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说她在北京从来不讲话。《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只在《工人日报》上发了几千字。她说：我对评论的态度是，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是指导我们的。我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作者对评论可以采取超然一点的态度。她说：在我们国家民主空气太缺乏了，只要报上发不同意见文章，立即想到出问题了。现实生活中有鲜花也有眼泪，不能只写鲜花不写眼泪。巴尔扎克说，一个作家没有决心接受批评家的火力的勇气，就不要写作。我为什么要写《人到中年》？只是生活中一种感受，同年龄的同事、朋友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这些人在十年动乱中，黄金时代耽误了，业务荒芜了，女同志织毛衣，一般知识分子多数逍遥，发牢骚是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一个特点。中国知识分子一般是清贫的，不要求高楼大厦，也不要红地毯，愿意把知识贡献出来。十年动乱中，知识分子心里是苦的，书呆子气有时很可爱，也很可怜。但他们是我们社会的支柱，他们埋头干事情，虽没有华冠美服，但是有本领有学问。过度劳累的中年知识分子不在少数。我想歌颂一下，所以写了陆文婷和她周围的中年干部。文艺界骨干也是中年，收入低，负担重。开始我顺着我的人物工作生活写下去，越写越觉得她们忍受着生活的清贫，在默默无闻地作着牺牲。陆文婷是一颗星星，在我们生活中静悄悄地放射着光芒。正是这些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夜空。现在的人们铜臭气太重了，比较起来，书呆子气要好，不会走后门，这样的人多，四化会快一些。谌容说：我信奉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到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内科，穿白大褂，到手术室看。有一对夫妇出走，外科“快刀刘”，有人说作者对出走的夫妇洒的同情之泪太多了。我不同意。他们是恍惚的，是舍不得走的。他们像漂泊在空中的气球，不知要落在什么地方。人才外流问题是存在的。这是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时代特殊的现象，我不写就粉饰生活了。文学必须以情动人。读者是热情的，也是宽容的。电影厂谈调子问题，我谈要尊重我的原著。有时“调子”也是棍子。
下午，与浩然通话，他说他改完了小中篇《勇敢的草原》，他说他住的招待所不安静，准备挪到黑龙江省军区小招待所，食宿费用黑龙江出版局给付。我劝他在哈尔滨的夏天多写一点东西，然后该去兴凯湖去兴凯湖，该去伊春林区去伊春林区。浩然说，从到哈尔滨起，每天坚持锻炼身体，散步，觉得很有好处，浩然说秋川去通县与春水姐姐做伴。浩然说他曾骑自行车与孙成武、满锐及那位段参谋一起游览了市容，并在孙成武家吃了顿饭，至晚才归。
1980年7月22日
吉林省作协付之凡电话让我转告从维熙、刘心武、谌容，原定8月5日到长春的时间，请不要改变，去长白山、松花湖已做好了安排，打前站的都已去了。中午，我到“安乐窝”——沈阳迎宾馆，同陆明友、祝乃杰一起见了王蒙，王蒙说，他原先就说了不去长白山。从维熙和刘心武说事先有约，待他们从大连回京后，一起去长春，还有林斤澜、张洁、刘绍棠等几位同志。
1980年7月23日
到辽宁艺术剧场，参加市文联举办的报告会，市文联主席鲁坎主持会。报告人就是北京来的四位作家。王蒙第一个作报告。他说：这个舞台本来是李默然的，感谢大家冒着盛夏的酷暑，听我们几个既没有形象又没有表演才能的人的胡言乱语。说我勤奋，这两天的行动把我的勤奋的神话打破了，我老是睡觉。王蒙说，文学应该使人快乐。快乐是文学的重要使命，甚至可以说是规律。市民二两酒，大肘子，也是快乐。看相声、滑稽戏也是快乐。更高的精神喜悦是读文学作品。这种消遣与别的消遣不一样，和打扑克不一样，和早上念两个钟头的英语不一样，让人们求得心灵上的喜悦，达不到这一点，不能叫文学。第一是理性的快乐。文学作品应是智慧的宝袋，里面应有深邃的思想，对人生、对真理的探求，如同马克思做几何一样，理性也是快乐的源泉。第二是情感的快乐，从作品唤起自己的情感。人最痛苦的是麻木，大喊大叫都不是最痛苦的。真正的强者是快乐的，他的悲哀也是一种快乐。有同情心的人才有幸福有快乐。第三种是体验和想象的快乐。我没有当过海员，没有漂洋过海，我也知道北极南极，知道明末起义，也想体验李自成，想对各种人的心灵奥秘进行探索，读文学作品不仅得到知识，而且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第四种是补偿的快乐。人的生活没有绝对满意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自古以来没有全的，全就要出事。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与平庸的东西混杂在一起，通过作品集中谴责卑微的灵魂。我们都是平凡的，照照镜子，不像朱丽叶，我眼睛赶不上她，心灵赶得上，我觉得与罗米欧同在，甚至比他强。
谌容讲到她的《人到中年》根据素材有三种写法。一是平铺直叙，从结婚写起，转眼到了中年……这样进展缓慢，接触主题也慢，是比较传统的写法。二是从手术写起，突出了手术，读者会看故事的，但可能冲淡人物和主题，让读者更关心手术的成败。三是现在的写法，一开始把陆文婷放在病床上，造成大的悬念，引人读下去。关键是把时间凝聚在一两天，在弥留之际的回忆和梦的联想。评论家问我，你是否运用了意识流？我说没有啊，我不懂意识流。谌容讲到作品中的“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人物，她说：这是生活提供给我的。生活里很多开会，住招待所，都能碰到这种人。我熟悉和掌握了这个人。我出身不好，工作早，经常听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训斥。马列主义老太太和陆文婷一起吃面条，有个苍蝇，陆文婷放下就走，马列主义老太太就要训人，就要找经理，啊，这是关系到人民群众健康的大问题……对“马列主义老太太”这个雅号我是得意的！谌容讲，对一个作者，重要的不是参加了什么会议，重要的是作品。读者不关心你参加了什么会议，而是关心你写了什么作品。谌容说到细节和语言问题，她说她最喜欢的是曹雪芹，最佩服的是鲁迅。她说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引人共鸣，引人深思。
从维熙说他初中是在通县上的，和刘绍棠一个县。读过萧殷的《论生活、艺术和真实》，这些启蒙书对他的帮助很大。他说，世界上要成就一个事业就要为之付出代价。他说，当时在北市上学，老舍先生也在那儿读过书，学校对音体美很重视，有钢琴、维那斯，吸引我。对体育运动感兴趣，从初中到高中打篮球。最后还是搞了文学。看到大师们留下的精神文明遗产，学校有大图书馆。他说，搞创作没有很大的毅力是不成的。世界上有多少个作家就有多少不同的创作道路。高玉宝的《我要读书》写得那么深刻，三十年后也写不出来。胡万春、费礼文等同志也一样，没再看到他们继续发表的任何有影响的作品，说明什么？和文化素养有很大关系。相反，有些人经过艰难的路，没败下阵来，与文化素养有很大关系。茅盾、巴金、夏衍这些30年代的大师，生命力很长久，而我们有些作品经过历史烟波就没人说了。高尔基说过，生活好比一张牛皮，书籍好比一双皮鞋。大意如此，不是原话。读书要有选择，我们就一个脑袋，而世界上的书那么多。没有精读就不可能产生你对艺术的追求。文学强大的内含是美。一个没有追求的作者，他的脚步不会迈得很快。一个小人物要突现出来是不容易的。谈到《第四十一个》，有人说是阶级调和，有人说看最后一枪。从维熙说，这作品陪我到老。他说：去年期刊会议，我和绍棠看孙犁，孙犁不在，问曹靖华，《第四十一个》是他翻译的。曹老说，这本书是没参加革命前翻的，很次的一本，是揣这本书参加革命的。
曾是业余作者的刘心武说，幻想从别人那儿得到写小说的秘诀，是不可能的，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形成自己的看法。
1980年7月25日
收到我敬重的老诗人方冰的信，他在信里说：“我把你的《鸟儿们的歌》读了好几遍，它给了我一次真正的诗的艺术享受。这是一组很好的诗，是《鸭绿江》上——也可以说是目前的各地文艺刊物上少见的一组好诗（见面时再详谈）。我非常兴奋，祝贺你！希望你写出更多这样的好诗来！”“听说这组诗是《诗刊》给你退了回来的，我不知道他们选稿的标准是什么。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名人随便划拉几个字都登头题，好像做买卖似的，以广招徕。可悲！然亦无可奈何，因为这是风尚，短期间是改变不了的。”他说：“请你时常来谈谈，我是需要向青年人学习的，《鸟儿们的歌》就是我学习的很好的材料。后来居上，这是历史的规律，否则，人类就不会有进步了。我不便多到你那里去（很多作者的家我都常去的），这原因我想你也会知道。我痛苦得很！不说也罢。”“替我问候张部长、两位副部长及广生同志，我们军民要长期地很好地合作下去！我尊敬你们！再一次祝贺你！紧紧地握你的手！努力！多写！不要害怕，不要有什么框框，不带枷锁才能有好诗……”
1980年8月1日
建军节。约了陆明友、解明、刘宝祥到家做客。谈文学，谈友谊，谈故人往事，很惬意。刘宝祥说他们辽台文艺部要做组诗《鸟儿们的歌》的配乐朗诵节目。
1980年8月3日
胡奇社长到沈阳来了，一早我赶到四所去看他，在二楼休息厅遇见了他，他一眼就认出我来。我们到他住的224房间，坐在沙发上谈了近一个小时。他说他趁还没退休，旅差费可以报销，身体还允许，出来走走。他谈到任斌武的一部四十万字长篇小说，丛书组不同意出，找到他，他与任很熟，关系也好，他对任说：我是主编，也不能强加于人，要尊重责任编辑的意见。他对任说：你把书稿压到二十五万字我就好说话了。我谈到黎汝清很有本事，写得快，质量也高，同时说到他的艺术语言不特别讲究。胡奇社长赞同我的看法。他说到老舍的《月牙集》，每篇一万字，五篇七万字，老舍谦虚地说，我不会写短篇，这是几个小中篇。看人家大作家这么严肃。胡社长对任斌武说：你是写短篇的，不要以为只有写了长篇才承认你是作家。他有这个想法。胡社长还说到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