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修辞学的对象局限在书面语——文言文上，在五四时期较为突出。当时文言白话之争十分激烈。有相当一部分守旧派认为文言文美，能够修辞；白话文不美，不能修辞。作为旧派修辞学代表之一的胡怀琛就认为只有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因此他的《修辞学要略》(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所引例证全部来自古书。金文耿于1923年11月28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的《修辞及用字》一文中说，“修辞学是否适用于语体，仍是一个问题”。当时一般从事修辞研究的认为修辞现象是文辞(书面语)上的修辞现象，而排斥了言辞(口语)的修辞现象。 (三)文辞言辞说 与文辞说所区别的另一种对象观是文辞言辞说。主张不但文言文能修辞，白话文也能修辞。持这种观点的新派修辞学代表董鲁安、陈望道等人就认为文辞言辞和文言文白话文的修辞现象均应列入修辞学对象中。
董鲁安的《修辞学讲义》(1926年，北平文化学社)便是使用了白话文写作的范例，“开了白话文修辞的先河”。他在该书的《凡例》中明确指出“本书诠释，概用语体”。事实上，他身体力行，在引用文言文例句的同时，也引用了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的白话文例句。董氏认为，白话文、文言文修辞上各有特点，不可偏废。
陈望道先生也是白话文修辞的积极倡导者，他著述的《修辞学发凡》，其中的“调整语辞说”，是很有见地的。他说，修辞现象“实际上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他的这个“所有的语辞”即包含了书面语和口头语，文言文和白话文。这一思想对日后人们形成正确的修辞对象观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同义结构说
早在六十年代，国外有些学者就注意到运用“同义结构”理论研究修辞，认为修辞学所关心的“是如何对同义表达手段做出有效的选择”。当时，国内语言学界高名凯、张云等人也提出了“同义结构(同义手段、同义形式)”的问题。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就体现了这一内容。然而，在修辞学界一直没有形成声势。到80年代，在修辞学对象问题的讨论中，林兴仁等人率先明确提出了修辞学研究对象是汉语的同义结构和非同义结构。林兴仁在1980年第2期的《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初探》一文，引发了修辞学界对对象问题的大讨论。林文金、郑文贞、宗廷虎等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进行辩论，认为把“同义结构”看做修辞学的主要对象或全部对象的提法不妥，言之范围过窄。
(五)语言表达效果说
80年代，王希杰先生在前人对修辞学对象认识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的对象理论使修辞学对象观更趋完善、合理，更加科学化。王希杰认为，修辞学对象是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对语言进行加工的现象。修辞学的对象存在于交际活动之中，修辞学也要研究交际活动，但修辞学不研究交际活动的全部内容。交际活动中作为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范围有多大呢?王希杰指出，首先修辞学只研究与提高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问题，非语言的东西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其次，修辞学只研究与提高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问题，而不是研究一切语言问题。此外，修辞学的对象还包括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包括语言的变体问题。跨入90年代之后，王希杰先生又发表了《关于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问题》的文章，就修辞学对象诸问题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更新的思路。他在论文中阐述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从说写者到听读者这一全部过程……即以话语代码为中介联接起来的编码和解码两个逆向同构的过程。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静态和动态的统一物。
第二，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成员的一切语境中的一切话语的一切方面，从语音到语义，从用语到造句，从语素到句群，从句际关系到标题、标点，都是现代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表达效果，是信息流通过程中信息增殖和损耗。因此，可以假设没有任何修辞色彩的为零度修辞，对零度的正偏离构成积极修辞，对零度的负偏离构成消极修辞。
第四，修辞活动中有自觉的有意识和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之分。修辞活动中的潜意识部分，也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而且是重要的对象。
第五，修辞学不仅仅是经验的科学，也是演绎的科学，逻辑演算的科学。各种潜在的可能的语言形式和表现方式也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第六，修辞学虽是语言科学的一部分，但也应当研究非语言的东西，不是研究它们本身，而是研究非语言因素处在特定关系之中的语言的表达效果问题。”
如何看待修辞学研究范围，直接影响到修辞学性质的确定以及修辞学对象的分类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学对象范围问题，是整个修辞学研究的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对修辞学研究范围的认识，是一个历史的演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化、不断系统化的过程。19世纪初叶，从唐钺等研究修辞格到胡怀琛等研究文辞修辞，再到董鲁安、陈望道研究文辞言辞修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把口语(言辞)纳入修辞的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视野，为修辞学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80至90年代，王希杰提出的修辞学对象理论，可以说是修辞学研究史的又一次突破和飞跃。王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①确立修辞学对象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的思想，修辞学研究“从说写者到听读者这一全部过程”，研究“一切社会成员的一切语境中的一切话语的一切方面”。②如果这个研究范围还只是量的范畴的话，那么，王先生关于“修辞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表达效果”，研究与提高表达效果有关的语言现象的论述则予修辞学对象以质的规定。③创造性地系统地提出了修辞学要研究“修辞活动中的潜意识部分”，“研究潜在的可能的语言形式和表现方法”。至此，修辞学对象之“谜”才有了立足于科学意义上的解释，研究范围问题才有了系统的答案。 三、对象的分类 构成修辞学对象的元素多种多样，其自身性质又是千差万别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状态。这些丰富多样的对象元素间互有联系，同时也存在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根据修辞学对象的某种属性和特征进行分类。分类的合理程度取决于对修辞对象认识的深度。现代修辞学史上，对对象的分类大致有下列几种主要类别：
(一)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两分法
两大分野的分类法可以陈望道为代表。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把修辞现象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类。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并且，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里面还有偏重于内容或偏重于形式的区别。如下所示：
后人在分类时大都沿用两大分野法，有些只是在名称术语上有所不同：科学修辞——艺术修辞基本修辞——高级修辞常态修辞——变态修辞平实修辞——艺术修辞一般修辞——积极修辞论理性修辞——艺术性修辞
(二)语音和词汇和语法
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中指出了修辞要从三个角度(即词汇、语法、语音)去运用语言材料，甚至以此为纲来建立一个体系。他在书中第三章写道：
一切修辞活动，都必须利用语言因素(词汇、语法、语音)……修辞的一切手段，都离不开语言因素，所以研究现代汉语各因素与修辞手段的关系，确是建立新的修辞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
张弓从语言运用三要素划分修辞学的对象，以此为纲，建立新体系，这在《修辞学发凡》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特色。后来的一些修辞学著作以语言三要素划分修辞学对象而建立修辞学体系，大抵是受了张弓先生的影响。
(三)平行的同义手段和非平行的同义手段
把修辞学对象看做是同义结构的林兴仁先生认为，修辞学的对象可分为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具体类目可用下表表示：
(四)正偏离、零度和负偏离
陈望道对修辞学对象的分类在《修辞学发凡》之后有了新的变化，他认为修辞学也要研究修辞病例。消极修辞要研究零点和零点以下的东西。所谓零点以下的东西就是不通的，零点就是普通的通顺明白的；积极修辞则要研究零点以上的东西。如下图所示：
王希杰先生在此继承和发展了陈氏的思想。他对修辞现象作了三分，即：正偏离修辞——零度修辞——负偏离修辞。
对对象的分类可以从不同层面按不同角度进行。可以一次性划分，亦可作多次的连续的划分。而第一层次的划分最重要。在第一层面上把修辞学的对象合理地科学地区分开来，有助于揭示修辞学内部的结构，有益于分门别类地考察不同层次间、不同类别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有利于研究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开拓。两大分野法划分出消极修辞，反映了消极修辞现象已经进入研究的视野。语言、词汇、语法三分法，从语言构成要素(语言材料)进行划分，有一定新意，这种分类对新学科——语音修辞学、词汇修辞学、语法修辞学产生起了积极的作用。平行的同义结构和非平行的同义结构的划分，则是又一新颖的分类，它提供给修辞现象领域里的新的矛盾和新的对象。以上这三种分类法，别开生面，各有千秋。
第四种分类为正偏离、零度和负偏离三分法，这是对两大分野的进一步修正。把原来消极修辞所包含的零点(普通的通顺明白的修辞)和零点以下(不通的词句)划分开来，把修辞病例单独作为一大门类进行研究，这是史无前例的，它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又一新领域，给病句学以应有的地位，丰富了修辞学研究的内容，对修辞学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我们对修辞学对象研究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修辞学对象观的演变发展是曲折的、多样化的，而总的趋势又是前进的、上升的，是对对象之科学性认识的无限接近。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发现，某一历史时期修辞学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该时期研究的内容范围，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该时期的修辞学对象的分类体系。
对修辞学的对象认识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修辞学研究方法的采用，直接关系到修辞学理论大厦的构建。要想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必须对修辞学对象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认识。
通过对修辞学对象观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我们对修辞学对象的性质、范围、分类等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迄今为止修辞学对象研究所取得的令人可喜的成就，是90年代修辞学在高层次上进一步科学化的坚实基础，它将对整个90年代乃至更远时期的修辞学科学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