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浙江村”
曾经的“浙江村”，是上个世纪浙商们的一张特有的“名片”，它书写的是一段创业辛酸史，是浙商精神的充分发挥，也是浙江人共同致富的具体表现。
那一时期的浙江村、温州街可谓遍地皆是，世所闻名，就连首都北京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提起京城“浙江村”，人们自然会记起“三把刀”的故事，因为早期进京创业的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通常带有“三把刀”——剪刀、剃刀、刨刀。后来这“三把刀”的故事几乎成了进京创业的代名词。
但谁是“浙江村”的第一个“拓荒牛”呢？比较认可的一个版本是温州人刘泽波。透过刘泽波的故事，或许可以让我们还原一下“浙江村”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浙江人是如何来到“浙江村”的。
《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如此记载刘泽波的故事：
生于1943年的裁缝刘泽波，初中毕业后，跟着别人学裁缝，后来自己开立门户。1980年，有一个支边内蒙古乌海市的温州人回家过年时告诉大家：乌海做衣服一件能比家里多赚3块多，劝大家出去试一试。
随后，许多人开始跟随他到了乌海，但彼时刘泽波并未动心思。后来，出去试过的人都发了财。刘泽波也开始带上老婆和一个孩子，还有一个妹妹，到了乌海。在乌海做了一年，赚了一万多。后来，他们又到了包头。
在包头做到1983年，刘泽波去北京进布料时发现北京人很多，布料也多，“在这里肯定赚钱”，于是刘泽波又来到了北京木樨园附近的南苑乡马村。他们租了几间北京人的房子，就在北京做起了服装，并且在长椿街租了一个摊位。
说起来一切都有些偶然，“我们随便上了17路车，乘了几站在木樨园下来。也是随便下，觉得差不多了，下了车边走边问。”刘泽波对该书作者项飚回忆说。
他们前店后厂，这些价格低廉与款式新颖的服装为“穿衣难”的北京人所青睐。很快，北京钱好赚的消息传回了温州，也传给了在外地的温州人。
刘泽波等不断从家乡“带”人来北京。一些本来在甘肃、山西、东北等地的温州商人也来到了这里。越来越多的温州人聚集到马村以及毗邻的东罗园、海户屯、果园村、大红门、时村和石榴庄，做起服装、布料的生意。
1985年，北京商业流通领域放开，温州人趁机以包租柜台的形式进入北京的大中型商场。“那个时候，浙江人在北京做生意像做贼一样，摆地摊时东躲西藏。”后来在百荣世贸商城开店的李温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但从1988年以来，“浙江村”开始形成拳头产品：皮夹克。在以后的两年里，大批东欧和俄罗斯“倒爷”直接入村采购，生意红火得不行。
那个时候，“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成了这些温州人的发家经历。“当时每户几乎都有过三四天连续不睡觉赶活的经历，确实很辛苦。一般租的柜台只有二三十平方米，空间不大。白天摆满缝纫机等工具，晚上就睡在地板上。”李温红说。
1992年，借市场经济大潮，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建成使用，服装产销开始初见规模。“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稍具规模的中间批发点。
渐渐地，这个群落越来越大。据南苑乡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介绍，来此经商的浙江人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1994年10月的统计显示，该地有外地常住及流动人口11万人，而当地农民仅有1.4万余人。
这些人主要来自浙江省温州市，其中乐清人约占70%，永嘉人约25%，其余来自其他县。这些外来人口95%属于农业户口，从农村出来；只有5%的人直接来自城镇。
南苑乡政府1995年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聚居在“浙江村”的外地人主要是：或有一定经济实力，在北京做服装生意或者其他轻工业生意的经营者；或是从事各种职业的农民工；或是没有职业的游民。
值得研究的是，“浙江村”是一个让人感觉“外人无从进入”的“自治”社区，它与北京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整合状态，是一个孤立于北京之外的群体。而这也正是其被称之为“浙江村”的原因之一。北京与“浙江村”之间真正直接的相互依赖联系是利益，就是“浙江村”居民为北京的房东带来了可观的房租收入，每户的年房租收入少则5000元，一般都达上万元。
随着“浙江村”集聚规模的扩大，这些温州人发现，在生活需求上开始碰到困难，因为对它的存在和发展，北京没有提供充分的条件，“浙江村”只能自谋生路。
部分温州人瞄准了这一点，拖家带口来到这里，办起了幼儿园、诊所、饮食店、菜市场等，向居住在此的老乡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服务。而当地的北京人却很少光顾这些场所，完全是一种自我服务。
1988年初“浙江村”出现了第一个幼儿园，1989年形成第一个集中的菜市场，1990年后诊所、理发店、修理铺纷纷出现，1995年以后，“浙江村”里又出现了自己改建的公共浴池……
这种自我服务结构的建立，增强了“浙江村”的自我生存能力并形成一定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浙江村”内北京农民的原有住房已不能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从1992年末开始，就有一些大户合股与当地乡、村、生产队合作，当地出地皮，温州人出资金，盖起连片的平房甚至二层楼房，再分间出租给温州人。
据统计，到1995年，这类大院共有40多个，容纳人口3万多。一些大院提供系统的用水、用电、排污、邮电、教育、治安及娱乐服务。
这种“自治”，源自当时城乡二元体制的环境，也源自温州人所特有的群居个性。
研究过温州人的专家都知道，温州人中间有一种非常有效的“台会”制度。一个家庭如果打算上一个小额投资项目，就可以把亲友请来，一起筹划；如果可行，大家就共同出资先把它“抬”起来。赚钱后出资人可按抽签顺序得到还款。
在形成一定规模以后，这些温州人就会自办医疗、学校、治安联防队等，自发地来完善群体的生活环境。“浙江村”的形成与“自治”模式可以说是这种特性的完美体现。
生于1972年的温州人项飚，在其读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时，曾花6年时间对“浙江村”进行过调查研究。
他发现，在“浙江村”内，能感觉到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存在。“浙江村”的“村民”在对事物作评价时，往往会说这样的话：“你也知道，对这样的事情，在‘浙江村’都是这样认为的……”
1992年，当地工商部门建起了木樨园轻工批发市场，但工商所把每月30元的摊位费提高到每月200到400元不等。这激怒了浙江人，他们喊出“坚决抵制乱收费”、“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等口号，集体罢市，最后迫使工商所承认错误并降低收费标准。
此后，温州人维权有了自己的组织——商会，专门负责在京温州人的各项事务。
“浙江村”的存在，给北京的市场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给当地带来了不安。
1993年，北京市人大代表的一项提案称，“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杀人越货事件时有发生，出租车开进“浙江村”，司机不仅拿不到车费，还要被劫掠一空……
一时间，北京人谈虎色变，呼吁全面整治“浙江村”，将温州人“驱逐出境”。事实上，北京市也曾经以清理的方式解决问题，结果却演变成了长达十几年“清理—逃跑—回潮—再清理”的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当时北京的政策是“以轰为主”，在1986年、1989年和1990年的8～9月份，当地政府都分别组织了专门力量进行“清理”。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是几乎年年要刮“政治台风”。“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南苑乡一位政府官员说。
根据李温红的回忆，当初他们一般都是五六户亲戚好友结伴搬往附近的河北省“躲风头”。“但我们并不停止生产，继续往北京市里的商场送货。”李温红说，走之前就与房东说好：“风头过了还来住你的房子。”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丰台区工商局和温州市工商局联合在社区内投资兴建“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向温州人招商。这似乎是对外来人员的承认，于是一大批温州人兴建的市场和大院随之而起。
“浙江村”的乱，村里的人也承认。李温红回忆说，最乱的时候是1994年和1995年。尤其是治安状况，到1994年空前严峻：黄赌毒俱全，恶势力横行。“当时很多出租司机都不敢上我们这儿来——怕砸车抢钱！”
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服务机构，“浙江村”的环境卫生条件比较差。“浙江村”甚至没有一个邮筒，排污、电力设施根本不能满足外来人口与当地人的需求。有专家甚至称，有些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棚户区”、“强占定居区”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南苑乡一位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脏乱简直触目惊心！”
这位女工作人员说，为了调研拍照片，领导特意为她配了一双雨靴，因为那时的“浙江村”到处都流着齐脚脖的脏水，没有雨鞋，进都进不去。
于是1995年11月，北京市又一次对该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清理整顿。温州人建起来的大院全部被拆除，大部分外来人口被疏散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