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浩然会见日本朋友伊藤克。伊藤克夫妇来北京已久，丈夫回日本了，伊藤克一直等着见浩然，她在外文出版社也有工作。今天见面在首都饭庄，外文出版社两个编辑和一个翻译在场。浩然说中国话，她听得懂，她说话要翻译翻成汉语。伊藤克把《艳阳天》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了，现在正翻《杨柳风》。伊译本是许多日译本中最好的。《金光大道》已有别人翻译了。伊藤克说她翻译《杨柳风》时被作品感动得掉了眼泪。伊夫妇等四个人在日本办了一个出版社。在回来的车上，伊藤克说，见到浩然，简直像做梦一样。她说在日本文艺界把浩然说成神了。伊藤克送给浩然一个小玩具，转泥人，一个泥塑的小姑娘手提红灯，上好弦就转，同时发出叮叮冬冬悦耳的声响。
浩然说到叶圣陶对青年作者的关心和帮助。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的毛主席词二首的座谈会上，叶圣陶用诗发言，浩然请他写下来，叶用工整楷书写了一个一二尺长的宣纸的条幅，并加盖了红印章。浩然拿出来给我看，字写得很好。浩然说，“文革”前，叶还曾送给他一幅字画，书写的是胡乔木的诗。叶曾表示愿给浩然的书做校对。还谈到冰心对他的关怀，冰心说浩然“树小根深，风吹不动”。还谈到巴人对他的特别关照。他说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应该多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哪怕是一封信，一次谈话。
他还跟我谈起李瑛和纪鹏的诗。他对李瑛的诗称赞有加。
临别时，浩然送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他在自家书房写作，一张是和老伴儿及小秋川的合影。两张照片很大，他细心地用一本《北京文艺》夹着。还送我一本北京出版的《浩然作品评论选》，一本天津出的《出版通讯》，一本打印得很好的中篇小说《勇敢的草原》，一本马联玉以辛文彤为名写的评浩然创作的文章，还有一本三月号《革命接班人》杂志，上面有浩然小说《静静的中午》，这个小说全篇没有一句对话或自白，全是心理活动。
在浩然家吃过晚饭，他想留我住下，在书房再谈谈，我告辞了。
1976年4月1日
浩然来电话，说南京师院又寄来一些资料，准备编印《浩然创作资料续编》，他嘱我把改好的在密云的讲话稿寄给他，也编到书里去。
1976年4月7日
今天收到昨天浩然寄来的信，信上说：“我明日晨去长沙。那几份材料红野忘了发出，正好寄到沈阳吧。等我有了固定的地点，再写信给你。”他说的“几份材料”，是指创作《金光大道》的一点体会《紧跟时代的脚步前进》，在北京大学文学专业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写矛盾冲突的点滴体会》，在北京音乐堂创作报告会上的发言《谈吸取生活素材》等。
1976年6月30日
浩然连着打来三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到。陈冠柏告诉我说“北京市文化局”有人打电话找我。我立即给浩然挂了电话，他约我到他家去。
晚5点半，我赶到月坛北街，浩然家有四位客人，除一位长篇小说作者外，另三人是延庆、顺义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几位客人走后，他同我谈起这次外出的情形。与王树元、陆柱国一起执行任务，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井冈山》。在一起研究一个非常细的提纲后，陆柱国写出第一稿。一起搞了两稿。
谈到《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说，很可能电影和小说同时出来，也可能电影在前头。他说不准备赶，尽力把质量搞好，准备打出样子后大改。下半年力争搞出来。明年一年把第四部搞出来，就了却了一桩心事了，再拖拖不起了。他说他想写一篇关于中长篇小说创作体会的文章，从素材到手后谈起，谈到创作过程，如何写人物传，如何抓住主要矛盾的线索……
春水焖了一锅大米饭，炒了豆角肉片、西红柿茄子，秋川切的黄瓜丝。浩然和我都喝了两杯啤酒。饭后，我急着赶路到北展剧场观看天津曲艺代表队的演出。
1976年7月1日
浩然打电话来，约我再去一次，他主要谈《金光大道》第三部创作上遇到了一些情况、想法。还谈到新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艳阳天》普及本，方增先设计的封面。出版社共送给他三套，他送给我一套。
1976年7月2日
应约去浩然家，从晚7点到10点半，与之交谈。
说到《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说，他准备打几份样子就拆版，以后重新排字，这样可以放手地改。他准备把第三部改一遍，抄一遍，放下写第四部。第四部写到合作化高潮，尾声写到大跃进。估计第三部书还没出来，电影就出来了。他说想电影出来后，过一段，大家淡漠了，再出小说。不着急，第三部和第四部的书一块儿出。
说到《勇敢的草原》，浩然说要改改。他感到调子不好改，只能写成《欢乐的海》和《西沙儿女》那种调子的，而不能写成《金光大道》那种调子。现在要加小伙伴，否则英雄少年有一点孤单。
说到我的工作问题，浩然说：在人民日报干一段可以，不要老待下去。在军区创作组不错。大军区，上面精神知道的也不算晚，下去一直可以到连队。你现在和我那时不一样。我到红旗时已有十六年的生活积累，当了八年农村基层干部，当了八年地方小报的记者，一直没脱离生活。你还年轻，这不只是在年龄上，这也指经历的生活风浪少。到了沈阳，还可以照顾家，我在这点上不唱高调儿。两地分居，再分十年，四十几岁了。也许回去会有什么动荡，后悔还不如留在这里了，这个问题你自己定，但我的意见是有倾向性的。
蓝天为部队图书馆买书回家来了。
临别，浩然赠我一套方增先设计封面的新版本的《艳阳天》。
1976年7月15日
与浩然谈到创作上的一些问题。他说：“发生和发展着的新生活，是滔滔奔流的清泉，是馨香美味的米粮。一个人如果不经常地喝水、吃饭，借以供给和促使新陈代谢，胃囊再大，储存也是有限度的，肉体生命肯定要完结。那么用头脑和笔反映生活的作家，如果中断了新生活素材的来源，生活底子再丰厚，也要囤干仓尽，艺术生活也要画上句号了！”浩然说：“作者置身在长满生活素材的花果山上，却不知道哪种果子酸，哪种果子苦，哪种果子香，哪种果子甜。站在树下，空着两手徘徊，这能是艺术技巧问题吗？或者，他对那些果子，不论其酸的、苦的、香的和甜的，没有分辨，也不会分辨，全都兼收并蓄地采到筐子里，这是采摘技巧问题吗？以创作素材说，记录了满满几本子，却是原始的、芜杂的，真与伪，丑与美，新与旧，本质与现象，全都混在了一起，这能是艺术技巧问题吗？艺术技巧的存在价值和主要作用，是帮助作者把他从现实生活中体验、感受的创作素材，集中和概括地再现出来。它不能把作者没有体验和感受的东西变成有，也不能把作者体验、感受不深刻的东西变成深刻，更不能把作者体验、感受不正确的东西变成正确。”他还说：“一个文学作者，他的观察力一定要十分敏锐。首先要‘敏’，就是敏捷，反应快。在生活中，一般人没有留神的现象，你一触就看到了；一般人虽然看到了，但还没有摸清头脑的时候，你一把就抓住了。同时还要‘锐’，就是锐利。遇到事物现象，像针一样，噌的一声扎到底，触到生活的神经上；像透视机一样，嚓的一响就照亮，看到事物的内脏。他又应当像镜头那样，及时地把事物摄取下来，又如同化学分解液那样，准确地把事物区别清楚——这样，为艺术表现生活就备下了原料。”他还把作家比做木匠，他说：“写作经验丰富的同志，就如同老木匠下料一样，他会在一边选择原材料的时候就一边考虑它们的实际用途：眼前是长的、短的、直的、弯的杨、柳、榆、槐各种木料，脑子里却同时闪动着柁、梁、檩、柱以及小板凳和切菜板了。学习别人的成功的创作经验，是丰满我们智囊的一条支渠。但是，读别人的作品，不能作为补充自己生活素材的手段，只能当成提高观察生活能力的一种协作力量，学习人家正确地吸取生活和准确地表现生活的方法和规律。”他说：“一个革命作家，他应当是一棵大树，耸立在大地之上，耸立在森林之中。树木，它在下面的根须伸延多远，它的树冠就多么大。根深才能叶茂。”
1976年7月27日
下午4时半，传达室电话通知我北京文化局有人找我。我心想可能是浩然来了。下楼一看，果然是他，跟他来的还有春水、秋川。他们乘坐的那辆豆绿色上海牌小轿车，停在人民日报社大楼门前。浩然告诉我，他在办去朝鲜访问的出国手续，今晚赶到通县，那里有一个创作会议，请他去讲一讲。我请他上楼谈，他不愿意去，就在大门口站着唠了一会儿。我收到了王子夫寄给我的《晨光曲》，我请他向子夫问候。我目送他乘坐的小车在繁华喧闹的王府井大街里消失了。
1976年7月29日
在浩然离开我的次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北京有强烈震感。今天是地震的第二天。不知浩然及一家人会怎么样，我打电话，没人接听。我担心着，就去了月坛北街他的寓所。敲门后，我等一会儿，没有反应，就想离去。这时门开了，开门的正是浩然。除蓝天外，一家人都在北京，只是秋川和朴桥大嫂没在屋，而是到十字路口的一家新盖起的商店下层避震去了。红野和春水在忙着做晚餐。
浩然与我谈起在通县招待所的遭遇，幸好两个孩子都和自己住在一楼的一个房间。大地一摇晃，就摇晃醒了，全跑到外面来了。小秋川被吓病了。当天中午就坐车回北京了。浩然领我到避震的那个商店下层看了看，挤了许多家，秋川在那里无精打采地坐着，几口人只有一张小行军床，晚上可怎么休息呢？
1976年8月1日
下午4点25分接到浩然电话，他告诉我，他们全家被北京市文化局用车接到长安街六部口邮电大楼东边，局里给搭了一个简易的防震棚，接着一台小面包车，有四五张床，同李学鳌全家住在一处。当时晚7点半，我赶到六部口看望浩然一家人，恰好杨啸与管桦两位同志也在，浩然用啤酒和春水从局食堂打来的菜招待我，大嫂还洗了桃子，切了西瓜。看到他们在地震威胁中这样安全地生活，虽零乱一些，总算让人放心了。
1976年8月2日
和昨天一样，晚上我又赶到六部口，整个长安街两边，全是各种各样的防震棚，一个连着一个，成了一个长长的居民生活区。在浩然家的简易棚里，我们谈起地震及其他事。王主玉来看望浩然。他的长诗即将出版。我告辞时，他们二人送我到大街上。
1976年8月4日
上午，在北京市文化局，浩然与我谈起地震后他采访的几件感人事。一件是居民委员会的赤脚医生，在居民分散在大街上住的情况下，仍坚持到简易棚中为病人送药打针医病；一件是户籍警察，当邮局为许多信件无法投递而发愁时，警察把散居在大街上的人们按原来的门牌号码编了队，他们想到北京连着全国，把亲人们关心的电报和信件退回去将在亲人心中引起什么，他们让每一封电报每一封信都有着落；还有一个小饭馆，地震后经检查不能在屋里营业了，他们想方设法在室外坚持开店，每天比平常要多做几倍的食物，还免费供给开水……浩然打算写一篇散文，标题就叫《写自西长安街的报告》，我请他快写，早一点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出来。
我回到报社，把浩然的想法和袁鹰说了，他说好啊，请浩然快点写出来。下午，我打电话给浩然，他说许多缠身的事要办，散文再推迟两天。
1976年8月5日
上午11点，我在防震棚里见到浩然，他那个记着采访材料的本子丢了，我和他在几个地方找了半天，最后在小面包车上的一个提兜里找到了。
1976年8月8日
上午，浩然来电话说，陆柱国这几天找了他，催他去上海。另外访问朝鲜的代表团又要集中，散文就不写了。
1976年8月12日
上午与浩然在防震的简易棚里见面，他一家人和李学鳌一家人都在。秋川买来了冰棍，春水切了个西瓜，结果冰棍化了，西瓜也摔了。浩然说这是在防震棚见的最后一面，马上要搬新地方了。
1976年9月16日
晚6时，我赶到北京市文化局紧里头的一间屋子，这是浩然的临时住房。浩然谈到毛主席逝世所引起的极大悲痛。他是毛泽东治丧委员会成员，在听广播之前并不知道。他已为主席守了两次灵，最后一次守灵时间是17日下午的3时至6时。他说他准备到蓟县盖几间简易房，全家搬到那里去，住上二三年，把《金光大道》三部、四部一起完成。
临别，浩然送给我一本选载了第三部《金光大道》的第九期《北京文艺》，并一直送我出院儿，到长安街上。
1976年10月21日
上午，与浩然交谈。他谈到“四人帮”之可恶，特别是谈到江青的一些丑事，谈到他四次见到江青的情况。每一次都是市委、局党委通知他，去之后，他对市委、局党委有汇报。
我们在交谈中，马联玉同志来，又一起谈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