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师范大学 陈燕。
做家教的地方是海珠区，老城区。
每次去做家教需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到江南西下车，过马路，然后走过一段街道，在一家面包店转弯，步入居民区。那短短的一霎间，可以闻到烤熟的面包香，千百个烤熟的面包，巨大的香味蔓延开来，和着街边店铺的音乐笼罩了人们各种各样的脸。
按门铃的时候，会听到《献给爱丽丝》的声音，丁丁冬冬。每次，孩子的妈妈说：“老师来了，弟弟，快叫姐姐。”那个孩子，果然就会用他温柔的大眼睛看着我说，姐姐。
我们在开了空调的房间里上课，读晦涩的英文字母。歇息的时候会无边无际地说话。从恐龙化石到星球大战，从基因到麦当劳，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他说他的妈妈很烦，整天在他耳边唠叨，我们读看图认单词的时候，他指着一只鹅说，这就是我的妈妈。在粤语里，鹅音作唠叨解，这是他淘气的反抗方式。那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有那么多的幻想，在幻想里他就是这个世界的国王，凭打得一手棒极了的星际游戏赢得了全世界的敬意，从此丰衣足食，生活无忧。我也曾是孩子，我知道他的幻想里也有我需要尊敬的地方。
我们在房间里上课的时候，女主人就在厨房里准备晚饭。刀又急又密地敲在砧板上，是错落有致节奏分明的编钟；烧旺了油锅，脆生生满篮小白菜一沾锅，立刻响声大作，是荡气回肠的一轮大鼓；另一边正在蒸着的那一尾鲈鱼，水波翻滚，竟是十面埋伏着的琵琶，一声声都透着临危不惧。最不能忘记的是那一锅老火靓汤，轻描淡写地飘忽着，媚惑着，是慌张热闹里那一管清丽的长箫，洗尽铅华却又刻骨铭心。就这样到了黄昏，打开门的时候就见到了丰盛的晚饭，长发的主妇微微笑着。举世闻名的广州人的汤，夏天的时候有马蹄、甘蔗，清肝润肺；冬天的时候要灵芝、乌鸡、红枣，保暖养生。还有预防感冒的，治疗咳嗽的，各式各样的汤。广州人在长长的文火熬出的汤里不紧不慢地度日，浅浅的碗里装着这个城市世俗的自信、世俗的张扬，人们用一碗汤瓦解了生活的无望。无论街道上飘的是什么流行歌曲，相爱的人们是怎样经过了沧海桑田，炉上那一撮火永远不会熄灭，安静地从下午熬到晚上。
每个星期我都会留在那里吃一顿饭，每个星期我都会回忆一遍我贫乏的童年，每个星期我都在这个家庭为我打开的小小窗口边上小心翼翼地张望着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们、陌生的善意与希望。
西关。
这里是西关，我脚下的是青色花岗岩铺成的小路。下了点小雨，石板散发了迷迷渺渺的潮湿气味，绕着我的脚踝，有点微微的凉意。恍惚之间以为这里是江南，戴望舒笔下那一道悠长悠长的雨巷。可是我毕竟没有看见那个丁香一般的姑娘，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肥肥白白的婴儿，被抱在丰腴的少妇手里，从开了一道缝的高大木门里探出半个身子，抬头看了看已经转晴了的天，一闪，又回到了幽深幽深的屋里。于是，我总疑心空气中飘着的水汽里还残留着缕缕的奶香。
多宝路、宝华路上多的是两层结构的小洋房，设计简洁，依稀仍可见阳台护栏也是雕了花的，简单的大片叶子，大朵的花。用铁绞出来的栏杆已是锈迹斑斑，不知往日女主人的裙裾有没有轻拂过上面。那由远而近的马车，来的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情人？小小的房子，也有彩色的玻璃，也有高高的门廊，然而到底没有旧上海的精致排场，自然就少了几分繁华过后的悲凉。
每到重大节日，报纸上就会长篇累牍地描述西关风情，西关小姐与东山少爷的盛大联姻，还有那间早已消失的西关大屋。
现在的西关大屋其实只是很小的一座两层房间。从小小的院子走进去，到了大厅，厅里只摆得下一套酸枝木家具。踩着咯吱咯吱的木楼梯上二楼，就到了西关小姐的房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张床、一架脚踏风琴、一面镜、一个三脚架上一盘水仙花，一对绣花拖鞋。踮了脚尖走五步，就到了南面墙壁那数叶彩色玻璃窗，用短短的木棍轻巧支起其中的一叶，就可以看见院子的前门，开着白的杜鹃。那一日，西关小姐或许就是透过窗口看见了那个有些许木讷的年轻人，由父亲领着进了家门，或许还会有个俏皮的小丫头过来和她嬉闹一番，不经意之间泄露了她将要出嫁的消息，或许她就会娇羞地跺了跺脚，震动了陈年的楼板，往东山少爷的茶里洒下了薄薄的几粒灰。照片里那个穿着宽大白裙子的西关小姐并不十分美，她圆圆的南方女子的脸，一双眼睛略显呆滞，没有山西大族小姐肉欲的意念，也没有京城王族小姐骨子里对权力的渴望，更没有卷了头发穿了蓬松洋纱的上海小姐举手投足的万般风情。然而她是宜家宜室的，就像晚饭时的那一碗已熬到纯白黏稠的汤，怎样地妥帖，怎样地安抚了五脏六腑，只有喝了的人才知道。那个东山少爷，也就是个清秀白净的南方少年，精明之余透着厚道，他果然就配得了这样清淡的女子。
小资文化。
广州，无论商业多么成功，缺少的总是那么一点点东西，有人说，就是文化。
北京的文化人讲究大气磅礴，上海的文化人流行典雅精致，广州的文化人都贪玩，小资得很。
早些年著名摇滚歌手王磊在广州出了张《石牌村》的唱片，石牌村就在我的学校对面。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天河购物中心三楼的书廊，有很多小小的店子卖唱片，从港台流行曲到欧美古典音乐应有尽有。打口CD便宜得不像话，十块钱五张，不管懂不懂音乐，抱回一大堆就当充场面。也有卖刻录碟的，八块钱一张，中外有名的艺术电影就这样走进了千家万户。小资们对戈达尔、北野武、柴可夫斯基等名字动不动就直称老戈老柴，亲切得好像那是他家大哥。这些店装修都很有个性，一张一贴远非街边寻常海报可比，体现了店主人的文化理想，那是他所有年轻时做过的梦当中惟一不能忘记的，日夜折磨着他的心灵。他辛辛苦苦地做着其他工作，赚了钱用来维持这间小店，平时雇人看，闲时坐在店角落那张小凳子上，茫然看来往的人们在音乐与电影中寻找着疗伤的药。
夜晚大大小小的酒吧开门做生意也总是赚得盘满钵满。酒吧里灯光暧昧音乐沸腾，这里是一个消费场所，不仅消费掉金钱，更重要的是消费掉由金钱带来的空虚感。或许并不是为了忘记什么，只是要找一个场所停留一下，掩去了白天的张牙舞爪卑躬屈膝，与陌生人说说小时候的故事。你看到的那个涂着黑色眼影黑色唇膏的女子，不久前还留着长长的马尾。你看到的那个猛喝了四扎啤酒的中年人，在家里总是对孩子说好爸爸从来不喝酒。没关系，那都是别人的故事。三毛在小说里说“韶华，你没有披肩，我没有灵魂”，那时是乱世，乱世中的人，没有真的家。现在不是乱世，可是这个城市里到处有着背井离乡的人。
广州有了地铁之后，这里就更像一个可以自由小资的城市了。地铁，作为整洁、速度、效率的象征，出现在小资的诗歌和小说里，不知为何总是那最后一班，不知为何男女主角总是在告别，窗子上映着的是戚戚的脸，而人们又总是在盼望，这班地铁可以开往春天。
后记：我在公共汽车上不断路过我现在暂时居住的城市，她的名字叫广州。我想我是爱这个城市的，那么多的物质，那么多的娱乐，那么廉价的爱情。而它们是如此地吸引着我，让我身不由己，让我奋不顾身。我多么希望她的庸俗，她的虚伪，她的流光溢彩，至少有一部分是永远属于我。而我日渐老去，年轻的长大了，叫嚣着，张扬着，仿如我当初一无所有地快乐着。
原载《散文》20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