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里通知浩然，准备参加7日、8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他说他最近在读外国文学名著，正读德国歌德的《浮士德》。他说他看了自己的《金光大道》第三部，八百多页，越看越不觉得怎么样，个别地方比第二部强。他说搞这么多年的创作了，仍觉得不满足，感到才华没有很好地发挥，生活储存没有很好地调动，一些创作上的主张也没有讲出来。
浩然感叹地说：人不服气不行。《艳阳天》可能就是我的顶峰了！我原想突破它，怎么就突不破？他说：写《艳阳天》之前，读过的外国文学只有几本：《只不过是爱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百万富翁》、《被开垦的处女地》（上部），只这么几部，大家都看了的，大家没有看过的，他也没看，他主要的营养是民间文学、民间戏曲。
浩然说他写儿童文学的有四本：《欢乐的海》、《勇敢的草原》、《小猎手》、《一本小字典》，准备搞第五本。
浩然说：短篇难写，他写了这么多短篇，自己满意一点的，只有《一担水》、《铁面无私》。教育局让他给小学三、四年级语文课本写一篇散文，一直没写出来。他说，长篇和短篇，短篇写得好更难。比如建筑，人民大会堂雄伟，容易讨好，这部分不讨好，那部分讨好，可是放在手掌心上的一件工艺品，要别人赞叹就不容易了。
说到将来，他说：将来不能搞创作了，就去当编辑，专搞小说，评论也要评小说的。我专门编青年人的作品，很想干这个活儿。他顺便跟我说，写苏莉的那篇散文寄给袁鹰两周了，没有音信。我答应给问问。
红野拿起中华烟，笑嘻嘻地说：“抽我爸一根好烟！”
1977年11月6日
单天佑、柴全径来我这儿，共进晚餐。之后，我随单天佑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相声大会，侯宝林等十几位老艺术家，包括天津的高英培都出来了，这是一个欢笑之夜。
1977年11月16日
这些天连着观看电影《乡村女教师》、《熊迹》、《难忘的人》、《忠诚的朋友》、《伟大的公民》（上、下集）。
今天晚上去浩然家，恰遇上海的费礼文来做客。他是上海柴油机厂工人，现借到上影搞电影剧本——治理长江有关水利方面的题材，今年四十九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他说三十年来进京三次，十年一次，1956年、1967年和今年这次。他谈到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文等人的状况。浩然说光明日报约他写一个五千字的短篇尚未脱手。
浩然愉快地谈到去通县三关庙农村安家落户的事，房子还没搞好，怕是年前走不了。他与那个地方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人熟地也熟。
1977年11月18日
昨晚在黄寺观看电影《保尔·柯察金》，影片还是禁得住看。
上午给魏巍、刘伍、秦牧、峻青、沈西蒙、沈亚威、丁毅发出了约稿信。
改二校清样。
1977年11月19日
去王朝闻家约稿，他去广州了，月底才能回来。
在人民日报社见到傅冬、袁鹰、李叔方、徐刚、刘梦岚、朱宝蓁、叶幼琴等人，得知曾岛（易和元）因病住进了首都医院。
1977年11月20日
急着赶到首都医院八楼探望曾岛，见他鼻孔插了氧气管儿，胳膊上打着滴流，这位讽刺诗老诗人，一生是那么正直而淳朴！
1977年11月26日
上午顶着大风与纪鹏一起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我们将车子存在前门处，步行到毛主席纪念堂外门。总政瞻仰办公室现场指挥组，安排机关干部队伍序列，十人一行，四行一伍，一行的前名为“班长”，尾名为“副班长”，防止混进外人。在北门前空场，一个人站一个方砖的地位，静静等候。10点整，缓缓踏矮矮的石阶进入大门，铁栅外两侧有成百上千盆各色菊花，不由想起主席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在北大厅，有主席塑像，他身后山河彩绣大画金边闪亮，脚踏着厚厚的红地毯，坐像两边分别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人大常委会送的花圈。走一过道，入瞻仰厅，这里灯光不是很亮，地毯是土黄色，如同祖国的土地。迎面墙壁“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几个大型金字，两侧有四个战士持枪而立。那水晶棺透明度强，终于看到了主席长睡的面容，十分清晰，队伍里有低沉的咽泣之声。南大厅墙壁上是“满江红”词的手书：“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1977年11月27日
去天桥剧场观看苏联电影、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第三集和第四集。
石祥给我一本他和刘薇合作的歌词选《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给人民日报写了篇“文艺新书”的小稿。
晚饭后去袁鹰家，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文艺黑线专政论”，谈到散文写作。
至今夜，读完了《新儿女英雄传》，这真是一本血浇铁铸的英雄传，看了令人感奋。
1977年11月29日
处理来稿。
晚，观看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应东方歌舞团邀请所作的内部交流演出。他们共演出了《天鹅湖》、《红战袍》、《红桥》、《堂吉诃德》中的许多片断。观众为之热烈鼓掌，演员的技巧很高，特别是该团秘书长松山哲一郎，更为纯熟。
1977年12月1日
从昨天开始，在总政文化部会议室召开部队作家批判“黑线专政论”的座谈会，胡奇社长主持，刘白羽部长讲了话，到会的有时乐蒙、丁毅、魏巍、杜烽、严寄洲、陆柱国、黄宗江、黎明、唐诃、钱树榕等，解放军文艺社内部的有李瑛、田光参加，都发言了，张文苑副社长到会。总政文化部文艺处王传洪副处长和张澄寰等写批判文章的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让我做记录。我同陆柱国谈到军里一些情况。他曾到我们军红九连所在团代职。
1977年12月3日
叶幼琴给我电影票，在广和剧场放映朝鲜宽银幕彩色故事片《在灿烂的阳光下》，我坐下后，见到李希凡就坐在我身边。我同他说到各自的近况。
1977年12月7日
晚上应邀去孟伟哉家，从6点钟谈到10点钟，谈了四个多小时，主要谈他《昨天的战争》第二部的写作情况，他十分热情、健谈。
深夜了，李培森回到地安门宿舍，我还没睡，他兴奋地向我介绍“郑律成音乐会”空前热烈的盛况。
1977年12月8日
黎汝清打电话来，谈对评论《万山红遍》稿子的意见，他约我到他那里去谈谈。
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见到孙可中、李景峰、杨匡满。
叶幼琴给我一张票，到民族文化宫观看话剧《杨开慧》，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演出的，非常之好。
1977年12月9日
应约到总政西直门招待所9号楼204房间会见黎汝清同志，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他是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之前报到集中来的，代表团还有曲波、杨沫、冯苓植和《朝阳沟》的编剧，说是明年1月6日访问巴基斯坦，为期两周。
晚去浩然家，与他谈了三个多小时，谈了他的童年和目前心态。我见到在总理逝世发讣告当天他用铅笔写的一首诗的底稿，感情真挚、深沉。
1977年12月10日
上午间休时，李瑛同我谈起他正在新写的四首小诗：《红场大钟》，历史的时针，拨开乌云，庄严地跋涉；《枞树针》，是在红场墙边摘下来的，已夹在本子里有二十多年，常青的树，象征不屈的人民，有终年冰雪覆盖的烈士墓；《中国士兵》，在一个小站，一个老布尔什维克，见到中国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当年十八位中国战士去堵敌人的枪眼，全部牺牲在俄罗斯的土地上；《冰面下面》，涅瓦河流向芬兰湾，裹挟着冰块，冰面下面，人民像江流一样照样流进着……
1977年12月13日
下午乘车分别给八一厂的严寄洲，海军的石国仕，总政宣传队的时乐蒙，北京军区的魏巍、唐柯、杜烽，北京装甲兵的刘革文，总政话剧队的丁毅，北影招待所住着的陆柱国等人送样子，请他们审阅。
魏巍住北京军区西山19号楼一单元101房间，他正在家里改他的长篇小说《东方》校样。他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给我倒了杯茶水，我们唠了一会儿，谈到他在1938年入党时的介绍人、我妹妹惠君的老公公张立达（原名张绍闵），谈到朱德总司令晚饭后打篮球。我告辞时，他戴上帽子，把我送出门，还同司机迟黎昕握了手。
我到唐诃家时他还没回来，他夫人热情招待我，我留下字条儿便告辞了。
1977年12月15日
开一天汇编会，中午抽时间抄出评《万山红遍》的稿子。
晚上去文化部招待所406房间，黎汝清用梨和糖块热情招待我。他读了稿子，显得异常高兴，十分满意，连连称赞。我们一起谈了天才和形象思维的问题，他谈得热情洋溢。
1977年12月16日
早起觉得腮部不适，一早到三○一医院口腔科检查，说是腮腺导管不通畅，让我休息。
下午，韩瑞亭骑自行车来我住处看望，说胡奇社长和张文苑副社长批准我年底休假。王中才也骑车子看望我来了。中才见我还可以，便约我去燃化部和平里俱乐部观看苏联彩色故事片《奥罗里》和英国经典的黑白故事片《魂断蓝桥》。
1977年12月18日
在刘梦岚处，谈及上海文学艺术界的一些人和事，把她给海英买的泡泡糖带回来了。
10点前曾去孟伟哉家，他正在给《人民日报》赶写一篇关于“形象思维”的文章，见我来，热情地谈起主席信事，并把有关“形象思维”的所有材料拿出给我看，从头至尾给我讲这桩事的来龙去脉。
下午两点到袁鹰家，他正在床上躺着，压着一个大厚被，额头沁满了细小的汗珠儿。原来他病了一场，高血压动脉硬化，去上海劳累是主要原因，此时他刚喝了面汤。他叫我坐在他的床边，谈了约半个小时。
1977年12月22日
三○一医院排除了我患甲亢的可能性。
在人民日报社同姜德明谈文艺部的人和事，见到刘甲、蒋荫安、李希凡、刘梦岚、朱宝蓁、吴培华等人。苗地给我画了一幅孟加拉脚铃舞的国画，十分生动。
处理一大堆自然来稿。
校对清样，主要是核实文中的语录。
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孟伟哉的稿子。老孟尚未来，在对面小说北组坐了一会儿，张栏让我给黄浪华捎两本新书。另一位女士是邢菁子。老孟来后我们谈了一会儿，他送我下了楼便参加劳动去了。
1977年12月24日
昨晚去李景峰家说话。
上午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取《东方》第四部清样。又同孙可中谈《万山红遍》，黎汝清在电话里与我深谈这部书。
晚8点去孟伟哉家，谈及对主席的信的理解。
1977年12月25日
中午在首都剧场观看了意大利宽银幕彩色故事片《一个警察局长对政府检察官的自白》，一个极现代化的社会，也是一个极不安全的恐怖社会。
1977年12月28日
高尔基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解放军文艺》要发一篇重头文章，撰写任务落在我的肩头上。张文苑副社长谈了他对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和要求。
听说我要去沈阳，刘炳增特意送来一块猪肉，让我带回家去。
1977年12月29日
袁鹰让我给他在沈阳工厂工作的弟弟捎东西，共三小包。袁鹰送我一本挂历，并给我一支人民大会堂的铅笔留作纪念。这是12·26他在大会堂开会给的，他转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