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前的几次一样，浙江人在河北、东北几省或回浙江“转了一圈”之后，又在1996年3月以后陆续返回这里，摆起菜摊，盖起大院，被“彻底清理”的社区重又建立起来。
“浙江村”又和从前一样变得热闹。
几次的“清理”工作，也让当地政府越发感觉到，“围堵”不如“疏导”。
1996年5月，由南苑乡果园村投资兴建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破土动工。其后，天海、新世纪、龙湫等20个大型服装批发市场陆续建立。这些商贸城、批发市场，分居住区、库房和商业区，卫生、治安、消防基础设备一应俱全，工商税务提供一条龙服务。
从2003年起，由丰台区政府主办的大红门服装文化节成为京城一年一度的盛事。
而曾经的“浙江村”，也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历史。
《新京报》报道，2006年5月11日上午，南苑乡政府、公安、城管、工商等多部门联动，300余人将这片土地上的最后一块“浙江村”残留地——时村二队大院拆除。这片占地60亩的村落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便陆续成形，最终因“违法建筑”之名，在20多年后被全部拆除。至此，京城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形成的“浙江村”，因其建筑的违章而被拆除殆尽。
而珠江骏景、鑫宝园、慧时家园、鑫福里小区等一个个环境优美、管理规范的现代化小区在大红门地区拔地而起，成为外来人口新的聚居地。
李温红就在珠江骏景买了房子。据她介绍，北京珠江骏景小区80%的房子被乐清人买走了，共有630户。而周围的其他住宅如望桃园，业主中温州人的数量也占到了70%。
就算是北京人或别的地方的人买了这里的房子，也往往转租给在这里做生意的温州人。有关媒体的报道称，目前在京的温州人拥有木樨园一带80%的商铺和住宅。原来的“浙江村”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温州村”。
……
温州人项飚在书中详尽地记述了京城“浙江村”的缘起和发展始末，述说了浙江人的弱小与韧性、困厄与重生，令人油然敬佩！曾经的“浙江村”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成为改革开放中的一段传奇历史。
如今的“浙江村”不仅在北京城区内获得了重生的机会，而且在堪称首都“卫星城”的廊坊市，一座崭新的“浙江村”又在孕育当中——2010年5月19日上午，在河北廊坊市国际会展中心的门口，赫然挂着“浙商，您好！”的大幅横幅。五辆载满乘客的大巴驶进会展中心。在北京的各大专业市场中做服装生意的浙江人，乘着五辆大巴车，参加了廊坊永清浙商新城项目的推介会。永清浙商新城项目的主要投资人都是在京浙商。北京浙江企业商会的常务副会长、浙商新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仁德便是其中一个。浙江台州人谢仁德在上世纪80年代就来到北京创业，从事专业市场和房地产开发经营，当时主要的创业地点就是京城的浙江村。
“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王国，同时打造一个最大的浙商聚居地——也就是新‘浙江村’。”浙商新城的几位主要投资人，向来自浙江的老乡们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在外“浙江村”以温州商人居多，但也有不少是以台州人、义乌人、青田人、舟山人为主的，其中舟山农民的“浙江村”很特别——1999年和2004年，山东有家报纸曾以《山东有个“浙江村”》和《教会了徒弟，养胖了师傅》为题，报道了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从浙江省舟山群岛迁徙而来的120户、260名农民，自然形成“浙江村”，搞“鱼鸭混养”发了财，并带动当地农民发展养鸭的故事。“浙江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尧介绍说：“1997年，这里开发了很多鱼塘，我们就从外地迁了过来；这几年，我们‘浙江村’的很多人又迁到了别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的养鸭业刚刚起步，市场较好。现在我们‘浙江村’里，浙江人不到50户了。”
浙江人走了不少，但他们给临邑留下了一个覆盖5个乡镇、87个村庄、1680个农户，年养殖蛋鸭800万羽、鱼2000万尾，年销售收入6亿元的产业；一个实现养殖户年纯收入8万元，占地面积1.4万亩的“国家级鱼鸭混养标准化养殖示范区”。
“浙江村”在当地养鸭业发展中发挥了“鲶鱼效应”。这些逐“水”而来又逐“利”而去的舟山养殖业农民，其实是最有经济头脑的，是另一种“浙商”。
“抱团”打天下
浙江商人素有“抱团”的传统，像宁波帮在上海、温州帮在中南欧、青田帮在北欧国家等等，不仅是因为亲缘乡谊，更是生意的需要，他们深谙“十指难敌拳头”的基本道理。
尤其是在目前金融危机笼罩、贸易争端频仍的复杂情况下，浙商企业之间的联合与资本合作正是浙江民企用来抵御金融危机、化解市场风险、强化竞争优势的有力武器。
温州人黄明民是一家专做对美纺织品加工生产业务的老板，在温州当地颇有些名气。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当地纺织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波及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不仅没受影响，效益还比上年有了提升。
“一个是产品档次提高了，我们主要给美国一些高档酒店供货，所以订单几乎没有减少；还有一个是国家提高出口退税额，降低了成本。”对此，黄明民解释。然而更让人感兴趣的在于，在他的对美业务中，各个环节都有着合作伙伴，并且，基本都是浙江人，彼此之间“利益透明，盈亏共担”。这才是他的真正“杀手锏”。
据了解，在当前的浙江，像黄明民这样“抱团”打天下的老板数量正越来越多。抱团合作组建各种形式的“经济共同体”，目前在浙商中已成燎原之势。
2009年7月，由温州法派集团联合奥奔妮服饰、伸迪服饰、婉甸服饰、泰马鞋业、泰力实业、金丝帛企业、贞达企业等8家核心企业和十大创始人共同投资组建的新实体公司——“优衣派服饰控股有限公司”宣告诞生。与传统而较为松散的抱团模式不同的是，“优衣派”除了几家龙头企业之外，更吸纳了150多家温州本地生产制造企业作为产品联盟协作企业。
“当一个大型多元化的企业组建后，能极大增加其议价权，它能迅速将缺乏订单的生产企业整合起来拓展市场，搭建新的产业联盟，从而以更低的成本进入某个行业。”在法派集团董事长彭星眼中，这不啻是个“强强联合，以大带小”的突围计划。
不唯如此，向来各自为战的温州钢贸企业也吹响了“集结号”。2009年11月，在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的牵头下，70家本地钢贸企业出资2.8亿元组建了温州市金属投资有限公司。
“此次试水整合就是为了打破传统单一供销模式，实现一种统购分销格局。”温州市金属行业协会会长叶会昌表示，接下来，“温州金投”还将入股钢企、开发矿产、投资房地产等等。
而在百里之外的丽水云和，一场变单兵作战为联手出击的大剧也正在上演——为开拓内销渠道，云和13家木制玩具企业正式签约成立了该县首家玩具行业公司。
目前，及至整个浙江，或为降低经营成本，或求开拓内需市场，一幕幕浙商“抱团打天下”的故事更是接连不断地登场。如此这些，都基于这样一个背景——金融危机下，企业的选择空间日益狭小，生存难以为继。然而，正是在企业纷纷单个谋求累积资金、缩减成本、拓展渠道、优化人力等变革之际，同业资源整合以增强议价权和话语权的尝试也由此衍生出空间。
浙商的“抱团”天性由来已久。这种新型“抱团”形式的探索始于数年前。2003年，由8家锁具民营企业强强联合组建成“航空母舰”强强集团，因为前所未有，引来众多关注；此后一年，注册资本5580万元、股权均分的中国最大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正式挂牌运营，其目标直指金融领域；接下来，由周晓光领衔的“义乌资本联盟”富越控股集团又横空出世，在上海掀起一股“老字号”抢滩大潮……
还有一种更为松散的“抱团”形式，主要是企业和资本的捆绑出击，以博取投资落地方的重视，或以“巨人”体量抢占陌生市场。
2009年10月，手中掌握数千亿民间资本的温州商人，相约来到重庆为手里的“闲钱”寻找出口。16日这天，“中国民间资本投资方向与动力暨全国温州商会会长高层经济论坛”在重庆召开，来自国内170多个温州商会的会长，以及成思危、姚景源等知名专家、权威人士齐聚山城，商讨未来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方向。很快，广厦控股集团、海亮集团、奥康集团、中瑞财团、德力西控股集团等50余家浙江民企在“山城”签下1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这是浙江民企首次大规模抱团西进抢攻重庆市场。
2009年7月某天，两架满载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迪拜展参展客商的包机从义乌机场起飞，直航阿联酋迪拜市。100多家参展企业的300多名客商用境外办展的方式拉开了“义乌市场万里行”的序幕。据悉，“义博会”迪拜展旨在引导众多企业抱团出击，进一步开拓国际新兴市场。
面对严峻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市场走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需要企业有适销对路的优质产品之外，还需要众多企业相互支持，抱团出击。
“一个人行走，可以走得更快；大家一起行走，可以走得更远！”浙商的抱团合作精神与其不断创新有关，与相互间的信任、宽容有关，也是浙商不愿故步自封，希望向着更高目标和发展方向努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