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修辞学的历史，从本世纪初开始，迄今已有90余个年头了。这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修辞学的探索曲曲折折地走过了一段颇不寻常的历程，取得了卓著而又辉煌的成就。修辞学的对象的争论，修辞是“学”还是“术”的争论，修辞学学科性质的讨论，修辞学研究范围的争论，修辞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修辞与语法关系的讨论，修辞学实用化的探讨等等，贯穿了整个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一部现代修辞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探索修辞学问题、寻求科学解说、建立与丰富和完善理论体系的科学发展的历史。20世纪修辞学的成功，在于学者们在诸多修辞问题中抓住了核心和关键问题，把握住了学科研究的方向，努力追求修辞学研究的社会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提升了修辞学在语言学科中的地位，提高了修辞学的社会地位和科学品位，加快了修辞学研究的现代化步伐。因此，可以说，社会化、现代化和科学化是现代修辞学研究的三个基本特征，也是现代修辞学研究所孜孜追求的方向。
一、社会化
任何一门实用化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如果离开了社会、离开了组成社会的人，它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谈不上学科的科学发展了。修辞学亦不例外。传统修辞学局限于注经释义、诗文赏读，视野狭窄，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修辞学的发展。，而现代修辞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修辞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现代修辞学史中，重视修辞与社会之关系并做较系统研究的，首推本世纪40年代的祝秀侠先生了。他写了《修辞学之社会学的试探》、《各个社会中的修辞现象——修辞学之社会学的试探》、《社会演进与修辞变化》、《古代社会中的修辞现象研究》等文章及《修辞社会学》一书，第一次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修辞的各种现象，探讨修辞技巧的运用、发展与社会存在的相互联系。他认为从社会学来“探讨修辞学，会更深刻一点。”(《修辞社会学·绪言》)祝先生洞察了修辞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从理论上作了独到的阐述和总结。他认为，作为修辞表现形式的语言文字，不是孤立的，超时空的，而是“依存于社会的诸条件之下的”。语言文字“必然为社会所决定，并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形态，各个社会的形态不同，语言文字的内容——思想，也就不同。”作为表达思想的语文形式的修辞，必须“间接地，或多或少地被社会所决定”。“切实的修辞”，就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他还通过具体的辞格来说明，譬如“反语格”，他认为不纯粹是语言游戏，使用时受制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封建社会女子对心上人不称“亲爱的”，而称“可憎的”“冤家”，这是旧礼教社会熏陶下造成的不好意思正面说的心理；而在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可以不必这么委婉用词了。又如旧社会里，不说孩子长得“好奇”“可爱”，偏说“长得真丑”“乞人憎”，这是由于那时的禁忌思想、迷信观念所致。
修辞学的社会化应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修辞研究要贴近社会的现实生活。修辞本来源于社会生活，修辞研究也当回到社会生活中去，才能开阔视野，不断发现新意，把研究引向深入。其二，通过服务社会，取得社会承认，增加资金来源，以学养学，促进学术活动的开展和学科的健康发展。修辞学家王希杰、李晋荃教授，就极力主张修辞学的社会化。199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汉语修辞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二位学者提出了当代修辞学研究要“走出书斋，走向社会”的口号。他们认为修辞学工作者不能闭门造车，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到社会中去，到现实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把已有的修辞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社会的语言交际，服务于社会，指导社会的语言实践。这几年，修辞学研究确实更加关注了那些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的课题，如广告语言、命名艺术、公关语言、礼貌语言的研究，与此相应地出现了诸如起名公司、广告语言服务部、演讲与口才培训等服务实体。这些科研成果与现实应用的有机结合，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现代化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的结语中写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到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视的影响。”修辞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必须贴近时代脉搏，展示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代步伐同步前进。
修辞学研究的现代化，一方面是修辞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这一点，现代修辞学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许多学者充分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和现代语言学理论所提供的方法、手段、原理、原则，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如钱锋、陈光磊先生写的《关于发展汉语计算风格学的献议》一文，就是探讨关于如何运用计算机作为工具借助于数学方法研究语言风格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指修辞课题的现代化。现代化建设需要修辞，离不开修辞。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每天都要同别人交际，和人打交道，总离不开语言。语言运用的好坏，交际效果如何，归根结蒂主要是修辞问题。修辞问题解决了，表达效果增强了，就能实现预想的交际目的。现代修辞学十分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出发，研究语言的运用，构建修辞的理论大厦。
修辞学面向现代化，是修辞科学研究本身的客观要求，同时，现代化建设也迫切呼唤修辞学。王希杰教授在《修辞学习》创刊号写的《现代化要修辞，修辞要现代化》的这篇贺词中说道：“修辞之事，决非可有可无的雕虫小技，其实它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乃是现代化的大业所不可缺少的。如果说在下一个世纪语言学将成为最重要的科学之一，那么在语言学中修辞学在这方面的地位又特别的显著，国家的兴衰强弱，个人生活的好坏，都离不开修辞。”把修辞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使之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这是包括修辞学工作者在内的千千万万公民的共同心愿。
三、科学化
任何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必须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区别于其他学科；一是有一整套与之适应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或许是其他学科共有的，或许是其他学科没有而该学科所独有的。修辞学从古代进入现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找到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现代修辞学的开山之祖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之所以独树一帜，自成一体，是与他寻找到了修辞学独特的研究对象——修辞现象(包括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以及一套较完备的研究方法(包括观察、记述、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具体、逻辑、历史、比较等等)分不开的。陈望道先生修辞学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思想一直影响着整个现代修辞学的历史发展。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上有许多修辞学成果(如王希杰先生的《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的取得，大都体现了这种科学探索的精神。
现代修辞学科学化的第一个特点是修辞观和方法论的不断更新。科学探索除了需要必要的智力和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新的观念和方法。从30年代到90年代，修辞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80年代，修辞学的对象观和修辞学的方法论引起了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在修辞观方面，从过去的只认为修辞是文学的一部分或修辞学是美辞学，发展为现在把修辞看做是科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从过去只重视对辞格研究，转向对修辞现象各个方面全面探讨，等等。总之，对修辞学对象的性质、范围、分类的研究逐步深入，阐述日趋精当，新意迭出，科学性大大加强了。在方法论方面，重视旧有方法，不断扩大成果，引入新的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统计法、生成转换方法、演绎法的成功运用；从原子主义的研究转入系统的整体的研究；从静态的研究转入静态动态结合的研究；从微观研究转入宏观微观结合的研究。研究方法的更替和方法论的更新，给修辞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大大推动了修辞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修辞观和方法论的革新，迎来了80年代修辞学的第二次大繁荣和大发展。
现代修辞学科学化的另一特点是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日渐结合。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语言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又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修辞学，由于其自身的研究传统和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前常常习惯使用评点式的鉴赏式的随感式的研究法，修辞研究只是停留在个别词语的增增减减，丽词佳句的阐释欣赏上，或更进一步的是对辞格作些归纳整理。而这种归纳描述基本上是断断续续的文字说明，缺少有意识的系统的总结和科学的描写，缺乏历史的人文的民族的全方位的观察和思考，更谈不上公式化符号化。从陈望道以来，这种学术风气有了极大的改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在修辞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贯彻。人们借鉴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进行修辞学研究，加大了修辞学的自然科学所特有的严谨周密的科学成分，使修辞学在形式化、符号化、公式化、精密化、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如此，研究者同时还注意到了修辞学的人文性民族性的特点，发掘修辞的文化内质，施以辩证的阐述。更可贵的是，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化人文化并不同科学化相对立，实质上人文化民族化是科学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现代修辞学的学科大厦是在继承、发展、借鉴、创新中建立起来的，是在不断追求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过程中逐步完善成熟起来的。
科学是无止境的，科学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修辞学在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何去何从?许多人曾困惑过、痛苦过、彷徨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争辩，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曙光，这就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科学化将是修辞学矢志不移的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