲道热，早已说今年中秋要一同赏月，必要起社，大家联句，到今日便弃了咱们，自己赏月去了。”同样规劝宝玉，在宝钗袭人是有意识的，但在湘云却实在是处于一种糊涂，但这种糊涂，出自天真秉性，所以显得不无可爱。而她这种可爱的睡态尤其令人难忘，“一把青丝，拖于枕畔；一幅桃红细被，只齐胸盖着，衬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搁在被外。”而六十二回中“醉眠芍药”的酣态更被誉为经典。“此一幅睡态，是最具隐喻意味的写照。因为无论是善良的蒙昧还是蒙昧的善良，在本性上都是昏睡者的状态。这样的昏睡固然可爱，但又实在让人哭笑不得。但问题又恰恰在于，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片昏睡中构成……在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本身就是为史湘云这样的睡者而写。假如小说要面对什么读者的话，那么这个读者只可能是史湘云。”
不可否认，自己在这场梦中睡了多少年，误读了作者几许深意？而至今也仍是迷糊：睡者之于醒者究竟谁更快乐？又何况没有一个睡者会认为自己的话是梦呓，倒是醒者们常常自苦，怀疑自己是否在做一场乌托邦式的梦。
而林黛玉正是大观园中的至清者，林谐“灵”，她神明般的气质与形象，汇集了中国历史上所有优秀女子的全部灵气，以其惊人的才情卓然而立。《葬花吟》中“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率先感受到了生存的残酷《五美吟》中“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大胆颠覆了昏暗的历史，《桃花行》中“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深切领悟到繁荣虚华衰败将至。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纤细敏感纵使平添诸多烦恼，却是更加明晰地看清了世人的众生相，于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而纯真的心地又体现为惊人的坦率，见一个打趣一个，“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正是这种犀利与尖刻刺痛了人心的隐秘处，林黛玉形象才招致世人的种种非议。事实上，林黛玉的所谓尖刻，其中又有哪一句说错，哪一事说偏，哪一人说走眼呢？“风吹吹就坏”的林姑娘并不软弱，人格的独立，灵魂的自由，第一次在这个少女身上获得了生动的体现。然不幸之处在于，对别人一针见血的黛玉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又更显现出宝玉的可贵之处。林黛玉犹如一颗锋芒毕露的水晶，在黑暗中越发光，就越刺痛阴霾蒙蔽下的人们的双眼，但水晶本身便是易碎的，更何况这是一颗眼泪凝聚而成的水晶。很多人反感林黛玉的眼泪，却不知作者是借木石前盟、还泪之说，借那“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的泪珠儿将女子的灵性写到了极致，眼泪是灵魂的现身形态，还泪的传说实则是隐喻“以泪洗石终成玉”的凄婉形象。“从泥到石是呈现男人之于历史创造的可能，从石到玉是体现男人由创造向审美的升华。”一次次的千回百转、刻骨铭心，演绎出情的高洁，爱的苛刻。也只有贾宝玉的灵性才能与之相契合，这样的爱情在一般的凡夫俗子不是魂飞魄散，便是逃之夭夭。每听有男子称：“黛玉者，送予我也不要”，余便鄙之欲啐，只送还三个字：君配否？
黛玉又有多个副本作为其形象的注释：晴雯、龄官、宝琴、香菱，其烈、其痴、其才、其善，将整个黛玉形象分解扩展，更显张力。这些女子的才情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不惮于将真我的性情做了执著的表露，这又使我们联想到作者赋予黛玉的草木前身，女子如水般流动的灵性皆源于自然。
然黛玉的至清几乎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在于对爱情的期待，对美好真我性情展露的颂扬，“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的人格和灵魂必然扬弃了生存的圆滑，但却大大背叛了当时社会的游戏规则，出离了历史条件下的道德价值观，于是即便是在抽象出来的大观园中也遭到了最终的毁灭，更不用说现实世界的残酷与无奈。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在人性不被承认的时代，黛玉形象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这朵阆苑仙葩才来自仙境，最终又归于仙境。
而薛宝钗无疑是现实社会中的生存强者。我绝不同意把宝钗归于如邢王二夫人的麻木糊涂一类，以“山中高士晶莹雪”的智慧，她同样是一个至清者，不过是一种从理性角度上的至清，这种冷峻的理性才使得薛宝钗可以在金钏死后向王夫人献上一大堆说辞使其宽心，才使得博古通今的衡芜君深谙女子无才便是德，才使得昔日精通《牡丹亭》、《西厢记》的宝姐姐今日“兰言解疑癖”，这都无不让人对这位面善心冷（日啖冷香丸）的宝丫头心生敬畏。她何其擅长游戏规则，何其懂得把握每个人的心理，而她的这些机敏又巧妙地隐藏于自己的所谓“守拙”和众人眼中的宽容大度中，“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便又更加棋高一着，胜出王熙凤者不知多少倍。所以她获取贾府上下的认同或是说整个社会的认同，她的生存策略被现实证明了可靠有效，但读者又多多少少从这个少女的成功中看出了人世的虚伪与无奈。
我相信作者断乎没有对薛宝钗有批判的意味，而是采取一种叙述的姿态，同样赋予了宝丫头以血肉灵性。我们不难看出她几次难得的真情流露：第三十四回宝玉受笞，“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来，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忙又咽住，自悔话说得急了，不觉得就红了脸，低下头来。”被哥哥薛蟠刺伤自尊心后，“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待要怎样，又恐她母亲心里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各自回来，到房里整哭了一夜”。而第三十回“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和第三十八回“薛衡芜讽和螃蟹咏”我情愿理解为这是一位少女为保护自己的骄傲做出的正常反击和嫉妒心理的作祟，大可不必由此便推论出这是薛宝钗心怀叵测破坏宝黛爱情的证据。任何一个少年人都会有其心高气傲的一面，何况以大观园中一流人物自居的薛宝钗，正是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这枚被大雪掩埋的金钗也有着天真纯洁的本性。
与其说是社会现实压抑打磨出无数的薛宝钗，倒不如说薛宝钗式的智慧能动地适应了现实社会的发展，就算是最终得到“纵然是齐眉举案，终究意难平”的结局，薛宝钗们也用不着悔恨，有得必有失，不过是选择的生活方式不同罢了。
于是有人想，如果薛宝钗和林黛玉能相互弥补，那人性岂不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曹雪芹的用意是想写一个完美女性的两个半个”，我们也不可否认十二钗正册中的钗黛合一，但事实上，这两种性格与人生价值观并非互补，而是互斥的。她们各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或曰残缺美），有其独特的光芒与力量，因此我们根本无此必要去撮合完璧，也不可想象这完璧的生成！但我们又是否可以让她们在结合的过程中彼此稍加让渡呢，比如自由地生存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同时又能在现实社会中游刃有余（让渡的界限可以有极大的弹性），那么这让渡的过程必将经受巨大的碰撞与痛苦，我们又是否可以戏谑称之为半梦半醒的状态呢？
《红楼梦》自诞生之日起便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是一部产生于末世的小说，而以一个补天的故事引出，其巨大的寓言意味在事无巨细的小说情节背后生发出振聋发聩的警世效果。我一直不喜将《红楼梦》放在以阶级历史为大背景的平台上去研究，不愿违背曹雪芹隐去真事的用意，以为《红楼梦》的大观园便是人性的大观园，整个人类的历史也便是一部人性的历史。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如果真让我选择，我会愿意只做林黛玉的半个，抛却黛玉形象中艺术加工的成分，毕竟这是一种能真实感知自己内心源泉的状态，一种勇敢追求自由，追求独立，追求爱与被爱的状态，如果说生存是第一要义，那么这一状态便是作为人之生存的第一要义。
原载上海财经大学《方圆》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