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5日
收到浩然同志1月3日写来的信，信上说：“许久不见你的面，亦不见你的信，此时在何方？又在做什么？我很想知道。有便请写个短信来。”他说：“另外，你曾帮我整理的那篇谈话记录稿，一直无暇再整理。如果你可能挤出一点时间的话，还想麻烦你。”他还说：“我被创作任务和杂事压头、缠身，一言难尽。等有机会见到再谈吧。”这信是从蓟县52891部队政治部寄来的。
1976年1月17日
下午，接到浩然电话，他约我到他家叙谈。我是在晚饭后6点半到他家的，直到10点半才告辞。
浩然和大嫂都臂戴黑纱，在悼念周总理。红野和春水在厨房忙着炒菜，蓝天和秋川在看天津出版社同志带来的一堆连环画书。
我来时，浩然正同天津出版社的同志谈他的中篇小说《三把火》。我在人民日报社吃了晚饭来的，浩然让我陪着喝了半盅酒。饭罢，浩然把天津三同志甩在屋里，与我一起上四楼的书房谈话。他的书房新添了一排八层槅、带玻璃拉门的书柜，满满一面墙，书都粗粗分了类。原有的两个小书柜在南墙靠着，里面还有南海的珊瑚。屋里新添了一张大写字台，通县打完送来的。两把藤椅间有个小床头柜。隔壁居室有一大沙发床，一大衣柜，大衣柜是新的。
浩然送我两本书：《小猎手》、《火红的战旗》。
浩然兴奋地告诉我，他的《金光大道》第三部已经拉出来了，还待细加工。他说第三部拉出来后，感觉还远远没写完，还得写两部。第三部写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统购统销，普选。现在故事有了，思想上还须进一步提炼，在表现上，细节还不清晰。
浩然说，一个人要有主见。什么叫“主见”？像树枝，下雨就发芽，刮风就落叶，怎么能行？一棵树，要有根部，不能随风转。
他说我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学习是个好条件，老婆孩儿也不在跟前，下力多学点东西。他说如果他没有在《红旗》待过一段，《艳阳天》是搞不出来的。他告诫我，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油”，一“油”就“油”过去了。
浩然家的书房墙壁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有一幅周总理的遗像，四边空白很大。在下首，有浩然同志写的六个大字：“我的人生榜样”，下面一行小字是：“浩然1976年1月15日参加追悼会归来。”接着，我们谈到周总理。他说：总理去世，非常让人悲痛，我听一次广播哭一场；看段报纸哭一场；自己想起来，也哭一场。哭得孩子们不敢做声。我们这么大国家的“老管家”不在了。我长这么大，死过父亲，死过母亲，但没有这么哭过。我这些天确实明白了，什么叫“悲痛化为力量”。说着，浩然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通知参加追悼会的信笺，在那印着黑印的背面，有以下几行字：“化悲痛为力量，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决心把生命当做油，一直燃烧到死：给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史的征途，增加光亮！浩然1976年1月15日参加追悼会归来，于北京月坛北街一门八号寓所。”他说：总理本身就是一部近代革命史，我参加追悼会回来，立下雄心壮志，以总理为人生榜样。我们大家都应该立这个雄心，几百个，几千个，写小说的，写诗的，写戏剧的，写评论的，都把自己当做油去燃烧，无产阶级文学的征途就照亮了！总理真是太伟大了！人类史上引起这么大的由衷的悲哀，有过吗？没有过！有也是局部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立大志学习总理，总理是一个巨大的油源，我们每个人只有豆粒大的油，芝麻粒大的、花生粒大的油，也要挤出来，燃烧！“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上！”这是壮烈的诗，不得了啊！有了总理，我觉得有了人生榜样，怎么当一个革命者，怎么当一个战士，怎么做人，怎么做丈夫……这些都在升华，无比高尚！总理是最高最完美的典型，是一面镜子。接着他说到他从蓟县那个部队回来时，部队派了个面包车送他，车上只有浩然和送他的一个首长。有一个科长及其爱人孩子要搭车，说什么不让人家上来。最后那个首长下了车，说：“好吧，让你们上吧，我不走了！”作为一个客人，浩然在车上特别难为情，也实在气愤。科长说：“我们不坐了，去坐公共汽车。”最后是司机追上他们，让他们上车了。在车上，双方一路没好气。浩然说：“我今天见到了一个最丑恶的灵魂！”
浩然说到我的事情。他说：他想跟我谈一个事情，好好想一想，今后到底是搞创作还是搞评论？搞创作的话，是写诗还是写小说？要想好。现在三十几岁，正是时候，心里要有数。如果搞评论，要搞点基本功，要打好哲学的基础，没有哲学基础的人，怎能搞评论？还要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中外文学的差别，尤其是当代文学。在这个基础上，有系统地往里进，代表性的作品要看。如果搞创作，写诗要从研究诗经、屈原开始。写小说也要读代表作。再一个功夫，当代文学要广泛浏览，选最好的和最坏的。研究作品本身和作品产生的条件，选自己喜欢的。集中别人的精华，创造自己的风格。我比较喜欢孙犁、柳青、赵树理。孙犁的优美、抒情，柳青的深沉，赵树理的故事性。不是套他那个，套是没有出息的，好比都画虾，你能画过齐白石吗？有选择，有侧重，不是不搞别的了。没有主次，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主次，就都是零。人体也有主次，心脏、大脑是主，其余的是次。锯个胳膊，行；锯个脑袋就不行。
浩然到楼下接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显卿同志。春水和秋川都拿他们自己写的诗给我看。
1976年1月25日
今天是周日，我到北太平庄总政宿舍去，下午4点多回到报社，李春成告诉我，浩然同志下午两点来电话，让我去一趟，说有几个人等着我呢！我赶到月坛，见有北京装甲兵部队的马贵民等四人在，另有北京文化局的方南。浩然见到我来了就笑着说：“你再不来，大伙要骂你了！”他们等着我来共进晚餐，有白酒、葡萄酒，菜和水饺。又说到学习周总理，浩然说他从不到百货公司逛，没那个时间，也不知道什么季节该穿什么衣服，捡一件就穿上，人家说这是夏天的衣服！再脱下来换上一件。他说，搞事业的人就该这样。他说：原来觉得自己没有特殊的地方，实际上有许多特殊。比如不习惯坐公共汽车。文化局党组织开会还和他商量，说，下午过组织生活，看你有时间没有？他说，这不应该商量，只要他在家，都要参加！写出作品来，连出版社的编辑都不给提意见，听到一点意见可难了。下乡不坐轿车，坐吉普车，而且到村头挺远就打发车子回去，走到村子里头。你又不是领导干部，坐轿车去，人家支部书记怎么和你谈话？他说，为人要正直，凡能在背后议论的，当面也同样讲，时间长了大家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不抱粗腿，他写的书，传达室的，车库的，管收发信件的，他都送了，领导干部很少送。“文革”中，戚本禹正红，他和他都在红旗杂志社当编辑，找他很容易，他不去找。就是现在的领导干部，除了工作关系，没有私人来往。吴德同志很关心他，但他没去过他家，不知他家住哪儿。他家的生活很俭朴，不要求存款，不赊账就行了。在文化局，工资是最低的，但交的党费多。有人以为他拿稿费多，还不得存万把的。《艳阳天》的稿费，出版社扣除了给他书以及他在出版社用的稿纸钱，全部让他交了党费。他告诉出版社直接转账，不要经过他的手。他也不想让人家知道交了多少党费。“文革”中，有人来揪斗他，因为他不同意他们揪斗批判杨沫同志，他们就冲他来了。以为一揪他就害怕了。他们揪他的脖领子，他也揪他们的脖领子。他们骂他一句，他也骂他们一句。他们骂他什么，他骂他们什么。他们吓坏了，没见过这样的作家。在这之前，他真的没骂过人。他说：“小子，咱们把骨灰烧出来，扒拉扒拉，看看谁干净？你就是工人了？我不相信，你代表不了工人。他寻思我拿多少稿费存了一大笔钱呢，说我是‘稿费资本家’。他吵吵的时候，我们‘对立面’的人就扯他，提醒他‘别提这个’。‘对立面’也知道我这个底。”浩然说，这次到蓟县坦克部队去，二十五天里，用一周时间写出了小说《三把火》，用半个月时间，拉出了《金光大道》第三部的初稿。最近准备出国到日本访问，是一个艺术家代表团，有画家关山月，还有几个演员。大约出去一个月。浩然让我帮他看看几篇讲话稿的打印稿，让我大胆勾一勾，共五篇。
1976年3月14日
早8点，与王栋同志会齐乘地铁到五棵松，到三○一医院高干病房13病室24号床看望浩然。他身穿病号服，在走廊迎上我们。房间里两张床只住他一人。桌上堆满了书刊材料，其中有一本厚厚的《唐诗》，铺开的大稿纸上只有“第六十八章”的字样儿。这是写《金光大道》第三部的末尾。一张沙发，两把椅子。我们坐下。浩然给王栋拿烟，给我拿糖果。
浩然讲了住院经过。春节前，北京市评剧团改编了浩然的《三把火》，请他去审查讨论。当时他就觉得不好受，头晕。评剧团恳请他多留了一个小时，结果他愈发不好受了。被送进朝阳区医院一量血压，高压193，低压130，非常危险，弄不好就血管破裂，得脑溢血了，诊断为“高血压”和“高血压性心脏病”。当时给他安排在一个有八张床的病房里，有一个单间是给一个干部留着的。这个干部回家过春节去了，别人不准住。浩然坚决回家，在这儿根本休息不好。回家后，冰心大姐知道后，派儿子、女儿、媳妇来看望，并帮助联系住院。
浩然说有三件事让他心绪不宁，瘦了下来，一是让他去搞井冈山的电影，这个组有王树元，又把陆柱国拉上了。长征组有王愿坚等，赤水组有马烽、张永枚。他说《金光大道》只要给半个月时间就搞完了，可是就是没有这个时间。《三把火》和《勇敢的草原》等都需要好好改一改，但坐不下来。二是二儿子蓝天去当兵，走时他在医院，没送上，本来想让我代劳的，我不在北京。蓝天一走，他妈妈想得厉害，把他从小到大的照片全拿出来一张张看，边看边掉泪。蓝天来信，调子悲哀，环境不如愿，周围人都是南方人，口音不同，兴趣不一样。三是约稿多，费心不少，怕写不好。
说起一次到小山沟躲着写东西，浩然化名为“梁同志”，他本名叫梁金广嘛。有一次市里有急事打长途电话找他，公社说浩然没来呀！有一个梁同志在这儿。市里说梁同志就是他。公社就用大喇叭找到了他，弄得全公社都知道浩然来了，许多小青年连夜顶雨跑十几里路来看他……
浩然告诉我，《金光大道》第三部的校样已出来三百页了，还有二百页就完了。他说“三把火”这个书名不好，征求我意见，想改为“百花川”，里面的“梨园”因与犯忌的“桃园”相像，全改为“百花川”了。他把将译成六种文字的外文版的《艳阳天》的序和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三届工农兵学员散文集《北京抒情》写的序，两个打印稿交给我，让我给“过”一遍。另外还送给我一套连载《三把火》的《北京文艺》。
1976年3月22日
去西苑宾馆九号楼看望郭澄清同志，他来京参加国家文化部召开的创作座谈会。我与他谈了两个小时。这位写出了三卷《大刀记》的山东作者，外表很壮实，其实身体很弱。主要是他干什么太拼命了。他谈到他原来做教师时的一些事情。
1976年3月27日
今天从下午4点半到浩然家，直待到晚上9点15分。他老伴儿杨朴桥大嫂和春水、秋川都在家，后来红野下了班也回来了。说到蓝天当兵的部队要移至包头，是空军地勤。浩然不赞成他学开车。说到蓝天一走，朴桥大嫂神经受到很大刺激，病得不轻，头总是晕的。浩然拿血压计给老伴儿量了量，80至110，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