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曾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当然，他也曾将同乡张静江，侄子陈果夫、陈立夫等向蒋介石介绍，使其最终成为蒋氏集团的核心人物。
张静江是继陈其美之后又一个经商为官的湖州帮要人。张静江，1877年出生于浙江南浔的一个巨富家庭。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二兄”。
年轻时期的张静江在父亲张定浦的鼓励下到海外经商，在巴黎、伦敦和纽约都开设有公司。1905年，28岁的张静江由于对清朝腐败无能不满，成为一名反清革命倡导者。孙中山东奔西走为民主呼号使张静江大为敬仰。张静江对孙中山说：“近数年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并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介绍他去美国活动时，可到纽约市第五街566号通运公司，领取活动费3万元。后来孙中山到纽约，果真兑现拿到了这笔钱。1907年，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在窘迫中求助张静江，数天后张便汇了3万法郎，让孙中山与同仁们又惊又喜。第二年孙中山为筹集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张静江又如约汇出6万法郎。1920年，张静江回到上海，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设恒泰经纪字号，改称恒泰交易所，并以交易所为阵地，为革命活动筹措经费。
据家族后人不完全统计，张家在辛亥革命前后捐款达130万两白银，约相当于如今的26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豪门望族阶层中是非常少见的。
1912年，张静江在湖州老乡陈其美处邂逅蒋介石，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恒泰交易所任职。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向张静江借钱糊口，而张静江对蒋也是有求必应。在由商转政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张静江还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蒋有济世大志，为人忠挚，善于谋略，行事果断。因为张静江的多次美言，蒋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反蒋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汪精卫和胡汉民，这时候他在党内能够借重的力量只有张静江了。1926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广东处境日益困难，他希望张静江前来救场。没过多久，蒋介石率兵北伐，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大大加强了蒋介石的政治力量。但是北伐需要大量军饷，这就势必要与江浙财阀打交道。而打通江浙财阀的大门，又非张静江不可，于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设立浙江临时政治局会议，任命张静江为主席。经过张静江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等的“报效”，也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的认购！
张静江被贬为浙江省主席后，致力于建设，为南京政府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总是以国民党元老自居，不买政府的账，也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同时，他与国民党一些新贵的矛盾也渐渐滋长起来。1931年10月，以宋子文为首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仍是国民政府全国建设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实际上成了名存实亡、有职无权的摆设。这对张静江精神上的打击不小。蒋介石的疏远、权力的丧失以及痼疾的日益严重，使他终于忍不住对亲友和年轻部属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
1938年张静江携全家出国，自此远离了政坛风雨，也离开了蒋介石这位曾经的把兄弟。
其实历史上的湖州人读书致仕的要远比经商为官的多得多。自明中叶出现所谓的“湖商之后”，士商现象就在这块地方盛行至今。首先是儒士们在经商风气的熏染下，逐渐认同商业意识，从而走上经商之路；同时经商成功后他们自己或是亲属又反身入仕，成为与徽商几近的一个特殊群体。最典型的莫过于南浔的丝商群体“四象、八牛”：“四象”中的刘镛，“少开敏能读，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辍学执学于绵绸业”。他是弃学经商，赚了大把的白银，仍“欲以诗书簪绂启其后，故望子力学之心独切”。其子刘锦藻励志学问，于1894年进士及第。父亲辍学的无奈，在儿子身上找回了成功。而儿子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士了，他不仅是文人学者，编修《清文献通考》，著有《新正附考》《南浔备志》《坚匏盦集》等，更是一名成功的爱国儒商，继承父业，成为江苏淮盐巨商，又投资垦牧、轮船、电业、铁路、房地产等。刘锦藻之子刘承干继承刘氏家业后，则成为一代藏书家和刻书家。“四象”中的庞云鏳也是弃学从商，起初靠丝业起家，后又兼营军火成巨富，他也在儿子身上找回了寄托。次子庞元济于1880年考取秀才，庞云鏳又为他捐补博士弟子，授了个空头的刑部郎中，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近代最大的书画收藏家兼实业家，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商。“四象”中的顾福昌也是少时弃学，后来成为上海丝界领袖，担任上海丝业会馆董事，又经营码头，成为上海商业巨头。他的子孙也都是数代儒商，尤其到了曾孙顾乾麟，成为“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著名儒商。丝商群体中的“八牛”，情形也大致相似。如周家第二代周庆云商儒并重，“早岁就傅，毕熟五经，为县学生。值世将乱，不慕闻达，一意为贾。贸丝行盐，用起家业”，一生创办了六个工厂，投资煤矿、电力、铁路等实业，又笔耕不辍，多著述、喜藏书，逝前一个月还手不释卷。
像湖州南浔这样一个面积近12平方公里的水乡古镇，历史上就出现过三阁老、三尚书、四十二进士，难怪清人沈垚对境内商业环境作出如此论断：“天下之士多出于商”，赚到钱就有读书做官的好条件。
“新富参政”现象
2002年年初，义乌城西镇上杨村村委会换届选举在即，38岁的杨保伟敲锣打鼓地在村中贴出10多张“红榜”承诺书，言明如当选村委会主任则做三件大事：捐款10万元用于全村2002年农业税费用，剩余款用于村里修路；在职三年的误工补贴全部捐给老年协会开支；努力为群众服务。
在经济上有影响力，但始终远离乡村政治舞台的杨保伟，如同一匹“黑马”，闯入了选举人的视线。在义乌市民政局主管乡村选举的官员看来，杨为其他村民交纳农业税的宣传是不合适的，因为交纳农业税是每个农民应该承担的义务。但是，出钱参选则没有被禁止。
于是，10万元成了为杨保伟助选的“利器”。
第三轮选举投票中，在第二轮选举中尚处劣势的杨保伟反败为胜，当选村委会主任，成为一村之长，当上了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官、但事实上并不在国家官员序列中的名义上的“村官”。
杨保伟是义乌杨力制笔厂厂长。17岁那年开始继承木匠祖业给人打工的他，曾经辗转于江西等地，先做匠人，后做生意人，投机倒把做点小买卖。上世纪80年代后倒腾烟草，以此发家。1997年，在义乌小商品行销世界的潮流中，杨保伟裹进了制笔业。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中低档铅笔由上杨村的制笔作坊提供。杨始终屹立在上杨村制笔业的潮头。由此，杨保伟完成了他由一个有钱的义乌人到富有的义乌老板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