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钓鱼城是南宋时期四川抗蒙（元）战争中最重要和坚持抗战最久的战略基地。从1243年余玠派冉进、冉璞筑城设防，到1279年王立开城降元，历经数百次战斗，坚持抗战达36年之久。它在 13世纪50年代以前拖住了蒙军伐宋的主力，60年代以后又牵制了元朝在蜀重兵。特别是1259年地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发动灭宋战争，亲率大军攻蜀，欲图沿江顺流而下灭亡南宋，在钓鱼城下久围不克，负伤而亡。这次抗蒙战争的历史性胜利，戏剧性地改变了当时的历史进程：蒙哥死后，造成了侵宋蒙军全面撤退，南宋政权解除了燃眉之急，减少了南中国的破坏，保存了南中国的先进经济和文化；蒙古帝国因蒙哥死亡，内部争夺帝位，加速了帝国的分裂，致使蒙古帝国军队始终没能占领叙利亚，打进非洲，保卫了穆斯林文明；蒙古军队没打进西欧，使西欧免遭蹂躏，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使钓鱼城名震中外，这自然会使人们高度评价钓鱼城在抗蒙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明人邹智就说：
予尝观天下之大势矣，立国于北者，倚黄河之险；立国于南者，恃长江之险。而蜀，实江之上游也。敌人有蜀，则舟师可自蜀沿江而下，而长江之险，敌人与我共之矣。由此言之，守江尤在于守蜀也。元南侵而必自蜀始，岂非有见于此欤……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亡哉。
近年有的学者还据此而引申出“鱼台一柱支半壁，”“独钓中原，延长宋祚”20年的结论。
显然，这些结论都是以蒙哥如果不被阻钓鱼城下，受伤而死，蒙军就会沿江而下，立即灭亡南宋政权而得出来的。蒙哥确实已死在钓鱼城下，历史不能重演，我们自然无法用事实来验证上述结论是否正确。但平心而论，从宋蒙（元）战争的全局观察，钓鱼城的战略地位，并不能左右南宋政权的存亡；钓鱼城与南宋政权的关系亦并非只是钓鱼城支撑了南宋政权的存在，而南宋政权同时也支撑了钓鱼城的存在。
就钓鱼城的战略地位而言，它仅是南宋政权外线防御的一个战略据点。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偏安东南，据有淮河以南、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江淮、荆襄、西蜀为其抗御北方金、蒙（元）政权军事进攻的三个战略防区。其中江淮防区包括两淮和长江下游今江苏安徽的建康、池州、镇江等地是京城临安的屏障。江淮失守，敌军就可直趋临安，故江淮防区的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南宋在江淮屯驻的军队也比其他两个防区为多。荆襄防区包括长江中游和汉江流域的襄樊、鄂州、江州、江陵等地。这一防区北扼唐、邓，与淮河相邻，东通江淮，为吴越屏障，西锁长江三峡，连接西蜀，南控荆楚，兼护两广。荆襄失守，长江天险，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连，西蜀与东南隔绝。江淮唇亡齿寒，江南唾手可得，西蜀孤立无援，不攻自破。荆襄防区在南宋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西蜀防区包括川陕长江上游地区，东扼长江，足为吴楚屏障。西蜀失守，则荆襄难防，但不会立即对东南造成直接威胁，其战略地位不如江淮、荆襄防区重要。历史上守江并非“尤在守蜀”，立国东南并非“无蜀，则无江南”。南宋时期，金蒙军队历次大举攻宋，都是江淮、荆襄、西蜀三路同时并进。而金军则集中主力于江淮，直捣临安，迫使高宗逃命海上。只有蒙古帝国第一次大举攻宋采取迂回包抄的错误战略，集中主力于西蜀战场。1259年蒙哥钓鱼城之败就是这种错误战略的产物。正如蒙军攻蜀，迂回包抄先灭大理，并未对取蜀发挥很大作用一样，蒙古帝国灭宋先灭蜀的迂回包抄战略也不能给南宋政权造成直接的致命威胁。即或蒙军占领了川蜀，宋军只要能巩固荆襄防线，南宋仍然能偏安东南。其后元朝改正了灭宋先灭蜀的错误战略，将灭宋战略进攻的重点由川蜀转移至荆襄战场。先破荆襄，次及江淮，在钓鱼城及川东诸城并未平定的情况下，于 1276年攻陷临安，灭亡南宋。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钓鱼城抗蒙（元）战争的伟大胜利及其深远影响，而过高估计它在南宋政权的战略地位，造成有意无意地降低其他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而违背客观历史事实。
就钓鱼城与南宋政权的关系而言，钓鱼城保卫了南宋政权，南宋政权也保卫了钓鱼城。在巴蜀的兴亡史上，秦灭巴蜀，东汉取蜀，后唐平蜀，北宋灭蜀，朱元璋灭夏，时间之所以短，蒙（元）取蜀时间之所以长，其重要原因就是前者的蜀是一个割据的独立政权，一旦它的政治中枢被摧毁，便土崩瓦解；后者的蜀是南宋政权之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地方政府的政治中枢被摧毁后，却能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死而复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南宋政权灭亡，才结束了四川的抗蒙 （元）战争。
南宋政权的存在对包括钓鱼城在内的四川军民的抗蒙（元）战争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南宋政权重建了四川地方政府，组织和鼓舞了包括钓鱼城在内的四川军民长期坚持抗蒙（元）战争。自宋蒙战争爆发后，四川是蒙古军队进攻的重点。端平年间蒙古军队大举入蜀。“凡破四川府州数十，残其七八”，成都陷落，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殁。据宋人统计，这一次四川“五十四州俱陷殁，独夔州一路及泸、果数州仅存”。1238年蒙古军队再次进扰西川，1239年进掠川东，直抵虁峡，1241年再破成都、汉州、泸州等20城，制造“西州之祸”，四川制置使陈隆之被俘遇害。经过这两次蒙古军队的抄掠，四川地方政权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正是南宋政权在四川残破，主要地方官员战殁牺牲之后，及时派遣官员入蜀主政，经营重庆，将四川政治中心由成都迁移重庆，加强川东防线，才使四川地方政权死而复生。1243年南宋朝廷又派余玠入蜀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修筑钓鱼城等山城20座，建立了山城防御体系，改变了四川战局。十分明显，如果没有南宋政权的存在，四川早就会像大理一样被蒙古军队征服，就根本不会有钓鱼城的修筑，就根本不会有钓鱼城抗战的胜利。更重要的是，南宋政权的存在，是钓鱼城和四川军民长期坚持抗蒙（元）战争的精神支柱。南宋政权的存在，使得官民都不愿做叛君背国的亡国奴。民则“捐财以助边、荷担以供饷”；官则以身殉职，坚贞不屈。正是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支柱，形成了南宋四川军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寸土必守的局面。四川其他地区的山城和抗蒙（元）据点得以长期坚守，钓鱼城的抗蒙（元）战争不致孤立无援。但当南宋政权灭亡之后，四川抗元战争的精神支柱也随之崩溃，改换门庭的识时务者被视为理所当然，再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所以，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宋幼帝赵昺降元之后，据守四川的宋军降元事件就不断发生。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四川行枢密院招降西蜀、重庆等处，得府三、州六、军一、监一、县二十、栅四十、蛮夷一”。同年八月，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元朝安西王相李德辉在1278年给仍然在合州坚持抗元战争的四川制置使张珏的劝降书就说：“汝之为臣，不亲于宋之子孙；合之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孙已举天下归我，汝能偃然负阻穷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乎？且昔者此州之人不自为谋，以国有主，耻被不义之名，故尔得制其死命。今主已亡，犹欲以是行之，则戏下盗遇君，窃君首以徼福一旦，不难也。”这番劝降言论对张珏虽未起什么作用，但却指出了宋亡之后，四川军民政治上精神上的抗元支柱已经崩溃的事实。张珏为了抗元斗争也不得不派人寻找赵氏遗孤入蜀为君，以便稳定军心民心，继续进行抗元战争。终因南宋赵氏遗孤或降或亡，南宋王朝不能死灰复燃。1279年春，为宋坚守了36年的合州钓鱼城不得不投降元朝，彻底结束了四川的抗元战争。
二、南宋政权给钓鱼城等地四川军民的抗蒙（元）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和物资援助。
四川在南宋前期，由于未受到战争破坏，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尚能独撑川陕抗金战场的重任，并有余力支援其他战场。自宋蒙战争爆发后，四川受到蒙古军队的多次抄掠，疮痍满目，十室九空。军不满三万，军事上不能自立，州县残破，仅存三分之一，经济上不能自给。余玠等人建立的钓鱼城等山城防御体系，仅能消极防御，暂时躲避敌锋、保境安民，根本无力发动战略反攻，驱逐蒙 （元）军队，并且缺乏长期坚持的能力。包括钓鱼城在内的各个山城的抗蒙（元）战争，在军事上物资上都得靠南宋政权的支援。南宋朝廷从1241年起，就设置夔州路策应大使，由京湖制置使或宣抚使兼任。以后凡任京湖帅臣知江陵府者，均兼任夔州路策应使，专门负责应援夔州路及四川其他地区的抗蒙 （元）战争。自此以后，南宋朝廷除或调拨军需物资，或调拨军饷，或调运粮米入蜀维持四川战争经费之外，还经常调兵入蜀，加强四川抗战据点的防守。每个新任四川帅臣，亦带兵入蜀，从数千至二三万不等，驻屯四川，加强防务。每遇蜀中战事紧急，南宋更是及时抽调部队入蜀增援。以1259年蒙哥大举入蜀，兵围合州钓鱼城为例，南宋就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湖北安抚使，与向士壁等率大军应援合州。宋援军突破蒙古军队在涪州的设防，进军重庆，朔嘉陵江而上，支援钓鱼城的抗蒙战争。当时蒙将述速忽里就曾对蒙哥说：“川蜀之地……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正是宋朝军队对钓鱼城军民的支援，使得蒙哥兵阻钓鱼城下达半年之久，受伤而病死，蒙军被迫撤退，钓鱼城军民取得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胜利。 1271年元朝建立后，将灭宋的战略进攻重点由川蜀转向荆襄、江淮战场。荆襄、江淮战场的抗元战争牵制了元军主力，减轻了四川战场的抗元战争压力，更是钓鱼城等四川军民能够继续坚持抗元战争的重要因素。
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历来是反对外敌进攻、保家卫国的力量源泉。蒙古贵族在13世纪进行的世界性的征服活动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欧、亚、非三洲都处于分裂割据时期，不复存在统一的大国，欧、亚的一些小国，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国弱民贫，兵微将寡，互相攻伐，不能联合御敌，故其很快就被蒙古军队征服。南宋王朝之所以能长期坚持抗蒙（元）战争，就在于它是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达、领土相对辽阔的大国，具有长期坚持抗战的能力。钓鱼城军民能够长期抵抗蒙（元）军队的进攻，则在于当时的四川是南宋疆域的一部分，它的保疆卫土的战争不是孤立无援的，它有南宋中央政权做后盾，有其他地区军民的支援。钓鱼城和四川军民抗蒙（元）战争与南宋政权的关系，犹如毛与皮的关系一样：毛之不存，皮将难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钓鱼城保卫了南宋政权，南宋政权同样保卫了钓鱼城。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钓鱼城的抗元战争自然会以失败而告终。
钓鱼城军民的抗蒙（元）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四川的抗蒙（元）战争坚持近50年，钓鱼城的保卫战坚持了36年，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一个奇迹。特别是钓鱼城军民在 1259年致蒙哥死亡所造成的历史性转折，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和蒙古帝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更是钓鱼城军民在历史上立下的不朽功劳和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任何人都无权否定钓鱼城军民在抗蒙（元）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们在言及“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亡”时，不能不补充一句：向使无南宋，则无钓鱼城久矣！南宋政权的存在是钓鱼城保卫战得以长期坚持的根源。
《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