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9日
晚7点44分，雷抒雁从哈尔滨归京途中路过沈阳，我去接站，安排到司令部三所301房间。我把前不久军区办的诗歌班六人——孙旭辉、胡宏伟、柳沄、安造计、宋曙春和我的诗作交给他，请他带回编辑部。他还没吃晚饭，我们出了招待所，到街上一看，饭店都关门了，他买了二两粮票的点心，回到招待所，没有开水，我们坐在值班室的沙发上，他边干吃点心，我们边谈，谈到很晚。
1980年7月10日
我请抒雁到家坐。晓凡从北京回来了，松涛也刚从抚顺回到沈阳两个小时，他们都来了，还有阿红、厉风、邓荫柯，在中午11点前都到了。雷谈到诗要有个性，要接近一般人的感情，要有真情。谈了几个小时。
我和抒雁走到机关，看了李晓桦、贾昭衡等。在办公室，接到赤峰守备区董文海的电话，他说浩然同志打电话找我。上午找我，我出去了。不一会儿，接通了赤峰宾馆105房间的电话，浩然说王栋12日去呼和浩特参加内蒙古文代会，月底或下月初回来，王栋让浩然等他。他把长弓也拉到赤峰来。浩然不同意。想去哈尔滨，了却去年没去哈尔滨的心愿。浩然去哈有两条路线，一是走齐齐哈尔，一是走沈阳。他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让他走沈阳。他最近心情不大好，走齐齐哈尔，人生地不熟，且下车、上车时间不方便。我请他在沈阳转车。他原定星期日晚登车，我请他星期六晚就登车。他说他想好了再打电话或打电报给我。
张云晓部长用小车送我们到占恒家。占恒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回来正写东西。他同我和雷谈了很多情况，谈到七八点钟。我送抒雁回三所，从301房间换到203，301的被单和床单均有虱子，换新房间，虽是两人间，但干净比什么都强。
1980年7月11日
一早同晓桦到三所接上抒雁，让司机从黄河大街走，以便让抒雁浏览一下沈阳市容。在劳动广场停下，我上楼去叫上晓凡，我们一同到北陵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陵园的工作人员破例打开遗物的展室，十几年来一直封闭来着。这里有邱少云的枪。这里的墓碑完全一样，没有个性。
游北陵公园，在公园内的冷食店，晓凡请我们喝啤酒。抒雁谈“机敏”，说晓凡就很机敏，三句话五句话就可看出来。一个诗人，是不是机敏，这很重要。
回到机关，抒雁见到机关花圃里全是一种花，但花色各异，有红、黄、白及三色互相结合的颜色，自然地说到诗的风格。他与创作组的白劳组长、靳洪副组长见面并谈了一会儿。与抒雁在机关食堂就餐。然后步行到我家，抒雁就在我家单人床上休息，他要读完文福发表在《收获》第三期上的《青春之歌》。陈广生科长拉我们到他家，备了酒菜，边吃边谈，很投缘。谈到刻苦与多写，自信与自谦，谈到诗的表象的东西与内在的东西。晓桦买车票回来，我们要了车送抒雁到招待所取东西，兆林和秋群已在此等候许久。我们一起把他送上火车。
1980年7月12日
早上到办公室，陈广生科长就告诉我：赤峰来电话，一位姓梁的同志明早上到沈阳，让我接站。我说：啊，老梁来了！我没有明确说老梁就是浩然。下午正开会，我正发言，通信员送来一封电报，来自赤峰，上面写着一行字：“梁（13）日晨到沈”。
1980年7月13日
今天是星期天，早上5点钟，我带小海泉到车队，拿了派车单，带车到沈阳北站，旅客正往外走。我在出站口张望着，不一会儿，一眼看到了浩然，同时看到祝乃杰，还有一位空军干部与他们同行。司机主动把老祝送到家，又折回来。这时是早上6点半，惠娟已上班走了，她先做好了大米小豆饭，炒了豆角，做了西红柿黄瓜汤，给我们留着。
饭后，我们从容地谈分别后的情况，他谈到我的组诗《鸟儿们的歌》，他说：我是“笼中鸟”，也是“惊弓鸟”。他说我的后三首写得更好些。我请他看了谢冕同志的信。他边看边不断称赞：“不愧是评论家！”“都说到我心里去了！”“都说到我心里去了！”“和我想要说的一样。”他希望我写下去，继续写“鸟儿们”，他说麻雀可以写，背了那么多年的罪名，又回来了，有的被当做“四害”消灭了。回来后仍然是益鸟，没有变成害鸟，有个生态平衡问题。他说，还可以写乌鸦，它反哺，现在许多人不养老子，人伦退化了。还可以写燕子，写燕子的角度更多了。可以去公园采访饲养工人，可以翻有关资料，可以访问生物学专家。表现方法不要一成不变，要变化多端。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角度。有的像讲故事，然后点题；有的可以写鸟儿的对话……一成不变令人生厌，呆板。凤凰也可以写，它并不存在，画在墙上，戴在头上，写在书中，是不存在的鸟，人造出来的偶像，骗人的，要抨击它。他建议我给东三省的文艺丛刊和月刊分别寄去诗稿，“占领”东三省，写一批“鸟儿”，否则如天旱，来一点，地皮湿了，风一吹，又干了，要让人感到下雨了，留下印象。他说，要下两个工夫：一是要有新意，针对性地切中时代的弦。一是表现形式、角度、结构、语言，要变化多端。根据每个题材，找一个适合的表现形式。不要光是独白，可以借用电影、戏剧、相声的手法，也可以从人的眼睛看，让写过的鸟儿看，都是自白，多了，单调，也容易造作，有的鸟也可来点小情节，如猫头鹰和黄永玉，一只眼睛闭着，可以写雄鹰，写鸟中的霸，都是长羽毛的，残杀同类。要搞透一点，不要写表面的牵强的。拟人化的，找个好画家一插图，会很引人。
浩然谈到他的《渴求》和《浮云》。四川出一本爱情、婚姻和家庭为题材的短篇集，北京出一本儿童故事选，河北出一本短篇集，吉林小学生文库出一本，天津百花出了《山水情》。浩然说到金河的一个八万字的中篇，以柴春泽为模特儿写的。他谈到王栋艺术上还弱一点，以后要帮他搞上去一个东西，拍个电影，就会更好。
我们谈到9点半。我把浩然和海泉留家，到晶体管二厂找妹夫凤权，请他替我到火车站给浩然买票。我到晓凡家，晓凡买菜去了，我等了有二十分钟，一同骑车到我家。走前，他在门上给祝乃杰留了字条儿。凤权正帮我切黄瓜丝。浩然和晓凡帮我择香菜，掐豆角，打土豆皮，择木耳根。兆林带刘元举到我家来，坐了一会儿就走，我请兆林替我请陈广生和宫魁斌。陈、刘、宫和老祝脚前脚后来了。席间，浩然兴致很好，他谈了自己的不平凡经历。大家谈得挺晚。英宗和丽明来了，客人们起身走了。
浩然在我家的单人床上睡，睡前，他吃了安眠药。
1980年7月14日
早上，早早地做了锅面条汤。兆林背着《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春歌集》，请浩然签名题字。小宫带车来，我们一起送浩然到沈阳站，送他去了哈尔滨。
下午，中国作协通过总政请来的地方作家叶文玲、陈世旭、艾克拜尔·米吉堤来到沈阳，我们安排了一个座谈会，部里请他们在机关食堂吃了饭。饭后，我送他们回四所，与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交谈中得知他们三位对浩然很敬佩。陈世旭说他写《小镇上的将军》获了全国奖，可他并未见过真正的将军。我把这个意思汇报给部长，部长说好，请示一下，让陈世旭见见真正的将军，李德生司令员同意会见几位来访的地方作家。
1980年7月15日
一早去四所，陪同叶文玲等去剧场观看《花好月圆》，看得艾克拜尔哈哈大笑。我发现他们三人都很机敏。
黑龙江省军区的孙成武来电话，告诉我，浩然平安到达哈尔滨，原来与他联系的省出版社的肖沉同志突然病逝，所以出版社不知道他来的这回事。多亏我打过去电话了。浩然为肖沉逝世心情哀伤，孙劝他化悲痛为力量，把老肖约的稿子写出来。
松涛来电话，说领导准他一个月休假。他说起陆明友组织诗人去北戴河参加河北诗会的事，松涛说：如果我去，就设法通知他，一起去；如果我不去，就不必告诉他了，他也不去。
1980年7月17日
上午浩然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那儿吃、住条件都不错，只是窗户下面是广场，总有汽车启动声和卖冰棍儿的叫喊声。他说出版社的谢树等负责人来看望他，约他在龙江多住些时日，出版局局长准备陪同他去兴凯湖和伊春林区看看。
晚上我在部里值班，又打电话给浩然，恰孙成武在他处，他们刚刚遛弯儿回来。浩然说他不准备回沈阳了，让我转告春风文艺出版社，他打算在龙江住上一个月，下一个“蛋”，然后回北京。龙江这里很“热”，立即走不好。这样他一年到东北一个省，去年在吉林，今年在龙江，明年在辽宁。浩然还让我告诉晓凡，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等他回沈阳了，不要耽误了他。
1980年7月18日
上午去晓凡处，转达了浩然的话。晓凡是昨天读到我的《鸟儿们的歌》的，他非常兴奋，立即写信给阿红，请阿红写一篇文章给《文艺报》，关于这组诗，晓凡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他建议我一阶段只办这一件事，写鸟儿们的续歌。他说这一组诗胜过一百首！《延边行》那样的诗，写得再多，也是八股，而这鸟儿是独辟蹊径，是一条属于自己的小溪。
打电话给祝乃杰，请他把浩然在龙江的情况转告王大学，争取明年春节到辽宁来。
1980年7月21日
省作协召开座谈会，去了以后才知道，北京来了几位作家，有王蒙、谌容、从维熙、刘心武。方冰向大家介绍了这几位作家，说他们在中国的文坛上都是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作家。
王蒙是文坛闻名的幽默诙谐的作家，他的发言机智敏锐。他说我们四个有分工，从维熙重点发言，其他两位补充。但他没有把自己“择”干净，还是讲了一些。他首先讲创作不能太受外界干扰。他说西线平静无事，没有地震和台风感。我们似乎很“麻木”，一切照常，写你的小说。今天一位领导讲个什么，明天文件说个什么，没这个感觉。习惯于别人骂。一个人写很多作品，没有骂，是个很寂寞的事情。灾祸多了，也就比较麻木。他还讲了让文学成为文学。他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直接的政治文件，对政治生活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感染人而后发生作用。不是一首诗可以亡国，一篇小说可以兴邦。不能说人们精神面貌不怎么好是唱歌唱的。唱一首邓丽君的歌就变成港澳同胞了？唱一首美国歌，就变成美籍华人了？听柴可夫斯基就变成沙皇臣民了？不是呻吟变成肝炎，而是肝炎而后呻吟，不是一呻吟转氨酶就上升了！有一些青年的信仰发生问题，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政治工作不切合实际，人消极了，就喜欢听消极歌。关键问题是精神面貌不好，唱消极歌。以为开列多少高昂的歌曲就把精神面貌变过来了，不是那么回事。文学毕竟是文学，官僚主义、房子、人事制度等问题，排队买菜问题，不是小说能解决的。直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夸大了文学的作用。有点作用，替群众说说话，舆论上多少起点谴责作用，社会效果不是一句话能判断清楚的。
王蒙说外国电影如意大利的《警察局长对政府检察官的自白》，美国的《恶梦》，日本的《金环蚀》等，写上层的腐败和罪恶，没人去计较它，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而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进电影院，喘不过气来。一出电影院，蛮好，阳光灿烂，上帝保佑，没被关进去，晚上觉睡得更好了。他说：我写《说客盈门》，我怀疑能纠正多少不正之风，让群众和好的干部出口气也好。同样的，《乔厂长上任记》，对改变工厂的生产总值有什么影响？不会的。他说，我们可以放松一点，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文学有无作用，有，分清是非善恶，表明态度。面向生活，揭露矛盾，也揭消极的东西，但从爱护党和国家出发，不要过分紧张。他说，我们的天地无比宽广，去年以来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不再是写伤痕都写伤痕，写官僚主义都写官僚主义。他希望大家找出自己来。按自己对生活的见解、真切的感受来写。生活无处不是小说，无处不是诗歌，无处不是心灵的表现。晚上有梦，无梦，星光，月光，灯光，从你脸上掠过。一天二十六个小时也写不完。要忠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只有时间不够，水平不高，而“没的写了”的现象永远不会发生，你与人民在一起就永远也写不完。
从维熙说自己是最不能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说：我国经常刮风，文艺界，一会儿放了，一会儿收了，下面搞创作的人无所适从。三中全会后，经常见放的文章，今年年初，剧本会后，似乎有收的趋向。无论放，无论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总像蜗牛一样，把头探出来，看看风头，很难写出为人民所喜欢的作品。他说：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收到稿子半个月就回信说发头条。有人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示范作品”，有人说是“解冻文学”的翻版，作者应“绞死”。
从维熙说：我和我爱人1957年一起被划为“右派”下去劳动，又因南斯拉夫问题变成劳教。我见了大墙，因此写了大墙。生活中时时刻刻拎一根棍子准备打的人还是有的。文艺界中不乏这种人。他说1962年春节，文艺界举行化装迎春舞会，有个诗人给最高领导写信，说中国文艺界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换来了两条批示。文艺界不是西线无战事，有看不见的电波。他说：我在某省几个劳改大队劳动过。某省公安局自动对号。今年1月，省公安政治会议形成文件，对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声讨，上报到公安部。说八百名犯人看了这小说有一百二十人不认罪，这完全是造谣。刊物是传不进去的，传进去也不可能全看了，说多少劳改干部看了，工作不安心，想退休、转业的多了。似乎一篇《大墙》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掀翻。公安部负责同志懂文艺，懂政治，没有理睬他们。他们把小说当成公安业务了。最可怕的是文艺界内部，不大不小制造事端。看不见的流弹在文艺界射击。要加强警惕性，警惕花丛中的小人。他们以咬伤花木、让百花凋零为最高使命。
刘心武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思想解放的勇士，我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胆子小，“文革”时走路都靠墙边走，守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写《班主任》也不是想当弄潮儿。新作者层出不穷，人们快把我忘记了。有人批一下，又让人们想起我了，很感谢。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六七年，直到现在，各国不断重复其题材，是一个题材源。我们的“文革”对我们本民族，这个题材源不在“二战”以下。学校生活太平淡了，我在学校打深井，写出各行各业共同的东西，甚至是人类共同的东西。学校天地非常狭窄，人物非常之平庸，小人物，小命运，我开掘到人性和阶级性怎么统一到一起。《如愿》写的就是一个学校和周围几条街，打更老头和糊纸盒子的。开深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