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话把为人忠厚的徐向前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已经尝够了失败的滋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本来是准备回来接受批评的，没想到听到的不是批评、指责和呵斥，而是鼓励、安慰和信任，他怎么能够不激动？果然，徐向前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加倍努力工作。半年之后，从抗日前线传来喜讯，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在太行山区发展了几万人的部队。
被毛泽东称为“厚重少文”的许世友大将，曾是张国焘的部下，张国焘搞分裂犯了路线错误，许世友也背了思想包袱，怕不被信任，甚至等待着挨批评，准备着检讨。可是毛泽东见到许世友后，却这样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
许世友被感动了，他深深感到毛泽东伟大，张国焘渺小。自此以后，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西路军几乎全覆没，许世友跟随张国焘多年，他们不能说一点错误、一点责任没有。问题不在于他们有多大错误，不在于他们的错误可以谅解，而在于他们已经真心诚意地意识到自己有错，他们已经感到很惭愧，他们本来以为要受批评受指责。在这样的时候，去批评他们，他们也没有意见，也可以接受，甚至觉得这是应该的。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批评已没有必要了，用正面鼓励的办法比批评更有效。
对方已有愧在心，准备接受批评，而你不去批评，相反从正面加以鼓励，加以信任，这样他就会感到你有恩有信于他，这比批评更能推动他前进。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一定是一位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已于心有愧的老实人。如果对方是一位经常借各种托辞推卸责任的投机之人，根本没有认错的心理负荷，那么，从正面鼓励，不但没有好的结果，还会产生副作用。所以，对投机钻营分子所犯的错误，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甚至惩罚，以杜绝他们的侥幸意识和诿过心理。
4、给低学历的老实人以脱颖而出的机会
近两年，有一股颇为不正常的热潮，就是所谓的“考研热”。之所以出现万人空巷争相考研的怪现象，就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认为只有硕士生、博士生才是人才，高学历的人才是人才，低学历或无学历的人就是不才。
这其实是一种歧形的社会不公。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复杂原因，我国公民还缺乏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偏远地区，教育事业严重滞后。这种“惟学历论”的不公平现象，更使那些学历较低、默默奋斗在基层、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掌握了独特技能的老实人吃亏受伤害。
在惟学历、惟学位的人才评价标准的影响下，导致了不少人投机钻营者对高学历、高学位的片面追求，出现了“混文凭、捞文凭、买文凭、造假文凭”的怪现象，既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又把许多有一技之长的不善于搞歪门邪道的技能型的老实人挡在门外。
学历、学位是人们学习掌握知识的直接评价元素，国家也需要有更多的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才，造就大批高层次人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不能把学历、学位作为人才评价的惟一标准。要讲学历、讲学位，但是不能惟学历、惟学位，学历、学位要让位于知识、能力、绩效，排在知识、能力、绩效之后。“知识比学历更重要，能力比学位更重要，绩效比职称更重要。”把学历、学位当作判断人才的惟一标准，既不科学，又严重脱离实际，更会便专心于工作一线的学历较低的老实人吃亏。
王东毅是山东寿光市一位朴实的农民，只是高小毕业，但他创新了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引发了我国蔬菜瓜果种植业的一场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难道不是人才？
美国过去20年最赚钱的三大电脑神童，包括比尔·盖茨在内，大学二年级没有读完，连个“大专”也很难算很上，但他们却成为IT业的世界级领军人物，谁能说他们不是人才？
学历只表明在一定学习时间达到的水平，学位只表明其对一定时期内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它所反映的是一个人的静态能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一方面急剧“爆炸式”增长，另一方面又急剧老化和失效，知识的半衰期以惊人的速度在缩短。一个大学生4年内所学的知识，到毕业时已老化30%，更不用说若干年以后了。如果我们现在仍抱着有学历、有学位是人才的惟一标准不放，把“知识化”、“专业化”简单地等同于“学历化”、“学位化”，以学历本位、学位本位取代能力本位、知识本位，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一向重视学历的日本，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明确提出“能力主义”，并取消学历统计，走出“惟学历”的误区。
可喜的是我国近几年在人才标准方面也开始由“重学历”向“重能力”转变，开始重视掌握高技能的老实人。
山东部分企业用人由高学历向高技能转变，以往招聘时“非本科生不要”的限定取消了，因为他们发现有些高学历人才要价高，只想做管理工作，当“白领”，坐办公室，不愿下车间，眼高手低，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技能。如学外科的大学生有的上不了手术台、拿不了手术刀；学焊接专业的大学生有的连焊枪都拿不正。这种人才很难适应实际需要。而那些老老实实在实践中锻炼技能，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技校生，却深受企业欢迎，是企业迫切需要、能为企业带来效益的人才。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缺少的正是这种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老实人。
2008年3月28日，武汉市召开了首届杰出人才颁奖大会，在20位获奖者中，4位学历很低的普通工人和农民榜上有名。获得“杰出人才奖”的钳工状元孙爱新、养猪大户雷贤忠，以及获得杰出人才提名奖的武汉卷烟厂高级技师王声扬、种植大户赵发刚，因学历很低身份“普通”格外引人注目。
据统计，我国中央企业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高级技师只占工人的0.16%。以首钢为例，到2001年底，共有高级技工724人，仅占工人总数的0.7%，而发达国家高级技工至少要占到30%。据南京市统计，全市高级技师人数还不到职工总数的0.02%。由于缺少高级技工，直接影响了企业产品的工艺、质量，也影响企业的效益。所以，在西安市就出现了“1000元能聘来大学生，5000元聘不来高级工”的现象。
技工，在一些善于钻营、整呆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坐着沙发的所谓“白领”们的眼里，无非是整日汗流胛背、老实巴结、没有多少文化、满身油污的“干体力活的”。说得文雅一点，就是“蓝领”。为什么叫“蓝领”呢？因为他们穿不了白衫衣，容易变脏。
但是，社会要健康发展、组织要茁壮成长，一刻也离不了浑身油污、老实巴结、汗流满面的“蓝领”们，各地的“技工荒”就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点。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默默无闻的低学历老实人中，往往藏龙卧虎。身为领导者，应从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打破“惟学历论”的人才观，善于发现低学历老实人中拥有真本事的人才，给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脱颖而出的机会。
5、给老实人利益表达的机会
在当今中国的各大城市，“农民工”就是“老实人”的代名词。他们朴实憨厚，文化不多，甚至叽哩呱啦地说着家乡方言。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都市里，他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但他们吃得最差，有时是开水著白菜帮子，撒一把盐；他们住得最差，不是拥挤的集体大宿舍就是空气流通不好的地下室；他们的衣服上是泥巴、油渍，领子上是汗渍；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很少是朝九晚五，经常开夜车、三班倒。但是，他们的收入却是普遍的低，被普遍称为“低收入阶层”，或者“社会低层”。
在很有钱的“高阶层”人眼里，农民工是不屑一顾的，嫌他们脏，嫌他们粗野，嫌他们土气。所以，在一些“阔人”的眼里，“民工”是一个含有贬义色彩的词汇，很多“白领”们骂人的话就是：“看你像个民工！”
正是这些所谓的“民工”们，大城市里建楼、修路、育树、挖土、砌墙、搬运、家务、餐饮、清洁、运垃圾、疏下水道等等多得说不完的活计等着他们干，如果离开了他们，大都市的正常运转恐怕连一天也维持不下来。但是正是这些为大城市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出力流汗的老实人们，却备受歧视：他们应得的利益常常得不到保障；他们曾经被大批大批地遣送；他们的节假日被侵占，但没有加班费；他们少得可怜的工资常常被拖欠……
与其他职业、行业、阶层和特殊背景的人群相比，农民工是一个更明显的特别利益群体。他们处在社会下层，面临众多的未解决问题，他们的“利益表达”的愿望更迫切。但由于文化不高、语言表达力不强等。自身条件的限制，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比其他利益群体有更大的困难。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最渴望的是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表者”能够有自己的知心人。农民工代表能否通过“利益表达”有效影响决策，对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尤为重要。
以前，在全国人代会上，学者、作家、政府人员等精英人物中也有为农民工说话的，甚至为他们争取基本权利的，但他们所起到的至多不过是“代言”，而不是“代表”的作用。就像不能叫一个成年人去当少先队代表，不能叫一个男子去当妇女代表一样，其他人对农民工问题有再透彻的研究，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农民工代表。
农民工遭遇不公正对待，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现象，早已引起了新闻舆论的关注，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8年3月份，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成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首批农民工代表，是“两会”期间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件新鲜事儿不仅标志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开始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更标志着最高层给予了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机会。
农民工代表康厚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上人大代表，“我的心态和以前是一样的。我本身就是农民工，我离开了农民工这个群体很不自在，我和农民朋友们在一起感觉非常舒服。我们吃住都在一起，说话也很方便。”以前那些替农民工说话的专家、学者们中，有几个是真正能与他们同吃同住觉得“舒服”的呢？
康厚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的任务主要是“直接传递工友心声”，人大会上，他提出了一些有关农民工福利待遇、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利益要求。
农民工代表清楚地知道，他们代表的是农民工，不会自以为既代表农民工，又代表雇用农民工的老板。他们有尊严、有自尊地和政府领导、社会名流、名人后代、贤达人士坐在一起，共议国家大事，实事求是地传递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心声和利益诉求。
然而，对于农民工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表达心声”，有不少人却持怀疑的态度，认为他们“学历普遍不高，对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掌握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以及与人大工作相关的一些必要知识较为欠缺，再加上比较繁重的本职工作，因此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履行代表职责”。
这种担忧显然是多余的，对“议事素质”和“参政参力”不应该有太狭隘的认识，议事素质和参政能力不只是指“政治水平”和“文化素质”，而且也应该包括基本的政治品质（老实人说真话就是高尚的政治品质），还应该包括清楚地知道自己代表的是谁，要表达的是谁的利益要求。在这一点上，农民工代表并不比其他代表逊色。他们进入人大，这本身就表明，在中国选代表是选利益表达者，是给不同群体以利益表达的机会，而不是选富翁、选名人、选世家、选明星。
现在，全国人大认可农民工要有自己的代表，也就是认可农民工群体有“利益表达”的正当权利和机会。中央政府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各级政府部门还等待什么呢？快快在人大组织、政协组织和其他的一些组织团体中增加一些农民工代表的名额吧，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代表自己所在的群体，倾吐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这是让数以亿计的老实巴结的“民工”们少吃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