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贾大泉自选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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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宋朝在四川的民族政策(2)

叙州庆符县的柔远(后废)、乐从(后废)、清平、石门、怀远等五寨,宣化县的真溪、沙溪、商州等三寨,僰道县的归顺(后废)等一寨。

嘉州犍为县的沐川、赖因、荣丁、利店寨、笼鸠、笼逢堡等四寨二堡,峨眉县的中镇、师院平、硬寨、罗忽平等四寨。

石泉军神泉县的石关寨一寨,龙安县的三盘寨,会同、靖安、嘉平、通津、横望、平陇、凌霄、耸翠、连云堡等一寨九堡。

茂州春祺城的镇羌、寿宁、延宁寨,敷文堡等三寨一堡。

威州的嘉会寨等一寨。

绵州彰明县的七叶、马镝(后废)、万溪、盐井陇(后废)、倍平(后废)、竹子寨(后废)等六寨。

龙州的渔溪、浊水、乾坡寨等三寨。

雅州严道县的碉门、菜婆溪、木头(后废)、史村山寨等四寨,卢山县的灵关寨等一寨。

黎州的安静、碉子、茆平、良溪、盘陀、松平、三冲、谷堆、桐岭、姜地、新旧、长溪、婆城、静圣寨等十四寨。

邛州安仁县的延贡寨一寨,蒲江县的盐井寨一寨,大邑县的思安寨一寨。

总计在接连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四城、一百三十五寨(包括废置的十八寨)、二十三堡。这些城、寨、堡,都建筑于险要控扼之处,并设置将官,派驻官军,保卫沿边安宁。

义军、土丁是防御少数民族反叛的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力量。义军由少数民族组成,土丁由沿边汉民充当。他们受州县巡检使和城、寨、堡官的指挥领导,阅习武艺,分隶寨、堡,定期轮戍,协助官军维持地方治安。这些义军、土丁,在夔路叫义军、土丁、壮丁;在泸州、长宁军、叙州叫“夷义军”、胜兵;在嘉州、雅州、黎州、茂州、威州叫土丁;在龙州叫弓箭手。不但各地的名称不尽相同,其待遇也有差别,人数也有多少之分。

夔州路的义军由溪洞归投的少数民族组成,土丁、壮丁由州县籍税户充当。他们的职责是分隶边寨,“遇蛮入寇,遣使讨袭,官军但据险策应之”。其中少数民族义军有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寨将、把截将等官职。他们的待遇是“职级以上,冬赐锦袍,月给食盐、米麦、铁钱;其次紫绫锦袍,月给盐米;其次月给米盐而已”。沿边汉民充当的土丁,则免家业钱三百缗,减少对国家的赋税负担。南宋时期,夔州路除恭、涪、忠、万四州外,每州有义军多达数千人,土丁的人数尚不在其内。

泸州、叙州、长宁军等地由少数民族组成的“夷义军”,每郡多至四五千人,均由本部首领充当义军长官,得世袭,岁给盐绢,冬夏犒设“胜兵”则由沿边汉民充当,分番赴寨守御,随禁军教阅,官府则将城、寨所管公田,令其耕种,免其力役,作为负担兵役的报酬。

嘉州的土丁由寨将的佃户充当,官府初无赏赐之费,到南宋嘉定六年(1213)后,始籍土丁之壮健者二千人,按月给廪,防守诸寨,岁赏金二万四千缗。

黎州、雅州土丁则由沿边农民充当。南宋淳熙九年(1182)后,黎、雅土丁共五千余人,其中点集戍寨之丁月给三千五百钱,居守之丁月给千钱。

威州、茂州土丁各二百人。威州月给米三斗,茂州土丁则由州城居民和佃耕羌人田地的汉民充当,无月给之费。每逢教阅,土丁悉借羌人衣甲器械为用,事毕复归,徒具虚名。

龙州的寨子弓箭手,由有物力的税户充当,共一千六百十三人,分戍各寨,一月一替,月给钱一千。

义军、土丁,熟悉山川道路,矫健骁勇,是宋朝防御少数民族反叛进攻的重要武装力量。北宋徽宗皇帝的诏书就公开承认,“四川自讨荡宴州,并绵、茂作过蕃部之后,开斥疆土,建置城寨,接连蕃界,全借土兵以备战守”。特别是少数民族义军,每次战斗必为先锋,“蛮人畏之”。其中“施、黔比近蛮,子弟精悍,用木弩药箭,战斗趫捷,朝廷尝团结为忠义胜军。其后泸州、淯井、石泉蛮叛,皆获其用”。

封山育林,设险拒敌,是宋朝对外防御的重要措施。宋朝在河北就设塘淀,植榆柳以捍契丹戎马。在四川则认为“蛮夷部族繁夥”,“夷种相错,广袤绵延,动数千里,筑城戍兵,岂能尽防。独有养其林木,使之增长蕃茂,幽晦杳冥,隔离天日,毒蛇猛兽,窟宅其间。彼虽非人,讵敢抵冒送死”。因此,宋朝规定,四川沿边州郡连接少数民族的私小道路,一切禁闭,多栽林木,“断绝往来”。在“文、龙、威、茂、嘉、叙、恭、涪、施、黔,连接蕃夷”的州郡,“各于其间,建立封堠,谓之禁山”。法令规定,禁山林木不准“民间请佃、砍伐、贩卖。仍专委县尉躬亲以时巡历,待其考满,递取邻封保明实迹,方许交替”。否则县大老爷也交不了差。因此,有些地方还特别规定“附近官山人户,结为保甲,更相觉察,重立罪赏”。这种封山隔绝政策,虽然在防御少数民族骚扰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阻绝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开展蕃汉贸易,“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是宋朝在四川促进民族友好,对少数民族维持羁縻统治的重要内容。因此,宋朝曾先后在夔州、南平军、泸州、长宁军、叙州、茂州、永康军、雅州、黎州和碉门寨、灵关寨等地开设蕃汉互市,嘉州的中镇寨也曾一度设置市马场,后因惧怕少数民族熟悉通往嘉州而达成都的道路而予关闭。

蕃汉贸易虽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但由于它是宋朝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羁縻政策服务的,就与一般的商业贸易不同,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首先,蕃汉贸易的商品内容,主要是依少数民族的需要而确定的。在夔州路和泸南、叙州等地,少数民族缺乏食盐和纺织品,就主要用马匹、牲畜、木材、土产与宋朝交换食盐和绢帛。在黎州、雅州和茂州、威州等地的少数民族,肉食乳饮,缺乏茶叶,蕃汉贸易就以茶马贸易为主,少数民族用马匹和其他畜产品交换宋朝的茶叶、绢帛、粮食等物。

其次,蕃汉贸易的部分产品是用朝贡和回赐的方式进行的。例如黎州诸部的邛部川和“两林蛮”,或三年,或五年,或七年,就有几十人至几百人的朝贡队伍携带大批的马匹、辇牛等畜产品到京师朝贡。在夔州路的施、黔地区的少数民族,每次到京师朝贡和通商互市的队伍达三四百人,甚至千人以上。仁宗天圣时期,“以蛮人进奉,涉路冲寒,多有死亡,自今或只将进奉土贡物纳于施州,贡表诣阙,其差来蛮人,依原定数,即就施州给赐例物,发回溪洞”。而朝廷所赐例物,往往是倍酬其值,“所得勿虑数倍”。

第三,四川的蕃汉贸易,宋朝在经济上给予了少数民族很多优惠待遇。在蕃汉贸易中占最主要地位的茶马贸易,宋朝就是“不借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南宋绍兴六年(1136)泸州知州何慤在谈到叙州设置市马场的原因时就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北宋时期,朝廷曾下诏禁止买黎州不堪作战的驽马,成都府路转运使袁抗就上奏说:“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值几马矣。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诏”。朝廷果然接受了他的建议,“寻如旧制”,继续收买不堪作战的驽马。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宋朝明白规定,四川境内茶马贸易购买的马匹是“短小不及格”的“羁縻马”,而非“战马”。这种羁縻马“每买纲马五十匹内,良细马不过三四匹,中等马不上二十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发以充数,则必倒毙”。但其价格往往比战马更贵。例如,北宋崇宁年间在黎州买羁縻马,“四岁至十三岁四赤(尺)四寸大马,每匹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钱三十文,银六两,每两折一贯二百文;絮六张,每张止折五十文;青布一匹,止折五百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而在“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尺)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价钱七百十九文,比黎州减得茶二百三十八斤,又减省银绢等不少,衮比马价钱止四分之一”。又如北宋政和六年(1116)以后,泸南少数民族运马来泸州互市,按照当时一匹马价钱二十千的市价,宋朝州县付给的官价,每匹却高达九十余千,即超过马价的四五倍。

第四,蕃汉贸易受官府的严格控制。特别是少数民族所必需的茶叶更为官府完全垄断,严禁汉民与少数民族私相交易。宋朝法令规定,内地商人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除茶货没收外,还要判刑。其中将茶子、茶苗“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入蕃及买之者,并流三千里。其停藏负载之人,各徏三年,分送五百里外,并不以赦降原免”。属于茶园户者,“将茶园籍没入官”。州县官失于察觉,也要受到处分。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永远不能种植茶树,永远依赖宋朝官府供应茶叶,“使蕃夷仰我之心重”,以迫使其接受宋朝的羁縻统治。

宋朝对四川少数民族主要实行防御政策,而非积极进取开拓的政策,是由于它一直受到西北的西夏、契丹、金朝的进攻和威胁,国力衰弱,无力对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积极进取所决定的。这种防御政策,从促进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来讲,是不利于加速四川和西南各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宋朝对四川地区少数民族的政策,对维持各族睦邻友好,保证四川社会安定,避免南北两面受敌,维护它的安全,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它所采取的防御的措施,避免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破坏,对四川各族人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宋朝为了保证四川的安全而对南平军和泸南地区所采取的有限的进取政策,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的发展。南平军“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但仍以“獠名”,经济文化相当落后,自置于宋朝直接统治之下,先进的经济文化的传入,到南宋时期,已是“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婚冠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与内地相等。在泸南的长宁等地,“在唐以前未免荒陋,迨宋始有登科者”,“政和以来,儒风渐盛,家诗户书,号为礼仪之邦”。沿边城、寨的兴建,也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很多城、寨都发展成为当地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泸州江安县的纳溪寨,南宋时就升为纳溪县,长宁军的安夷寨,南宋时也升为安宁县。宋朝在少数民族中建立义军,更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融合,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发展。蕃汉贸易的开展,更促进了民族友好,缓和了民族矛盾,保证了四川的社会安宁,宋朝政府在施、黔地区针对当地少数民族扰边,本无他求,“唯欲盐耳”,决定同他们开展以盐易粟的商业贸易,满足其食盐需要,既平息了少数民族的扰边,又解决了沿边城寨驻军的粮饷。在黎州等地,针对当地少数民族急需茶叶的特点,开展茶马贸易,促进了民族友好,使这些地区边民不识兵革二百年。而且蕃汉贸易的开展,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促进了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马匹等牲畜和土产有了销路,就刺激了经济发展,买回大宗的茶盐、绢帛等必需的生活用品,又改善了生活。对汉族来说,不但得到马、牛、羊等畜产品和少数民族的土特产,而且也刺激了汉区的商品经济发展。

《宋史研究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