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说，自卫反击战的伟大实践，一定能出好作品的。过去写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批一批的好作品出现。这次战争有个特点，只打了十八天，连撤军才二十天。从没打过这么短的战争，抗日战争八年，解放战争三年，红军时期十年。这次战争有特殊意义，是从井冈山有我们这支队伍起，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是大规模的战争。我读了些通讯报道，干部战士可歌可泣，虽然只有十八天，确是惊天地，泣鬼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读一条新闻很感人，一个叫王杰的战士，十九岁，去年11月份参军，今年2月份牺牲，留下的信在笔记本里，很感人，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的战士是有文化的战士，他的精神生活状态，与过去不同了。他要求高质量的作品，他有丰富情感，他读契诃夫。我写了短文推荐，写了战士的爱情。过去写战争搞得很狭窄，落后脑袋瓜也不能写，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这条条框框要完全打破。战士的思想是很活跃的，我的公务员读唐诗，读古文选，高中毕业，还写诗呢！你的作品还写大老粗，跟不上形势了，不符合实际了，要写有文化的勇敢的又继承了革命传统的新型一代军人。
白羽说：我跟张文苑同志讲了，是不是把我们部队战争小说编一套上、下集，或上、中、下集，上海出版的外国短篇小说选，很好，很有用，很受欢迎。地方短篇很活跃，部队还没达到这种活跃程度，要研究。我们要结合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地批《纪要》，要考虑新时期《解放军文艺》怎样办得更好，写出更好的作品来。要能促进四化，起作用，不是简单的说教作用，要有艺术感染力，光明和黑暗，歌颂与暴露，这是事物的两个方面，缺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不存在了。我们的传统是写光明，但如果不写光明的对立面，怎么能把光明写出来？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就是在光明与黑暗搏斗的交叉点上突出出来的，惊心动魄。我们写得平平静静，人物怎么能突出？最近我看了《向前，向前》，我赞成，我觉得可以拿到部队去巡回演出。“四人帮”头上长角，是要打倒老干部，现在写一些老干部，成了向四化前进中的阻力，指挥员指挥不了，不胜任，换了个人，指挥打胜了。《前线》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向前，向前》还不够。
白羽回忆自己战争年代写小说很大胆，在《政治委员》里写营教导员怕死，他说想起来后怕。在比较典型的现象抓住之后我敢于写。老实说，如不写这个教导员，那个政治委员就出不来。我觉得可以写，据说现在写书记也害怕。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长篇，一个电影，一个短篇，写英雄人物，不能是孤立、天生的，我们要写千百万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英雄人物也有缺点。有的作品把英雄的缺点隐去。《夏伯阳》写了他严重的缺点，赶走政治委员，不服政委，由于缺点死掉了，但并不影响夏伯阳感人的力量。没有鲜明人物个性的人物，不能成为文学艺术作品。夏伯阳是活生生的人物，有极大的说服力。我们写军队，写战争题材，要大胆尝试，要写人，写人的命运，悲欢离合，人，生活，没有那么简单、单纯的！
在谈到深入生活还要善于研究时，白羽说，要从生活挖掘深刻的主题出来，要讲究情节，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往往不注意情节，缺一峰突起的一鸣惊人的情节。他说，张天民并不熟悉战争，他构思很巧妙。白羽细说了张天民《战士通过雷区》的一些情节和细节后说，里面有没有歌颂？军长和他的儿子代表了传统，代表了大多数。我们要善于从各个侧面去写，要有巧妙的构思，人物要有鲜明的个性，有独特的语言，要有莎士比亚的警句。一个话剧让人看过后，要有几句打动人心的，作者要设计在哪一点上打动观众，使观众的心弦为之颤动。
说到想象力，白羽说，黑格尔美学对想象很重视，你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材料收集一大堆，还是材料。一个作者，生活，酝酿，创作，每个阶段都重要。生活的过程就有酝酿，酝酿，构思，经过想象，把材料结构成更为感人的东西。创作之所以被称为创作，不叫别的，就有想象力在里面。抗美援朝出一个英雄都去抢，我说不用抢，都可以去，不怕抢。要提高作者本身的艺术水平，观察生活能力、想象力、创造能力，要下艰苦的工夫。歌德是个了不起的杰出作家，他在晚年，再也写不出《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作品了，没有旺盛的精力了。也有的作家到晚年还能写出好作品，出现第二青春。海明威参加西班牙战争，到巴黎，写出战地新作品，轰动了，以后一直写不出好作品，又到巴黎，还是写不出。后来到古巴，写出了《老人与海》，使他的艺术作品达到纯熟地步。他是写战争的，写得引人入胜。有些不适于我们，可以吸取其经验教训。
白羽说，一个人的才能，离开生活和创作实践，离开观察人、研究人，就写不出有鲜明个性的作品。可以讲，毛主席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主席从全党全局利益这样说。另一方面，作为文艺的存在，哲学说，一个事物以其特点而存在。没有艺术性的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艺术感染人的力量是极敏感的，黑格尔写四大卷美学来研究。要大胆写，不局限口头争论，敢于研究生活，作者有自由的权利。你去研究生活，研究人，研究四化课题，抓住，敢于提出问题，赋予适合的形式，去打动人心。歌颂为主，可以有批判；暴露为主，也可以有歌颂。不要打破旧框框，产生新框框。没有对立面怎么办？你看，包公戏都有对立面，没对立面就没有包公。甚至对立面就是他叔伯侄子，还有嫂娘。法制面前不得不杀侄子。艺术构思完成了，包公出来了。我觉得，我们写指挥员还不够大胆。英雄人物也要有思想发展过程，这才能有情节，才有戏，才能感动人。我们要从公式化、概念化中解放出来，十二个军区十二个戏十二样，否则剧团要赔本，演戏没人看。
说到《解放军文艺》的评论工作，白羽说，觉得没把部队作家团结起来，相当大数量的作品流到外面去了。这个不能垄断，不能由总政文化部下命令。献礼电影，八一厂外，好多好作品是地方电影厂拍的。这就发生了竞赛。不能靠几百万军队来保证刊物的销路。指这个不行。有好作品，评论要跟上。评论家，一要研究生活实际，二要研究创作实际，三要研究读者实际。要了解群众的呼声。一个理论家应是思想家，要参与这个时代的搏斗。别林斯基开辟了一代作家的道路，出了果戈理、屠格涅夫。别林斯基评了果戈理的中年、晚年。当果戈理创作出现高峰时，评论讲出了道理；当他创作下降时，一封信给予尖锐的批评。我和胡奇同志说，确有好的评论文章就把它放在头题，敢于大胆说作品的优缺点，这样的文章才泼辣，读了之后才有所促进。
说到“伤痕文学”，白羽说，《伤痕》有优点，它较早提出了“四人帮”的问题，缺点是环境不典型，人物不典型。白羽说，我不反对“伤痕文学”，我住三○一医院，《人民文学》问我对《伤痕》有两种意见，选还是不选？我说选。它是1978年有影响的作品。在自卫反击战中，几个月的新兵有多少政治工作？就是上去前看了《董存瑞》。《人民文学》选上是一回事，但反击战打响了，让我拿它上前线给战士们读我不干。具体作品具体分析。黑格尔讲一棵树上没有一片叶子相同。要百花齐放。揭“四人帮”的作品，我说不是多了，而是不够。我去剧团讲，要组织力量写《难忘的一九七六》，要比《难忘的一九一九》更激动人心。《人民日报》编丙辰清明纪事，让我写序，我写了。天安门广场第一个花圈是二炮的，是部队献的。1976这一年，其悲壮如写出，不亚于莎士比亚。大地震，总理逝世，老总逝世，主席逝世。我那时摔坏了，骨头断了。主席逝世，让我休养去，我跟黄副主任讲，我不能走。我们清楚，要发生重大事件，日夜不能睡，然后粉碎“四人帮”，多么富有戏剧性！广州军区把“四人帮”搬上了舞台。《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遇刺，生命危险，电影上人民群众激愤。难忘的1976，是伟大的题材，有没有勇气写？想起来非常激动。“四五”运动是以后一切更伟大事件的开端，粉碎“四人帮”更伟大，它是“四五”运动的继续和发展。自卫反击战，同样是悲壮的。我说悲壮，不含悲哀。多少年轻人牺牲，多少年轻人当了英雄。力量从哪里来？我在医院里思考。我研究了《第二次握手》，这个手抄本流传全国。据我知道，全国很少地方没有这个手抄本。多少青年人向我推荐。它有那么大的艺术魅力啊！否则谁花六个通宵去抄它？它突破了写长篇的框框，二十五万字，从1928年写到1968年，跨度那么大，精练，紧凑，如果搞一百万字，怎么手抄？我悟出一个道理，今天讲这篇话：要有艺术！我们部队的创作要在艺术上有大的突破。
说到刊物，白羽说，我总觉得《解放军文艺》老一样，老差不多。刊物要不断改变，包括封面、封底，这期拿到手是这一期，下一期就是下一期。现在有个刊物叫《读书》，五个人编的，编得那么精彩！五个人还自己发行。他们有声明，你们买不到刊物，到我们这来买。白羽问张文苑：你们多少人？张答：二十多人。白羽感慨地说，我们到死也要不断研究，不断前进。否则要落后，落后就要被淘汰！
张文苑说，白羽的讲话是会议的结束语，也是开场白。
我问白羽对我们军区话剧《回师北上》的意见。他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后天。他说，哎呀，抽个时间谈谈对这个戏的意见，和胡可副部长一起。
晚在军博小礼堂观看苏联彩色故事片《第四十一个》。
1979年10月8月
军区建国三十周年举办了文艺创作评奖，评奖后，召开了军区文艺创作骨干座谈会，在会上，孙俊然谈了他的长篇小说《安图的后代》创作体会，他的资料积累是从1964年开始的，资料少说有一千万字，他不午睡，不打扑克，不下象棋，多乱嘈的环境也能写，小孩小，背着孩子也能写。冷言冷语，讽刺，打击，挖苦，都当耳旁风。李景堂谈了写十四万字长篇小说《百草滩》的体会。孙旭辉、唐洪忱等都讲了讲。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创作道路，但刻苦勤奋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可少的。
上午罗继仁打来电话，告诉我，叶文福来沈阳了，住东北旅社。我电话约了李松涛同去看望叶文福，并在太原街一个饮食部一块儿吃了午饭。
1979年10月9日
松涛携文福到我家做客。在我仅九平方米的小屋放上小炕桌，倒上茶水，说了半天的话。下午4点，我们一起去晓凡家看了晓凡，又去厉风家，遇锁。我们又转去看阿红，在阿红处说了一会儿话，又去看厉风，厉风夫人告诉我们厉风去了本溪。我和松涛把文福送到旅社即告别了。
1979年10月10日
下午参加《芒种》杂志的座谈会。文福在会上谈《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的创作经过时，说了一些在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事先，我和松涛曾叮嘱过他，有些话不该说的。他没有听我们的，好像什么赶劲就讲什么。我和松涛就坐在他的对面，他照讲不误。松涛的手心全是冷汗，而且吐了血。我和松涛在他讲话中间休息时退场了。
1979年10月11日
一早，在旅社同文福谈起他在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松涛为此吐血的情况。文福拿出给《鸭绿江》杂志的一篇稿子给我看，我建议他删去两处。
下午，《芒种》召开诗歌作者座谈会，我和松涛到会。文福结合《山恋》谈创作体会，讲得深刻而又生动。
1979年10月12日
中午我接松涛和文福到机关，陈广生科长、李晓桦和我三人，请两位客人在晓桦的宿舍吃了饭。
1979年10月13日
中午到旅社，文福给阿红赶写稿子，早上和中午都没吃饭，我带去了四个冷馒头、一点肥肠，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三个馒头。下午，市文联小吉普车来接我们同去沈空接松涛和笑源，一起去抚顺。松涛家简陋而狭小，其父亲气管炎很严重，母亲有病。其妹是姨母家的孩子。全家忙着搞了一桌子菜，全家人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向荣也下班赶来了。晚上，三面糊了报纸的屋子小炕，让给了我们三个加上笑源，我们兴奋地谈了大半夜。
1979年10月14日
阴雨不开。早上4点半我们全醒了，于是开灯谈心。包了饺子，又热了昨晚的剩菜，喝了一点酒。松涛从旧书箱里倒腾出许多藏书给我们看，文福看中一本泰戈尔的《我的童年》。
乘电车去市里。到抚顺矿工报社找到陈庆斌和小郑，松涛又找到张名河。我们一起上街，在一家照相馆照了张相，留字题为“秋雨在抚顺沉思”；又在一家很近的饭店里吃了饭。席间，不断读文福红笔记本中抄清的未发表的诗作，我最喜欢的是《致火山》和《旗鼓垴》，前者写了徒有虚名的火山，如今，他死了，“只留下一池平静的雪水，于是人们来泛舟，来消暑，来滑冰……”后者，小小的山丘，成了八十三万人马不可一世曹操抛却旗鼓号角的地方，“往往一滴泪水，就成了他一生的句号”。
松涛因等单位看房子的同志来抚顺，我和文福乘长途公交车回了沈阳。下了车，遇罗继仁和李广泽，把我们拉到了厨师进修班，那里有乔魁才、王守勋、丁晓翁、姚莹、郎恩才、刘文超等共十一人等着。
1979年10月15日
下了班，我去找文福，他正在沈河饭店，与一诗社的诗友们见面。辽宁电台的刘宝祥也在。刘给我一盘电台播出的录音带，上面有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和我发表于《诗刊》的纪念周恩来总理的诗。之后，我和李广泽把文福送回旅社。
1979年10月17日
松涛从抚顺回来了，我们一早一同去旅社看文福，恰李广泽和刘文超在，便一起去园路餐厅西餐厅就餐。
我和松涛到春风文艺出版社，见到厉风，他各送我们一本霍满生的《铁牛传》，封面、装帧极好。我们同去方冰家。方冰正午休。我们谈到省里办诗刊的事，谈到刘镇调回沈阳的事。当谈到叶文福来沈阳时，方冰立即提出去见他。我们说他今天回北京。方冰问他走了没有，我们说晚上8点45分的车。他立即说，晚上去车站见他。忽然又问：叶文福现在在哪儿？我们说在罗继仁家。他提出立即要车去看看。我们坐上他的上海牌小轿车，到了市文联，拉上刘英男同志，拐弯抹角，找到老罗家。叶文福非常感动。方冰说：我读到一首好诗（指《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说：我见到一个好人。方冰说：我们希望多出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诗人。叶文福说：我们太需要像您这样的老前辈了！他二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