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2月24日
下午2时，到国家出版事业局三楼会议室出席一个报告会。报告会由国家文化部对外司、人民文学编辑部和诗刊社主办。报告人是杨沫和曲波。
葛洛主持了报告会，他说以杨沫为团长、曲波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巴基斯坦，访问很成功，收获很大，经验和体会很多，请他们谈一谈，在作家间进行一下交流。
杨沫首先声明不能算作报告，她说：去巴基斯坦十七天，起了个友好代表团的作用，作家的作用不大。交了许多新朋友，帮助大使馆打开了两国间文化接触的门路。巴基斯坦是诗歌之乡，走访了六个城市，从早到晚，安排得满满的，一天安排五六个单位，一个单位待上半个钟头，多的有两个钟头左右，见了好多诗人、作家、艺术家，见的时间短，没有深谈。从位置最高的哈克将军到普通老百姓，对我们非常友好。周恩来总理在巴基斯坦的影响非常大，那里的人民对他非常敬爱，影响深远。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巴基斯坦，半夜，天不亮，许多巴基斯坦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大使馆，砸铁门，边砸边痛哭失声，很快全国下半旗。从这儿看出“四人帮”的罪过，陆大使请示，不让下半旗，全国都下了半旗，大使馆请示不让下半旗，大使不等指示就下了半旗，没设灵堂，没有总理大照片，人家来吊唁，弄得很被动。哀悼的信多极了，大使馆给我们看了看，摘录了一些：“我从不知死亡的打击是这么沉重，父亲去世时也没有这样。”“我拒绝相信伟大的周恩来已不在人间，离开我们而去。”“我为什么不能以死亡代替周恩来的逝世？”总理四次访巴，影响巨大。在伊斯兰堡，有个公园，有各国首脑种的树，其中有总理种的乌楸树，叶子已脱落，大家在那里照相留念。有一个老头，常来看这棵树，老头说：“我刨的坑，我亲自看着周总理种的这棵树。”听了很感动。总理为什么得到这样深的爱戴？在印巴战争中，苏联怂恿印度侵巴，总理奉主席指示坚决支持巴基斯坦，迫使印度停止了侵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巴基斯坦人都异口同声地感激周总理。他们说：美国也是我们的朋友，在我们困难时，根本不管；苏联也是我们的朋友，但在我们困难时，拆我们的台。只有中国这个朋友，在我们困难时支持我们。
杨沫说：我们代表团到巴基斯坦，受到规格很高的接待，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真诚的感情。到巴第三天，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就接见我们，他谈笑风生，刚访问中国回来，送了许多礼物，他问中国文字起源，他听说乔羽作了首诗，让他朗诵，当场就朗诵了。参观民族工艺服装展览，有两个音乐家穿破鞋破袜子，盘腿，边说边唱，唱情歌，歌词大意是：我身上有无数个毛孔，每个毛孔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在首都拉合尔拜见总督，总督本人是一个艺术家，讲了动人的话：“你们还没有完全体会巴中友谊是多么深厚，它比蜜还甜！”参观语言学院中文系，有五六个中国教师，二、三、四年级，学生派代表讲话，自己写的中文稿，自己来念，比如：我们巴中友谊比喜马拉雅山还要高，比印度洋还要深！有一个到中国留过学的女学生玛季卡，千方百计跟着我们，走到哪儿追到哪儿，她非常想念中国，想念同学，她赶到飞机场为我们送行，机场不让她进去……有一个老作家苏菲哈巴桑姆，八十多岁，从1966年到1967年写了五本书，他一辈子已写了三十五本书，德高望重。我经常看见他，一次他摸着我的头顶：“孩子，我爱你。”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非常友好。拉合尔是巴国的文化中心，普遍用英语，这里是本民族语的中心，在这儿会见了许多作家、诗人。有一作家1966年到过中国，见到了主席和总理，总理给他一块手表，回国后被儿子抢了去。儿子说：“你老了，做不了多少事了，我要拿这块表，继承毛泽东的事业。”他说：“毛主席使中国起了巨大变化，我特别爱中国，想到中国去。”协会主席请我们到他家去，他家里有大幅毛主席照片，还有总理和他的合影，他儿子自称“小红卫兵”，说长大了哪国也不去，就到中国去。这个国家诗歌盛行，在什么场合讲话有了诗意，底下就“喔！喔！”鼓掌叫好，上下气氛热烈。到一所大学参观，撒花瓣儿，戴花环，学生列队；到幼儿园参观，孩子们唱歌：“宁舍金子，不舍巴中友谊……”参观一个最大的清真寺，能容几万人同时祈祷。有一位已故诗人享有盛名，仅次于国父。他的墓就在寺边，人们路过这里，都要默哀一分钟。不能穿鞋，穿大套鞋可以。曲波的脚受过伤，一脚高一脚低，脱了鞋，两个同志架着，否则不能走路，弄得他满头大汗，给巴方影响很好，陪同的人到处讲。在巴基斯坦，如光靠写书不能活命，养不起老婆孩子。诗人只好做个小官。在巴基斯坦，知道林语堂、赛珍珠，还知道茅盾、郭沫若，不知道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还有这些年的文学，美国设了个文化中心，从美国报刊了解中国，苏联也想搞个文化中心，巴基斯坦人民对它不感兴趣。苏联经常派人在街上摆小摊儿，白送，搞文化渗透。巴基斯坦朋友对我们说：“你们怎么不多带来点东西给我们？你们是文化古国，中巴友谊历史悠久，玄奘来过，16世纪以来有八个作家来过。你们继承了你们的祖先。”令人哭笑不得。有一个作家正在翻译《青春之歌》，看了许多大学的图书馆和文化中心，没有一本中国的刊物和书籍。
曲波对大家说：我是个老粗。7月通知我参加代表团，我少年打仗，中年搞工业，业余时间写点东西。到巴基斯坦访问，马拉松一样疲于奔命。在巴基斯坦，民间往往挂两张照片，一个是国父，一个是思想奠基者伊克巴尔。伊克巴尔的思想是民族的主体思想，他的哲学思想：“呼谛”，抽象化的自我，这是世界的本质，生活的源泉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近似唯心论。它有积极一面，用民族的力量使民族独立，如果你向西方低头，你是最无耻的！民族自珍，爱国主义，比方音乐，我们听了三个地方的音乐，全是民族音乐。只有一个地方配八把小提琴，用时拉两下，不用时站着不动。在巴基斯坦，很好的艺术家，地位低下，袜子露小脚指头。他们诗歌发达，戏剧不发达，电视发达，话剧几乎没有。诗歌普及到群众中，像今天这个会至少有十个八个念诗的。有一位退休老将军，在一个小学里给我们朗诵一首《红旗——绿旗》，诗的内容表现爱国主义和中巴友谊。文化表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思想倾向。原以为他们的文化不知被西方文化冲击到什么程度，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工艺美术，纱绸刺绣，绣得精巧，全是家庭手工业，铜器银器的制造，机器绣的差，还贵。服装除上层人物外，全穿民族服装，特别是妇女，没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陈列的商品也是民族化的。在知识分子的集会上，非用乌尔都语不可。《巴基斯坦时报》总编乔杜谈了四条：一是敬仰中国革命，全国穿一样的衣服，从国家领导人到百姓，是平等的；中巴友谊是真诚的，游览过长城，中国是伟大的文化古国。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土医名流，他说：我不知政府，不是官员，不参加党派，只靠自己办的事业为人类服务。他办了七八种刊物，十九岁获博士学位，陈毅元帅接见过他，他藏了一万本书，有他著的《中国的医学》，书里有二十四位老医学家的彩色图片。巴基斯坦诗歌发达，朗诵比我们广泛；小说不发达，特别是长篇，戏剧叫电视剧代替了。作家、诗人的地位很高，可是音乐家的地位很低。哈克的秘书是中校军官，他问我：“您写作品能够吃够用吗？”我说：“作家和业余的都有工资，登了作品还有稿费，我三八式的老干部就更够了。”他说：“我们不行，我正在写小说，如不当这个官，就不够吃饭的。”曲波说他在访问中没看到一本中国书，唯一在那个老医学家里看到两本《中国文学》。巴基斯坦这个诗歌之乡没翻译中国诗。文化交流是怎么回事呢？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凡中国不让看的十七年的作品，在国外一律停发，发到的也烧毁掉，摧残文化交流，在市场上美国的、英国的、苏联的书都有，就是看不见中国的。
听了杨沫和曲波两个人的介绍，眼界开阔了许多。
1978年3月1日
到人民日报社看望袁鹰，他说下午请徐迟来谈报告文学，让我和徐刚去接一下徐迟同志。下午1点半，徐刚和我乘人民日报社“上海”小车到北新桥三条伍修权住处。伍修权是徐迟的姐夫。徐迟到京住在他姐家，在主房后面有小平房，徐迟就在那儿。我们去后，他刮了刮脸，便同我们出发了。
在人民日报五楼会议室，坐满了报社的编辑、记者，有二三百人。袁鹰主持了报告会。他说，文艺部想在小范围请徐迟讲讲，可是各部都要求扩大，表明了大家对报告文学的重视。徐迟同志的两篇报告文学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方毅同志带话让感谢徐迟同志，因为他写了陈景润，希望他继续写出好作品，也欢迎其他作家、记者写科学家。徐迟最近又写了两篇，一篇写一个植物学家，一篇写周培源。徐迟是老作家，是我们报社的老作者，1956年，他就以特邀记者的身份给我们写了合作化的稿子。
徐迟说：我和人民日报关系深，1956年我拿了人民日报的介绍信，跑了好多地方，多次拿人民日报介绍信活动。如果和袁鹰同志我什么都可以讲，今天这么多人来听，也想和同袁鹰一个人讲一样，不写提纲，想很放肆地讲一讲。
徐迟讲：“文革”前，我写过不少东西，《人民日报》发了不少。所有作品思想的根扎得不稳。“文革”期间，接受群众审查批判，光批判作品的会开了十天，人家很用心的，很有道理，我的三四十本书，五六百篇报上发的作品，思想性是没有的或是不深的，完全是艺术挂帅不是政治挂帅。“文革”中在干校加强理论学习，70年代在马列教研室工作的闺女刚收到马恩选集四卷本就给我寄来了。我就读。“9·13”之后，忽然看到可以学了，批巴枯宁两面派，看得很顺。又看《史记》、《前后汉书》、《古文观止》。我一天三顿饭，加上一顿——精神的饭，马列毛著，是空气，是没有污染的空气。“文革”中最狼狈时也有劲，劲从何来？马列毛著。半夜两点我要醒一醒的，学经典著作。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作品，都是从这里来的，报告文学也是从这儿来的。我认为马恩是最伟大的报告文学家，他们写过报告文学。我自己有两句诗：“诗崇毛主席，文崇马克思。”这个人狂啊，狂妄，狂妄，狂而不妄。狂是好的，妄不好。马克思的文章写得最好，主席的诗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我就是要学他的，许多引他的，概念从他那里来的。去年写《地质之光》，把列宁的“经验批判主义”放在床头，每天晚上看。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不能离开它。从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的十二卷到毛主席的五卷，是生命之源，作品源泉，满腔沸腾热血的源泉。马克思1895年逝世后，恩格斯接上了，《列宁选集》第一卷出版，毛主席以《沁园春·雪》1925年接上了列宁。一百三十多年的国际共运历史，在这十三卷加上《资本论》，是必读书，是早餐、午餐、晚餐。我觉得我是活在这上面的。读书一定要做笔记，不一定做很多。我做的马克思笔记本已用到第二十本，还有列宁哲学笔记，毛主席政治经济学笔记，没出版的毛主席文章我都有手抄本。一定要钻到经典著作中去，学不好，坚持学。
谈到关于生活，徐迟说：1956年拿着人民日报介绍信首先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待了一个多月，写了几篇东西，到武钢，写了报道，发了。总之是受党报的培养。以后搞长江规划，从武汉到重庆、成都、都江堰，到宜宾，回重庆，同方纪一起。然后从重庆到昆明，到东川，再转到西北，从兰州到酒泉和玉门油矿，柴达木盆地，到西宁，共花了七个多月的时间。回北京坐下，写得极流畅。后来让我到诗刊工作，就断了。那时从思想上考虑问题少，只想着写得漂亮、动人。但没有多大意义，深刻性很不够。在干校走马观花，也在一个点上生活过一两年，在武钢基建公司待过，有长期积累，但很肤浅。
放了四十天牛，早上去，在外头吃野餐，傍晚回来，住在真正的牛棚，三十天后，每头牛的性情、爱好，都比较了解了，是听懂牛话的。在那个时候，什么事也不让干，笑也是不允许的。我一笑，人家说，看，反动权威还在笑呢！
我觉得积累生活是最重要的，不要丢掉，哪怕是星星点点，包括科学家，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二十年，三十年。有些稿子，好像没什么用处的，笔记本，不常翻的。有的人记了些东西不再看了，但这也是积累，生活的积累，资料的积累。
年轻的同志不要觉得自己积累单薄，只要积累下去，你会发现你越来越丰富，到年纪大时就更多了。
搞报道，搞创作，第二个条件是生活。一定要有丰富的积累。
谈到语言时，徐迟说：语言，很少有人谈。从来的文学理论都是谈语言的，而我们谈得很少。把语言写清楚来变成了文字。一般的报刊，语言很贫乏，太贫乏了！这是“四人帮”的罪过。语言贫乏，万马齐喑。报纸上的语言看不下去，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好多了。有一次，大寨的报道，写得好，我很高兴，给人民日报写了封信，希望所有报道都像这篇报道的语言那么好，要对语言千锤百炼，要做好语言的工具。劳动人民的语言、外国的语言、中国古代还有生命的语言。主席语言是中国语言发展到现在的最高峰，在他的诗词当中，有人民大众的语言，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大量的还有生命力的语言。主席是语言大师，近代三个语言大师，还有曹雪芹，现在的北京话是他那里的；鲁迅，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去炼语言。他试图把马克思哲学语言变成我们现代的语言，他翻译了，有的不那么流畅。主席解决了，中国语言经主席集中、提高，达到最高峰。
我现在人民群众的语言很差，知识分子的语言很多，但我还在学。二月号《上海文学》我有一篇文章试图运用好群众语言。
写《地质之光》用了许多李四光的话，都是用英文写的学术论文。他的中文也好，自己翻译的。我写《地质之光》，有地质学的东西，我不懂，但我大量照抄李四光的。除学机械力学的，很少人看了他的东西，我仔细看了，大段大段抄了。书出后，给他女儿林聪同志，她回信批了，材料是否符合……我看了信笑了，他姑娘没看他父亲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