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元，在中国乡村的分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义乌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10万元也是当时市府五六个局长级公务员一年的薪水。对杨保伟而言，10万元也并非一笔不痛不痒的支出。杨保伟坦言，倘若生意不太好，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万元。这笔钱，够他给10个工人发放一年的工资。因而，他掏出这笔钱的时候，并不像外界说的“不在乎”。再者，生意人时间就是钱财，村官琐事太多，不可能不影响到生意。如果这些成本可以量化的话，杨保伟估计自己为“官”三年要付出的经济成本将是40万元。
那么，杨保伟为什么舍得10万元捐资参政？有所舍，就应该有所得。杨保伟到底图个什么呢？杨的说法是，一时冲动，别人利用他的傲气激他的。在谈论上杨村村政的历史时，杨表达了他的不满之意，同时，也透露了他捐资参政的真实原因：
上杨村临近市区，差不多寸土寸金，宅基地异常吃紧，即使有钱也没地方盖房子。因此，800余户人家有130户做制笔生意，厂房和民用住房只好混合在一起。杨保伟虽然有一栋三层的小楼，父母却不得不寄宿在叔父家中，在城里读书的儿子回家，连个睡觉的地方都不容易安排。拥挤的住房有时还影响到上门来的客户。在做外贸生意时，有些国外的商人朋友，来到他的家中一看后，差点放弃了生意上的合作。
在此情况下，有村民提出另外规划新村，整体搬迁到别处。但是，个别在村政中拥有话语权的村官，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否定了新村规划的建议。
杨保伟感到，“只有自己掌握了权力，才能为自己和多数人谋取合法权益。”
仅仅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促动杨保伟拿出10万元捐资参政，他提出的另一个经济上的好处是保护创新。
杨保伟是上杨村铅笔制造业的排头兵，但由于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他在产品上的创新无法得到保护，因而被克隆是常事。杨保伟在这方面损失很大，而克隆的人也挣不了大钱，可是就是没有好的办法阻止这一切。杨保伟认为，要是自己当了村长，有了发言权，就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搞技术创新，一起致富挣大钱。
一位制笔的村民说，“假如这个想法实施了，他一年多挣的钱可能就有10万元。”
当然，除了经济上的考量，政治上的需求是无法排除的。
对于杨保伟，这个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被承认。
杨保伟的父辈祖父辈都是农村的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不论是在乡绅治理下的农村，还是在乡镇政府管理下的农村，杨家从来没有一个人出人头地。而村长，在一个乡村里，绝对是有头脸的人物。杨说，他不是冲着这个虚荣来的，但他不否认自己渴望这样的光荣。“我当村长，还是想为整个村子谋取利益，我的政治抱负在整个上杨村。”
那么，村民的选票是否是冲着10万元的捐赠？
对于这个问题，在上杨这个年销售额将近一个亿的村庄，村民一般会以轻蔑的口吻来加以否定。
据称，上杨村从1997年大规模制笔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即便穷的人家也有个四五万的存款。只要劳动，就没有过不好日子的。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杨保伟捐赠的10万元平均到每个村民头上，能在选票上引起的波动就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了。
有的村民说：“那么一点钱，还收买不了我的选票。关键是觉得，杨保伟是个能人，跟他干，村里发展会快起来。”
如此，杨保伟用选票彻底改写了道德权威占据“村政”舞台的历史，代之以经济能人执掌“村政”。杨保伟也成了那一时期媒体聚焦、放大的热点人物。
杨保伟仅是一个小小的个案。其实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浙江、重庆、吉林、山西等地在农村选举过程中，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以及养殖大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甚至还以承诺和捐赠的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
2005年以来，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据一些省区的民政部门统计，部分地区富人当选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六十。以浙江为例，该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有的地方还出现了班子参选的苗头，即几个“老板”联袂参选并“组阁”。基于这种情况，有媒体认为，财富的力量在竞选中愈来愈大，“富人治村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曾说，发达地区部分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需求。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幕。
富人参政的动机无非有三：一是出于公心，想改变农村落后贫穷的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富人虽富，但农村仍然是其内心深处根之所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一方百姓致富，取得一定的社会名望。当“村官”为名不为利，应该说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二是谋取经济利益。他们一般有自己的企业，企业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单元，当政的富人希望通过获得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或者至少防止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如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其行为应该得到保护，但如果越出法律的边界，其谋利行为应该受到惩戒。三是谋取政治利益。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巨大成功，想通过参选当政，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以便于今后在乡镇政治、县域政治中有所发展。
“先富群体”的当选反映了先富群体积极参政的内在冲动和强大优势，反映了选民的主体地位日益突显，也反映了各级领导层期望富人主持村务的愿望。
相对于杨保伟们的当选“村官”，徐冠巨等人的参政议政则是另一道风景——
2003年1月，在浙江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42岁的民营企业家、浙江省工商联会长徐冠巨当选为副主席。这是浙江省政协成立以来，首次由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的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任副主席。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是从2002年7月起担任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这也是浙江省工商联从1952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当“掌门人”。十多年前靠2000元借款起家的传化集团在徐冠巨的精心经营下，当时已经成为浙江省知名的民营化工集团。这家公司还以率先在民营企业进行党建工作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
在2003年1月召开的省人代会上，周晓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因为自费打电视广告向群众征询全国人代会议案的内容，让周晓光成了名人，也成了忙人。广告打出后，社会反响强烈，周晓光的人大代表办公室里电话也响个不停。“义乌市只有我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我只熟悉商业、企业，但义乌工人、农民和其他阶层的利益也由我来代表，如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的议案就缺少深度、广度和高度。”周晓光的这段话道出了她打广告征议案的原因，也道出了一个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浙商作为从民企中崛起的一个新阶层，不但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走进了全国“两会”的神圣殿堂，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
有人对当代浙商政治参与的方式做过较为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选举和被选举占到被调查对象中的85.2%，入党占7.4%，加入工商联占3.7%，参加政府活动占3.7%。在以上的政治参与中，选举和被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看做是最主要的政治参与方式。走上这条“参政议政”之路的高层次浙商中，除了徐冠巨、周晓光外还有鲁冠球、宗庆后、冯根生、楼忠福、李书福、郭广昌、南存辉、胡成中、沈爱琴等等一大批。
对于这一现象，被朱镕基总理誉为“国宝”的飞跃集团董事长、党的十六大代表邱继宝解释说：“随着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的政府需要来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人来共同参与民主建设，我们民营企业人士也自然就有了参政议政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