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楚九在世时，民间曾有人因其创办”大世界”而给他戴上了“滑头商人”、“不法商人”的帽子，但在十卷本的《中国大资本家》中，给予黄楚九的评价是：我国民族西药业、民族娱乐业的先驱，只身闯荡上海，靠智谋、才干成为上海著名实业家。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对黄楚九的评说算是公允，他说：“我对黄楚九的经营能力是很佩服的。我当然不会用‘奇才’这样的语言去形容他，但是一直承认他在商业上的确是一个很懂市场、很有本事的人。”
“天惊地怪”王一亭
王一亭诞生于“三吴之地”的浙江湖州，这里自古出产名儒大贾，湖商遍地，然王一亭的出身与世家无缘，同“贫困”倒是接近。王一亭因为生计所迫，很小就到临近老家的上海怡春堂裱画店当学徒。在这里，他遇见儒商李薇庄，李见才15岁的王一亭办事勤快能干，人亦聪明灵活，于是热心介绍王一亭到“慎徐钱庄”学徒。尽管钱庄的学徒生活辛苦繁忙，但王一亭依然在晚间坚持学画，并到当时的“广方言馆”攻读英语，后又去“恒泰钱庄”继续学生意。在钱庄的实践和锻炼，使其迅速得以成长。1885年，年仅20岁的王一亭被提升为“天徐号”的跑街先生。
“跑街先生”是钱业代理人的别称，没有一定本事的人是做不来的。不久王一亭又以出色的业绩晋升为经理，转做航运经营。期间得到了上海著名绅士、实业家李平书的赏识和帮助，自此走上发迹、发达通途。自1904年王一亭与张謇发起、创办上海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并任董事长起，继又和沪上名流沈曼云、李云书等先后创办信成商业储蓄银行、经营地产业务的业成公司、立大面粉厂、华商电气公司、浦东电气公司、湖州电气公司等实业。他还出任上海义清地产公司、开明房产公司、沈阳地产公司、华通水火保险公司、华兴火险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正大商业储蓄银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等多家企业的董事等职，并被推选为沪南商务公会首任会长、历届上海总商会协理（副会长）、商务总会会董、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跻身清末上海大实业家之列。
然而王一亭之所以名扬四海、忝列浙籍名人簿中，主要还是因其著名社会活动家的身份。王一亭早年受孙中山的影响，倾心共和，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救国活动。辛亥革命期间，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出钱出力援助革命军，还让自己的大儿子任敢死队队长，冒死将陈其美从被清军所囚的江南制造局解救出来，自此与陈其美成为莫逆之交。上海光复后，曾被委任为交通部长、工商部长等。
王一亭还是一位佛学家，192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又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他长期茹素礼佛，潜心作画，热衷公益事业，经他奔走募集赈灾之款多达上亿元，救助了江、浙、皖、鲁、绥（绥远）、察（察哈尔）、滇（云南）、黔（贵州）等15个省份的众多灾民，是上海最著名的慈善家和慈善界领袖人物。
王一亭先后参与策划、创办了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上海游民习勤所、上复善堂等10多个上海最有影响的慈善组织，并担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救灾准备金保委会委员长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社团的要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近代慈善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慈南在《纪白龙山人王一亭》一文中曾经描述道：“先生开会，常若人定，恒一言不发，然遇取决之际，事有不能决者，一言立解，凡上海慈善事业，无不有先生名，盖无先生之名在董事列，若不足以号召也者。各慈善经费恒不裕，其所办事业则又力求其大，因之收支常不敷，转以求先生，先生能有以纾其急。先生常谓‘办慈善事业，不愁无经费，如办得好，人自会送款子来’。有时至无可筹措际，先生常出其所作书画，集巨款，而以嘉惠公益慈善事业。”吴昌硕也在《白龙山人小传》中动情地说，王一亭“以慈善事业引为己任，绘图乞赈，夙夜彷徨，不辞劳苦，于是四方之灾黎得以存活者无算”。
他还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慈善家。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他即与巨商朱葆三等人在《申报》上刊登《救济日本大灾召集会议通告》，及时垫募白米6000石，面粉2000多包及药品、木炭等生活急需品，于9月8日装船运往神户港，为最早抵达日本的外国救援船。后又在峨眉、九华、普陀、五台及上海玉佛寺、西湖招贤寺等举行普利道场法事，并向日本灾区寄赠一座梵钟。日本人赞其为“王菩萨”。1983年，当王一亭的墓迁于吴县洞庭东山杨湾时，日中友协会长宇都宫德马题词“恩义永远不忘记”，以示感激当年救济之情。
王一亭作为一名画家的成就亦蜚声海内外。因年少时识得任伯年，拜为弟子，艺事大进，终与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比肩，并列为“中国二十世纪写意画三大巨匠”。王一亭堪称一名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鸟都入逸品，尤长于佛像。就这一点讲，他比吴昌硕的路子更宽更广。他将任伯年的清新和吴昌硕的沉雄凝重，融入到自己的画作中，经千锤百炼，融会贯通，始成独特画风。张大千在《王一亭先生书画序》中言，“古今妙作，从於心者。外境炫心，心感於物而动，两相神会，蕴为意象。於是发之笔墨，纵情挥洒，化为断境，斯乃锻炼操守而呈之艺术创作也。”又言，“先生民胞物与，复耽禅悦，胸襟阔达而志杰高迈，落笔放达不羁，始能纵放由心，全其气势也。”吴昌硕更有诗赞：“天惊地怪生一亭，笔铸生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古人为宾我为主。”王一亭的画作不仅享誉国内，而且名扬海外。他是中国第一位将作品送往世界大博物院内辟专室陈列的画家。王一亭的作品在日本更被大量收藏，日本鉴赏家以收王一亭作品之多寡炫耀竞赛。他们每到上海，“总以能见到王一亭为荣，见到王一亭，如果求不到王一亭的画，那有如进入宝山空手而回，无以炫耀亲友”。
在海派书画家群体中，王一亭是个十分重要的中坚人物，他对海派书画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对艺术领军人物的确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以至有评价说：“王一亭是上海这个大都市所培育出来的既有艺术才华，又有商品意识；既有创作能力，又有经济头脑；既有审美追求，又有社会责任的真正英才。”
王一亭对上海的艺术教育事业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1912年，王一亭出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不仅亲自上课，而且出资相助。为培育青年英才，弘扬海派艺术，他又创办了上海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王一亭还是一位对外文化交流的专家，多次组织中日书画家互访及展会。如1931年4月，他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团长率张大千、王个簃、郑曼青、吴仲熊、钱瘦铁等一干书画篆刻家访日，在东京上野举办了展览，在日本引起轰动。他还在自己的寓所接待了爱因斯坦夫妇等外国友人。尤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沦陷后，日寇曾经逼他出任伪职，王一亭坚拒不就，决不与侵略者为伍。为此，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毅然抛家别业远避香港，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
刘鸿生跨越新时代
1956年10月1日，68岁的刘鸿生谢世，胡厥文先生写了一幅32字的挽联，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维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捐，勤政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1949年，远走香港的刘鸿生受周恩来的感召，毅然返回上海，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等职。据说他在去世前半个月﹐发表了一篇《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的谈话文章。去世时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一点微小的表示，也是我最后的嘱咐。”
刘鸿生是宁波商帮的又一代表人物，“煤炭大王”、“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一个人拥有三个“大王”的头衔，史无前例。他在近代中国商海中的沉浮，可谓具有典范意义。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在火柴行业打赢的一场经典商战，一举奠定了他在实业界的“霸主”地位。
火柴也叫洋火，最早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清末民初时期，英商、日商、瑞商等外国商人纷纷在中国沿海城市设厂生产火柴，著名的有怡和、燧生、中华磷寸、瑞中、民光、美光等厂，标上“在华制造”、“中国制造”或“上海制造”等字样，垄断了中国庞大的市场。
刘鸿生起初是推销煤炭的，自打当上开平矿务局的买办后，收入颇丰，自此发家。1920年，他在苏州胥江河畔开设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鸿生火柴厂，跨入了火柴这一新兴工业行列。
哪知，刘鸿生的第一个竞争对手，也就是说设厂以来的第一个商战对象却是自己的老丈人——上海燮昌火柴厂老板、宁波帮巨商叶澄衷！
原来，刘鸿生办火柴厂的起意是为了“报复”老丈人，因为老丈人曾阻挠女儿叶秉贞嫁给刘鸿生，虽然最终未能拆散这对鸳鸯，但已惹恼了女婿。恰巧叶澄衷也在苏州开设了燮昌火柴厂的分厂，两家“门当户对”，商战在所难免。于是，翁婿二人在苏州打起了价格大战，叶澄衷的火柴每箱卖17元，刘鸿生就卖15元。一箱火柴卖到这个价格，自然是无利可图，可刘鸿生根本不计盈亏，不屈不挠地同老丈人叫板到底，末了，还是老丈人抵挡不住，只得向女婿“缴械”。刘鸿生趁势吞并了燮昌，随后又兼并了苏州的民生火柴厂，实力大为增强。
其实，鸿生火柴厂的最大竞争对手，还是外国品牌的火柴，刘鸿生不会不清楚。
1928年，为了进一步打击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垄断世界火柴市场的瑞典火柴集团开始低价倾销，正崛起的日本火柴也紧随其后，这对中国的火柴业造成了巨大威胁。瑞典资本提议收购鸿生等中国民族火柴厂商，但经多次谈判，刘鸿生以条件不合为由，抵制了国际资本收购企图。于是，瑞典火柴竟以成本价一半的价格倾销，企图压迫刘鸿生等退让。
在此情况下，刘鸿生联合荧昌火柴老板朱子谦等，成立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选举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会长，商定共同议价，避免自相降价和竞争，同时向国民政府联合上书，要求限制瑞典火柴进口数量，另外，他们还组织抗议、罢工等系列活动，以求得政府减低火柴的捐税。
种种努力并没有阻止住瑞典火柴的野心。1930年10月5日，《时事新报》爆出惊天消息：瑞典拟用1500万元贷款，换取中国火柴专利权50年。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反抗，刘鸿生发起《告火柴同业书》，号召同行一致对外。在刘鸿生的倡议和活动下，全国有52家火柴厂派代表在上海集会，讨论“挽救国货火柴工业方策”，决定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公推刘鸿生为常委会主席。大会闭幕后，刘鸿生率全体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援助。在多重压力下，后来瑞典方面未能如愿获取合同，火柴专卖也成了泡影。
然而在瑞典火柴集团的强大攻势下，中国火柴厂家均亏损严重，危机重重，为了挽救颓势，获得重生，荧生、中华、鸿生这三大公司经多方商谈，于1930年7月达成合股联营，成立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由乐振葆出任董事长，刘鸿生出任总经理。刘鸿生深知自己任重道远，他在给留学英国的儿子的信中说：“我力图使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一个巨型的民族工业，你们知道，人们常常称我为‘火柴大王’，我亲爱的孩子们，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合而为一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我这种努力并非自私，因为我想，只有用这样的组织手段，我们才能真正发展和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刘鸿生就任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后，开始实施他的计划——先后兼并九江裕生火柴厂、汉口燮昌火柴厂、芜湖大昌火柴厂、扬州耀华火柴厂等火柴企业，形成了中国火柴实力强大的集团。刘鸿生及时地更新了火柴生产的设备与技术，经历一系列改革和竞争努力，大中华火柴终于击败了气势汹汹的瑞典火柴集团。大中华火柴畅销中国大半壁江山，打破了“洋火”一统天下的局面。由小火柴引发的10年之久的商战终告结束。
几年之后，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大中华火柴公司的火花赫然在列，灿若星光。
而火柴也擦亮了刘鸿生的“托拉斯梦想”，刘鸿生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这个不肯“把所有鸡蛋放一个篮子”的冒险家，“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地产、银行、保险等等”。投资遍涉各个行业，最终实现了将刘氏企业合并成为“托拉斯”的梦想。鼎盛时期，刘鸿生以86万两银子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8层高的办公大楼，取名为“企业大楼”。建成后，刘鸿生将他经营的各个主要企业的事务所，都集中到这个大楼中，以加强管控。
解放以后，这个跨越不同时代、先后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重视的商业奇才，将资产总值达2000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成为了人民的光荣“一分子”。
项松茂“兴业兴华异众贾”
项松茂和黄楚九同是宁波人，也同是新药界的翘楚。项松茂小黄楚九8岁，两人过从甚密。1911年，黄楚九与人合办的五洲药房因股东们出现了矛盾，经理借故走人，黄楚九遂邀请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出任经理。项松茂碍于情面，便来到上海走马上任。项松茂很有才干，他的特点与黄楚九有些相似，都是开拓型的，敢想敢干，重视广告的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起一系列改革，为企业良性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1915年，五洲药房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项松茂成为董事之一，继续执掌经营大权。1916年，黄楚九因倾情于娱乐业，遂将他拥有的五洲药房的股份让给项松茂，项松茂则将他所拥有的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黄楚九，这样，黄楚九完全脱离了五洲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