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炒家”
有人说现在的温州人比当年的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敏锐的市场嗅觉与精明的投资眼光不得不让你惊叹。炒房子、炒商铺、炒煤炭、炒油田、炒汽车、炒棉花、炒黄金、炒典、炒汇……什么都敢炒，就是不炒股。一旦浮现什么赚钱的机会，就会有温州人捷足先登，虎视眈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温州人的忙碌的身影。他们怀揣巨资，蜂拥而至，不动声色，一展豪迈。
经过二三十年财富积累的温州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所掌握的民间资本已达6000亿元之巨。资本的威力很快就在炒房上面得到充分展示——温州人炒房，最初是从自家门口开始的。1998年到2001年，温州的民间资本促使当地房地产价格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市区房价快速从2000元/平方米左右，飙升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自1999年起，温州民间资本开始陆续登陆上海、杭州等地。2001年8月3日，由《温州晚报》出面组织的第一个购房团驱车奔赴上海，第二批、第三批迅即尾随而来……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沪、杭等地的房价已经节节飙升。此后，《温州晚报》与另外两家报社——《温州商报》《温州都市报》纷纷推出的购房团如阵阵旋风席卷全国乃至域外，北抵蒙古国、东进辽沈、西连中东、南至越南、远达欧美……此举仿佛13世纪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军团，足迹所及，如入无人之境。“温州炒房团”，一个从未有过也未曾想到过的新鲜名词由此诞生。
有媒体专门为温州炒房团制作了一张炒房路线图，炒房者按照房产升值空间及市场环境等因素，把全国房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依此进行操作：
一级市场是上海、杭州、北京等钻石级城市；二级市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连、南京、苏州、厦门等；三级市场是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会城市或西部较发达城市，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成都、乌鲁木齐等；四级市场是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的地级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海南三亚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变化，炒房者也会随时调整“火力攻击”对象，比如海南三亚、海口的房子在温州人的参与热捧下一夜之间升值无数。
温州炒房团在相中某地楼盘后，往往将大量资金集中起来，以团购的名义谈妥价格，成栋甚至成片地购买下来，然后坐收渔利。其获利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等房子升值后，迅速抛售出去，赚取差价；另一种是出租获利。而大部分温州人都是采取前一种方式，甚至有不少人还通过特别的手段对房价进行操控。
2009年初，一个10人的专业炒房团，每人出2000万，来到海口，首付20％，以6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跟一个开发商包下销售的全部房源，要求可在60天内随意更改房产所有人的名字。60天内随意更名是炒房的核心潜规则，随后，这10人各自联络自己的亲朋好友来买，房价涨到7000元，亲朋好友又通知自己的“关系人”，房价涨到8000元。见房价涨势喜人，外面人也跟进，房价一路飙升到1万多元，而温州人在8000、9000元以下已悉数抛尽。
温州人买房如“买菜”：上海，陆家嘴102套住宅仅两天就被温州人一抢而空，成交近亿元；杭州，西子湖畔每平方米逾万元的“黄金房产”主人大多是温州人；喀什，至少1000名温州人吃下喀什商贸城半壁江山；武汉，50多名戴着劳力士、提着LV包的温州人，在江城展开了一轮购房“血拼”，其中1个人10分钟连签6套房，每套都在200万元左右……
因为名声大噪，以至于开发商、其他炒房者乃至某些地方政府和媒体，希望借助温州炒房团的声势，抬升房价并从中获利，甚至传说有一些城市，温州人还没出现，仅凭开发商散布“温州炒房团就要来了”的话就可令楼市价格上扬。一时间，人们都说温州人像蝗虫，走到哪里，哪里的房价就遭殃。温州人被妖魔化了……
耐人寻味的是，2004年4月8日，新华社曾发表《向温州人学习》一文，文章说：“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敢为人先的温州人留下了许多创举。此次‘温州购房团’现象再次给人们上了一堂市场经济课。温州人在房地产市场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没有采取任何不健康不道德的手段投资房地产，我们应该以理性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他们。温州人捕捉商机的本领值得人们学习。”
趋利是商人的本性。将房地产作为投资项目，温州炒房团的所做所为虽然久为人诟病，但是在法律的意义上、在经济学的范畴内、在市场的空间里，它是合法合理甚至是成功的，因为在这里道德不是最大的游戏规则。
尽管在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臭不可闻”，个别地方甚至是“臭气熏天”了。但是责怪温州炒房团是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的。应当说是房地产市场的失范、民间资本出路的问题等多重因素诱发了目前的无序投机现象。
“中国皮都”温州平阳县的企业主吴春波也曾是温州炒房团的活跃分子，他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东方时空》栏目的专访时说：“我为什么要买房？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总不能让钱躺在银行里吧？”2004年上半年，吴春波的制革企业因为污染问题不得不停产，一时又没找到新的投资方向，这才入伙了炒房团。
当然温州炒房团也屡有失手的时候，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期而遇的迪拜世界公司债务危机，曾使其遭受重创。中国人或许还不知道“温州炒房团”已经远赴中东开拓市场——有媒体曝出，中国浙江商人因在迪拜炒楼损失20亿元人民币。
一位不愿具名的迪拜黄姓温商说，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他投资的迪拜项目土地市值大幅度缩水，从最高时的800迪拉姆/平方英尺，急跌至近200迪拉姆/平方英尺。在恐慌心理影响下，迪拜土地交易市场几乎停滞，想抛也无人接盘。
最痛苦的莫过于跟风炒房者。他们要么是忍痛割舍先期投资，撤离回国；要么债台高筑，缴纳高额的银行贷款，如果撑不住，甚至有锒铛入狱的风险。
在这场房地产“盛宴”之中，温州人终于为自己的狂欢付出了代价。
遭遇“滑铁卢”的还有温州“炒煤团”。
曾经有过统计说，到2004年底，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由温州煤团承包，投资商当时达2000人左右。
当时筹备成立浙籍矿山井巷企业联合会的阎敏才如此形容：“在山西任何一个产煤市县，基本都活跃着温州煤团的身影。”“我们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时，国贸大厦下面是清一色的奔驰、宝马。”
然而风光的情形很快就过去了，时隔仅一年，阎敏才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却颇为失落：“去年，协会办公室里不停地有人来来往往，特别热闹。可看看现在，天天几乎没有人来。”
一位温州煤老板透露，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山西，一开始干的也是掘井工作，后来和几个老乡合伙在山西承包了一个煤矿，2002年、2003年，煤炭市场回暖，他和“同乡”一样，赚了些钱，但在2004年下半年，他果断从煤矿退出，“压力太大，风险太高。”
宁武县煤矿投资者张有彦叫苦道：“现在的煤矿不能干了，都在亏损，人心惶惶。在山西没法待下去了，我们的资金都是家家户户集资的，现在已经投进去不止1000万了。”
原平64个中小煤矿，其中59家煤矿曾被温州老板承包，但原平的浙江老板不少人已经退了出去。退出的原因不言自明。
“很多人都是哭着离开的。”一位温州老板在阎敏才的办公室里说。“这还是抽身早的，现在很多老板想离开都不行，手里的煤矿即使亏本转手都没人要。据这位老板说，目前撤离山西的温州煤商已经高达70%左右，剩下的也在陆续离开。”
显赫一时的温州“炒煤团”顿时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正面临着被“清理”出山西煤炭行业的命运。一场声势浩大的小煤矿重组运动正在产煤大省山西轰轰烈烈地进行。按照该省的整合方案，至2010年底，山西全省矿井总数将由2598座压缩到1000座，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目前的2200个锐减至100个左右。此举意味着，浙商在山西投资的几百家中小煤矿将被兼并或被关闭，温州“炒煤团”或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9年8月，一份《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在山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背景下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调研报告》称，“浙商在晋投资的煤矿企业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所引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企业已超过450家，投资总额在500亿元以上。
报告还称，“这些投资者资金均来自省内的千家万户，若投资血本无归或损失惨重，则可能引起省内一系列的诉讼，涉及企业、有关事业单位和银行等。”
煤矿没了，这些“笑着前来，哭着离开”的煤老板的出路也就成了问题。
为此，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认为，炒房等短线投资造成了温州实业资本的空洞化，温州商人需要逐渐走向长线的、理性的投资。
假冒伪劣
曾有一段时间，“创富样板”浙商好像成了“臭豆腐”。一些论坛上，发出了一些批判浙商的言论，甚至将外省个别企业压榨工人、行贿舞弊、官商勾结、制造假冒伪劣等行为归结为“学浙江”的恶果，并认为是“温州式的廉而劣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浙江商人简直成了“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的奸商代表。
近来也有人说，“西班牙民间的排华商行为，实际上并不是针对中国商人或中国产品，他有一个特定的对象，就是温州商人——温州鞋商。温州部分商人在全世界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干扰别国产业秩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形象。在俄罗斯，温州商人用假货坑人，使得俄罗斯人把中国产品作为假货的代名词，在南非，在南亚……”在此君眼里，温州商人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温州，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备受世人关注的浙南城市，曾一度因信用缺失而震惊中南海，以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而名扬天下，的确成了世人诟病的对象，成了消费者心中诅咒的对象——
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流传甚广的故事：一名东北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款式新颖的温州产皮鞋，不料刚穿了两三天，在结婚筵席上，新郎的皮鞋却开了帮，仔细一瞧，里头塞的全是马粪纸。恼怒之下，小两口把破鞋用邮包寄给了原温州市长，质问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当市长的脸红不红！
其实，这位父母官也颇感冤枉，在那个混沌无序的时期，他经常收到类似的邮包。由于缺乏游戏规则的有效规范，在全市几千家皮鞋厂与十几万供销员中，生产销售这种早晨穿上、黄昏就破的“晨昏鞋”的绝不是一家两家、一人两人，上哪儿管去？当市长的也是有苦难言。没有办法，于是在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门燃起了一把大火，将5000多双“温州皮鞋”付之一炬，以“贡鞋”闻名400余年的温州皮鞋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与温州市区一江之隔的乐清柳市镇，不到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低压电器生产厂家。改革开放之初，求富心切的温州人为了获取暴利，干起坑人蒙人的勾当来同样是昧着良心、花样百出：比如国家规定，低压电器的触头必须用白银，但柳市人却用白铜替代白银，这样一来，个人的利润虽然增加了30%乃至50%，但低压电器产品的质量、寿命和安全性能却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再比如上千家低压电器企业中，有证企业不到1％，有证产品不到0.1％，但柳市人为了使自己的伪劣产品有销路，却挂羊头卖狗肉，假冒北京、上海等地知名企业的品牌，人家一检测，产品质量全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