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方法论是受一定修辞观制约的关于修辞科学一般研究方法的理论学说，它是与修辞学理论紧密相联的。修辞学理论的建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方法论也制约着修辞学理论。修辞学理论是修辞学工作者在研究实践中运用种种方法所获得的关于修辞学对象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一个完善的崭新的修辞学理论系统的构建，总是伴随着方法的变更和革新。
一、修辞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修辞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观察审视修辞现象和修辞活动、从事修辞学研究的根本法则。修辞学方法论内容在运用过程中获得了特定的形式，这个特定形式一方面与丰富的修辞学内容构成有机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它又可以转化为修辞行为操作层面的普遍适用的原则。 (一)异构统一原则 这是方法论在实际运用中的基本方式，它所指的是理论思维在实际操作中所表现出异构同一的逻辑特征。例如，适应语境变化、注重交际效果这一修辞的基本原则，从方法论运用的角度，具体可以表现为三个方法论原则：即原则与灵活的统一；事理与人情的统一；常规与变异的统一。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出现过多种多样的方法，动态研究、静态研究也好；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好；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常规研究也罢，等等，在方法论上都表现为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只有立足于统一、同一、整体的思想，我们方能对修辞学内部表现出的种种矛盾在实践操作中予以科学合理的解说。
(二)简化原则
修辞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理论概念在逻辑演进中总是变得越来越具体、丰富和充实。修辞学研究中，对修辞现象修辞规律的总结描写解释，应力求简单、简明、简洁。简化原则要求以最少的定理法则进行最大限度的解释描写。有些修辞学研究者片面追求辞格的数量，总结出(实际应是罗列出)数以百计的辞格形式，以为数量越多，研究就显得越深入，越有学术价值，事实上，数量上的无限扩张、形式上的纷繁复杂恰恰有悖于科学研究的简明原则，背离了科学主义的精神。我们只有把修辞学的规律规则手段尽可能简化，才能真正实现修辞学的科学化。
(三)创新变化原则
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旧的理论逐渐被新的理论所取代，总是通过运用新的方法重新组织新的或旧的事实材料而实现的。新方法是旧理论走向新理论的桥梁，并且，方法的变革程度决定着学科革命的深度和广度。巴甫洛夫曾经说过：“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取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在修辞学领域，于现代修辞学有开创之功的陈望道先生就始终注意把创新变化的方法论原则贯穿在修辞学的研究之中，在《修辞学发凡》的“结语”中他明确表达了这种思想。我们认为变化了的修辞对象必须变换相适应的方法才能产生新的修辞学说。因此，创新变化是修辞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也是检测修辞学理论学说的一条重要标准。
(四)实效原则
修辞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不仅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经验知识。修辞学的理论知识部分是其“学”，经验知识部分谓之“术”，修辞学应是“学”与“术”的统一。
一门学科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同时它又必须能指导并服务于实践活动。某一修辞学理论学说倘若不能接受语言交际的实践检验，不具备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实效性，那么，这种理论只是空洞的说教而已，与之相应的，其使用的方法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
二、方法的品位与价值
80年代末，有人撰文认为，中国修辞学陷入了困境，个中原因在于方法。中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与方法的研究有两点不足：
(一)方法论远没有得到重视
(二)修辞研究的方法不很科学
最后的结论是，修辞学方法的科学品位确实不高；修辞学方法本身陈旧僵硬。
这个观点的提出，把我们引入了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对方法的品位与价值的科学评估与检测。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方法本身是否有品位高下之分，科学与不科学之别。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摘录过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一段话：“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黑格尔明确提到“方法也就是工具”，它只是认识事物的一个手段。方法作为“工具”、“手段”、“桥梁”，其本身无所谓优劣好坏，无所谓品位高下，无所谓科学不科学。方法的价值全在于它的使用上，体现在使用过程和使用效果上。如果使用某种方法能有效地揭示修辞现象的本质，能成功地描写出修辞的客观规律，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的、高品位的。一味指责整个80年代修辞学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不科学品位不高，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稍微留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80年代王希杰、倪宝元、宗廷虎、林兴仁等所取得的令人注目的成果不就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演绎法、归纳法、系统论等方法吗?!
其次，“方法论远未得到重视”的判断有失偏颇。
综观现代修辞学发展史，修辞学研究历来有重视方法和方法论的传统。现代修辞学之所以能建立起来，“与方法论方面的进展，研究方法的革新有很大关系”(宗廷虎语)。陈望道先生创立中国修辞学的第一个较为科学的体系，写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修辞学发凡》，是与他注意方法论的革新分不开的。陈望道“一贯重视方法、方法论的研究和探讨”(胡裕树语)，他的这种研究态度对后人影响深远。直至80年代，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体系、吴士文的《修辞讲话》体系、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体系等新理论体系的建立，无一不是受益于方法和方法论的变革和更新。80年代对方法与方法论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研究的方法达数十种，包括比较法、归纳法、演绎法、统计法、实验法、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逻辑运算法、实验法、变换分析法、历史的方法、分析综合的方法、模糊论方法、结构论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有些是前人已用的，有些则是新出现的，它们在修辞学研究中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作用。1987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了“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对语法学修辞学研究方法作了较全面的回顾、展望，作了较深刻的反思、评估，在中国修辞学研究史上写下了方法论篇章的辉煌一页。会议论文集收了34篇，其中语法的15篇，修辞的19篇，修辞学方法论的论文占了多数。这些事实都说明研究方法正在受到修辞学界的重视。当然，我们希望重视研究的范围还要不断扩大。
再次，关于“修辞学方法陈旧僵硬”的论断也欠恰+当。
有人说，“近年来修辞学界弥漫着一种情绪，认为词语的修辞，句式的修辞，辞格的修辞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该划上句号了，因而心急如火、急不择医地寻找新的研究对象，这是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认识不清的一种表现，其原因之一还在于修辞学方法的陈旧、僵硬。”这个结论显然是欠妥的。我们认为，①方法虽有新旧之分，但旧方法未必陈旧僵硬；②寻找新的研究对象，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要求。修辞学科的发展，是基于对对象的性质范围等内容的认识不断深化之上的。修辞学对象还不是一个完足的概念，尚待拓展、拓新、拓深。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敢说他已经真正把修辞学的对象认识透彻了。对象与方法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象呼唤其方法，方法决定其对象，方法的革新往往导致学科的革命。”可以说80年代人们努力寻找新的研究对象的这种对对象所具有的深刻危机感，是因为受新方法论的启迪和驱动。这是对修辞活动的本质清醒认识的表现，而认为“原因之一还在修辞学方法的陈旧、僵硬”的说法恰恰倒是认识模糊不清的反映。
在修辞学大踏步向科学化现代化迈进的90年代的今天，修辞学方法论的研究任务是：应当以继承为基础，努力发挥传统方法的优势；以移植为手段，汲取现代方法的精华，使整套方法的内容和结构趋于完善。这样，我们才能在修辞学研究上有所突破、创新，才能迎来修辞科学更大繁荣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