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换股给了项松茂以充分的发展空间。经过一番精心筹划，他在南北通衢的福州路和河南路口开设新店址，推出不少新药品，这是他精心布置的一着棋。店里原先仅能配置一些中成药，他补充资金，增聘留学归来的技术人员，新添生产设备，推出了“人造自来血”这种新药。“人造自来血”色质鲜红，含有治疗贫血的配方，出品后得到中国政府和租界当局承认，一时大受欢迎。两三年中，该产品竟漂洋过海，先取得了美国旧金山国际博览会银奖，后又获得了日本东京大正博览会三等奖，真可谓旗开得胜，名声大噪。知名度带来了滚滚财源，五洲先后在天津、汉口等地都设立了分店。1920年，项松茂建起了五洲药厂，不久又盘下了原德商生产臭药水的亚林化学厂。他还“三顾茅庐”请来了留日专家李觐唐、留德博士叶汉丞、留美硕士徐佩璜，以及后来蜚声国际药学界的著名中国药物学家张辅忠等，共同研制新药，几年中推出了乙醚、硫酸低铁、纳夫他林、煤馏油醇、防疫臭药水、牛痘疫苗、痱子粉、花露水、良丹、十滴水等上百个新品种。五洲资本扩大到150万元，奠定了中国新药业的基础，把原来几乎是日本西药商后院的中国市场大部分夺了回来。
不久，项松茂又成功收购了德国人创办于上海的固本肥皂厂。从此，五洲药房更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分制药、制皂两大部分，成为上海滩上第一家使用蒸气动力、机械化生产肥皂和药物的现代工厂。五洲厂生产的肥皂质好价廉，供求旺盛，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脍炙人口的广告：
五洲固本皂，人人都称道；
洗用来得省，又不伤衣料。
五洲固本皂问世之日，正是英商中国制皂公司的祥茂皂厂称霸中国市场之际。这是一家资本足、设备好、技术强、实力雄厚的老牌制皂企业。
起初，英商祥茂皂厂并没有把五洲固本皂药厂放在眼里。的确，和这家世界一流制皂厂一交手，五洲厂就铩羽而归，弄得亏损不小。由此引得祥茂皂厂摆出盛气凌人的姿态，放出风声说愿高价收购五洲固本皂药厂。
面对压力和诱惑，项松茂不为所动，但他却私下里琢磨着，
固本不敌祥茂的关键在哪里？于是，他派制皂部主任隐名埋姓混进祥茂皂厂当差，命他弄出个明白来。这位主任在英国工厂里一干9个月，把对方的技术奥秘摸了个透。回厂经反复试验，很快在各项技术指标上压倒对手。祥茂皂含脂肪酸40%，固本提高到55%。祥茂含水为48%，固本减少到34%。这样，固本皂就以去污垢力强等优势，在质量上一举压倒对方。
但祥茂皂原在上海、浙江、华南、华北、西北等地区有较强劲的销售网，面对固本皂咄咄逼人的挑战，它又新增寄售、放账、补价、赠奖等手段来对抗。正当两家紧锣密鼓，准备大战一场时，恰巧发生了英国捕头开枪打死中国市民的“五卅惨案”，导致了全中国人民的抵制外货大风潮。项松茂因势利导，全线出击，祥茂竟致一蹶不振，被迫停机停产。固本乘胜追击，相继推出了“高花香皂”、“玫瑰香皂”、“檀香皂”等新品种，彻底挫败了英商垄断中国皂业市场的企图。
“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担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登报声明“不进日货”。他还参加发起了黑、吉、辽三省抗敌大捐款，同时对报界人士发表谈话，强烈谴责日本侵略者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
不久，上海人民抗日义勇军组建成立，满腔热血的项松茂将自己企业内全体职工编组成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聘请军事教官严格训练，规定职工下班后军训一小时，积极备战。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前线伤亡很大。战斗打响的第二天，项松茂立即赶回厂内，亲自监督生产，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
位于四川北路老靶子路的五洲第二支店，离战区仅一箭之遥，当时有11名店员留守。一天清晨，一队日本兵乘车经过店前，遭到隐蔽在弄堂里的中国抗日志士射击，有两名日军士兵被击中。次日，日军宪兵到店中搜查，搜出了五洲员工所穿的义勇军制服，于是捣毁店堂，抓走了里面的全部员工。
项松茂在总店听到消息后，明知日军残忍横暴，早已对他恨之入骨，但他仍不惜赴汤蹈火，慨然前往营救。项松茂一到日军宪兵队就被羁押，然后又被绑架到江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审讯。日军司令官亲自审讯，在审讯无果的情况下，恼羞成怒地下令将他杀害。先他被捕的11名五洲员工，也同时遇难。这一天，正是1932年1月31日。
项松茂被捕次日，上海《时报》以大字标题“项松茂失踪”予以报道。但真相直到数年后才揭开，黄炎培在一篇纪念项松茂的文章中透露：“先生一到分店立刻给敌方掳去。问他是谁，他很慷慨地答我便是项松茂……敌酋亲自鞠讯，怒声问敢藏军服么，敢抗我们么，谁抗我们就杀谁。项先生从容答：杀便杀，中国人不爱国爱什么？究竟是谁激起中国老百姓排斥日货呢？你们不怪自己倒怪我们！你自己清楚想一下……滔滔地大声斥责……先生亦到底不肯屈，凛然就义。十一个店员亦全被杀。”此文刊登于1947年1月25日《申报》。
后来，项松茂长子在清检父亲遗物时发现其手书对联一副，联曰：
平居宜寡欲养身，临大节则达生围命；
治家须量入为出，徇大义当芥视千金。
一友人曾送上挽联：“明哲保身，不抗日，不拒货，可以不死；不救人，不冒险，可以不死；对敌酋长跽乞怜，肯屈肯辱，可以不死。而项君竟以抗日，拒货，救人，冒险，不辱，不屈，死矣！”国民政府亦曾以“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
1982年，项松茂罹难50周年之际，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题写“制皂制药重科研，兴业兴华异众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以示纪念。
“宁为玉碎”方液仙
在项松茂殉国8年之后，同样是在上海滩，又一位宁波老乡在此遇难，他就是中国日用化工之父、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一篇文章这样记述他的“离去”：
“日军侵占上海后，大汉奸陈公博派人前来游说，要他出任伪政府的实业部长，被严词拒绝。日伪见利诱不成，就屡加威胁，一时间恐吓信、警告信不断，方液仙不为所动，敌伪终于决定施以毒手。1940年7月25日上午，方液仙在去工厂途中，遭埋伏在住所附近的4名暴徒突然袭击，将他挟持到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里，向越界筑路方向逃去。事发后，方家起初以为遇到了强盗绑票。过了好几天，仍然音讯全无，下落不明。直到该暴徒因他案受审时，才知晓这是日伪精心策划的政治谋害案，方液仙已被日伪所杀害。遇害时年仅47岁……”
方液仙原籍浙江镇海，1893年生于上海一个商人家庭，年少时就读于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后拜师德国人窦伯烈学习化学。19岁时，方液仙在上海独资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资本1万元，开始少量生产牙膏、雪花膏等日用品。1920年，方液仙叔父入股投资，并改组为股份公司，公司发展得以提速，先后有“三星”牙膏、“三星”酱油精及调味粉等产品问世。1928年，方液仙又制造出了“三星”蚊香以及淀粉、酱色等。其中“三星”蚊香堪称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拳头产品，围绕着“三星”的蚊香大战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
上世纪初，国内的蚊香市场以日本的“野猪”牌和“猴”牌最为畅销，几乎独霸了上海及东南沿海市场。面对日商的肆意掠夺，方液仙拍案而起，决计研制国产蚊香，与日货一决高下，挽回利权。
然而自制蚊香谈何容易？一无资料，二无技术，三无设备。由于日商严格保密，除蚊香原料为除虫菊外，一无所知。方液仙知难而上，以自己学得的化学知识，开始了蚊香成分及配料比例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废寝忘食的钻研，蚊香成分比例终于验析出来了。随即，方液仙跨出了第二步，着手制作蚊香。先做了几段，用以试验效果，夜里点燃后，随着青烟散发，蚊子仓皇逃遁，但与日本的“野猪”牌和“猴”牌相比还逊色不少。
日本的这两款蚊香都是老牌产品，每盘燃点时间达到了5个小时。方液仙于是组织集中攻关，先后开发出了三种产品，燃点分别达到5、6、7个小时，一举解决了蚊香燃烧时间过短的问题。
方液仙还在销售渠道上下功夫。他利用宁波帮在上海的关系与网络，委托一批商号代理自己生产的“三星”蚊香批发业务，采取百货业传统的结算方法，每年阴历五月发货，到中秋节再结账，给经销商以宽裕的时间，这样大家都愿意代理。
“三星”蚊香的异军突起，使得日商既怕又恨，必将其扼杀而后快。他们倚仗资金雄厚、渠道广阔的优势，采取削价销售的惯用手法，意图一战挤垮“三星”。但方液仙早有所备，他巧妙利用“五卅”运动中各商号积极响应“抵制仇货，提倡国货”的势能，顺势打出“国人爱国，请用国货三星蚊香”的王牌，通过报纸、招贴等形式广为宣传，赢得了无以计数的顾客。在民众爱国热情支持下，“三星”不但未被挤垮，而且生意越做越兴隆，一时声名鹊起。
那时，中国尚无除虫菊种植，蚊香原料需从日本进口，方液仙也不例外。但自从“五卅”惨案发生后，方液仙激于民族义愤，决意停止收购日本除虫菊，改从美国进口，尽管价格要高出不少。可谁知，在美国运来的货箱中，竟发现了日文说明书。方液仙当即向美商提出质疑，对方答复说，美国也不种植除虫菊，他们供给中化社的原料，也是从日本进口的。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遭到了美国佬的愚弄。当时世界上，除日本外只有欧洲和东非部分国家种植除虫菊，但花质却相差甚远，无法保证蚊香质量。难道要回头再向日本进货吗？方液仙思量再三，决定组织在国内种植。
1930年，方液仙在上海市郊购买了几块农田，聘请留日农学专家指导，试种除虫菊。三年过后，农田的除虫菊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花白似雪，试种获得成功。方液仙随即在上海、温州、南通、临平等地扩大劝种，他与农户达成协议，由中国化学工业社提供种子，农民在自家田地里种植，成熟后由中化社悉数收购。这样，农民增加了收入，方液仙也实现了原料自给。
除了“三星”蚊香，方液仙的“三星”牙膏也大获成功。当时，国内牙膏产品90%以上出自于上海，“三星”牙膏既是上海最早的牙膏品牌，也是最知名的牙膏品牌之一。到方液仙去世前，中化社的牙膏约占上海市场的一半。方液仙因此也被誉为“牙膏大王”。
经历28年的艰难创业，方液仙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家制造厂和配套工厂的先进企业集团，成为中国日用化学工业的翘楚。1933年，方液仙联合美亚织绸厂、华生电器厂等上海几家大厂联合开设了中国国货公司，方液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37年，又联合吴鼎昌等人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方液仙在国内各大城市先后设立国货公司，对抵制洋货、支持国货、扶持弱小的民族工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清操励俗宋汉章
大凡上海滩上的银行家，予人印象都是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上下通好、呼风唤雨、身段了得的，很难与“刚直不阿”这类词汇挂上钩来。却偏偏有一个“刚烈汉子”，特立独行，软硬不吃，反倒引来无数钦敬的眼光。这个“怪人”就是近代中国银行的大掌门人——宋汉章。
宋汉章（1872—1968），浙江余姚人，是中国银行在位时日最长的老总，1912年上海中国银行开业时就在其位，1935至1950年，宋汉章担任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兼董事长，一生尽瘁于中国银行。全国解放后，仍被推为新生的中国银行董事。1968年在香港去世。
宋汉章一生在商言商，厌谈政治，忠于职守，不让权贵，在民国时期的大上海留下了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宋汉章原先在大清银行当经理，大清银行结束设立中国银行后，宋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金融界已是头角显露。时逢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光复，沪军都督陈其美向在上海的各银行筹借军饷，其中也包括了中国银行。但宋汉章没有响应，让陈其美好生不悦，于是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