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首先发言，他说北京军区最近开了一个会，文化部、创作组和文工团的领导同志联系李剑的《歌德与缺德》这篇文章，解决部队创作问题。怎么写呀？歌颂与暴露怎么办呀？对立面写什么人呀？借这个文章，讨论一个创作思想问题，深入学习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说，讲得对不对很难说，现在哪有一讲就对的。他讲到文艺形势主流是好的，问题也很多，成堆。文艺工作者应该更加积极、更加热情地支持党中央，渡过当前的困难。我们的文艺如何配合四化？一个是振奋士气，一个是扫除障碍。他说到解放思想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一个笼子打开了，鸟儿在笼子里待时间长了，不往外飞，转了两圈又飞回到笼子里了。他回忆和陆柱国同是《解放军文艺》创始时的工作人员，回顾一下，战争时期，歌颂与暴露没这个框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脑子里，什么可写，什么不可写，没个框子，讽刺部队简单粗暴作风，包括《李国瑞》对落后分子的改造，要耐心、细致，杜烽同志写的，发表时，报纸还发了社论。《不要杀他》写战士违反纪律，要处死，由于人民提出了不要杀他，没有杀。反映了军民深厚的感情。外国剧本《前线》，这些东西的出现，无人非难，没人说是“暴露文学”了，写“阴暗面”了，都没有非难，第一领导没有，第二群众没有，第三作者没有，没这个观念。后来怎么产生的呢？解放初期没有。胡可插话：反对开小差，反对掉队，反对军阀主义。魏巍说，刘白羽同志提出写英雄，大家感到很新鲜，提到“英雄高度”，提出来，有个鲜明目标，起到很好作用。后来个别领导同志提出反对从落后到先进转变的公式主义。客观、历史地回顾总结经验，这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的功绩就是让大家破除这个公式，还是前进的。但正如列宁说的，真理不能往前跨进一步，跨进一步就成了谬误了。对写人物的要求，一入伍就得是好的，不好怎么能入伍呢？本质是好的嘛！绝对化了。当时文艺批评简单粗暴，对白刃和碧野的小说展开批判，如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的批判，从应该怎样出发，要求作品，后来连外号也不能写了，有的外号不完全是庸俗化的，有的是亲切的，群众喜爱。文艺评论一出去，影响很大，我们国家是革命国家，谁都是革命的呀，小资产阶级众多呀，一个正确的东西都容易弄成错误的，何况不正确的东西了，影响很大。一个作品没什么问题，也全否定。这又反映到作者的头脑里，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绳子，要解脱就难了。当时对《文艺报》一个文章提出批评，有句话“英雄也有五分钟的动摇”，部队把冯雪峰请来，提出来，冯雪峰赶快认错。以后在《文艺报》上展开辩论，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地方和部队同志都参加了，背景是苏联的“无冲突论”。“无冲突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有好和更好。提出我们要写生活本质、英雄、进步、光明。出了这个就不是本质了，事物是两方面构成的，矛盾两方面组成本质……争论不了了之。接着，有人提出创作“三件宝”：英雄、乐观、党领导。部队四人文章对当时文艺工作提出一些意见，同时对王蒙、邓友梅的小说组织围攻。主席讲：当前北京啊发生了围攻，部队上几个将军参加了，我说的不是武的将军，文艺上的将军啊！张文苑插话，当时苏联《真理报》转载了四人文章，他们认为我们的双百方针是搞自由化。魏巍说，当时台湾转载了《电影的锣鼓》这篇文章，我与文章的主要执笔者面对面讨论过，我对他说，你这个重大题材和儿女情、家务事对立起来了，《红楼梦》写的是儿女情、家务事，但它整个概括了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的挽歌，意义很大。你再大再重的题材，你没揭示出它所包含的生活意义，你这个重大题材也不重大，带有相对的东西。写英雄人物能不能写他的缺点？搞创作的和搞评论的不一样。他写一个英雄，很果断，很可能另一方面是主观武断，写他很细致，另一方面很可能是优柔寡断。这是一个性格的两个方面，如果不允许，很可能导致绝对化和概念化。我写了一篇关于本质论的文章，成了急就的压轴戏，“文革”中挨了批。英雄人物写不写缺点，最多是学术问题，《纪要》把它扯到政治问题上。在主席的著作里，从来没提过“重大题材”，鲁迅讲得很清楚，从喷泉里喷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各种题材都可以写，关键是作家的世界观，对这一点大家很熟悉。非把它弄成绝对化，经过实践检验，有的口号听起来很“革命”，一实践不行了。
接着，魏巍从哲学、社会生活和文艺的任务三个方面谈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还谈到写英雄和写重大题材的问题。
张文苑副社长鼓励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向魏巍部长看齐。
王愿坚在发言中强调了重新肯定创作从生活出发的重要性。他说，回顾一下，三年来，我思想解放很慢。小说集《普通劳动者》，其中有一篇《亲人》，气氛好时就说好，又编入教材，又上广播；气氛紧张时，就挨批。好像黄鼠狼生个儿子，几次编入，几次拿下，最后还是拿掉了，大专院校编写教材的老师把我“斗”了一盘，说你这个人思想不解放。最近看了一些作品，发现在解放思想上我的差距很大，有些作品我不敢写。这些年，木匠斧子一边砍，砍变形了，走了样了。我希望部队作者能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深入下去，现在的问题是坚持的不是原来的原则了，而是真理跨过一步变成谬误了。《纪要》里的东西，当时我是信的，真信的，如“重大题材”、“火药味”，我是信的，“渲染战争苦难”，我信了，批我时，随着小黑牌、小铁丝挂在我脖子上时，这些思想也挂到我脖子上了。从感情上，我厌恶这些东西，除杀头五不怕，我都体验过了，离婚也签了字了。曾信过，曾不信，后来又被迫信了。需要做一些细致的探讨，每个创作人员都该抛弃该抛弃的，坚持该坚持的，重新学习，补课才能解放思想。在“四人帮”时有卖儿卖女的，有讨饭的，我不能写。《长江文艺》上一篇写到了，使我受到教育和感动，一个女人把自己卖了，一个生产队长买了。村头有一个烈士纪念碑，当年牺牲的烈士们看到年轻的媳妇把自己卖了。这是林彪和“四人帮”的罪过。我认为写得好，我写不写是另一回事，但作为一个创作人员，我敬仰这个作者。三年来，许多人走过的道路和成绩令我羡慕。这个不能靠神仙皇帝，要靠自己，靠肃清《纪要》的流毒。他说，军装可以整齐划一，军队文艺不该一律化。我觉得《柳堡的故事》和《亲人》还是应该放出来，应该相信部队的文艺队伍和它固有的坚强的革命传统。我认为《乔厂长上任记》是很好的作品，是十几年甚至三十年来的好作品，好作品中的好作品。他说，我们的实际是在“左”的棒子底下打了二三十年，我们一些作者写了些好作品，不要夸大，不能缩小，受了灾，再抗灾、救灾，更有成果。
张文苑说下午4点钟要参加邵荃麟同志的追悼会，邵荃麟同志对部队小说创作很关心，给予过热情的指导。下午的会提前结束。
在下午的会上，王世阁、陈定兴、张雨生、杨肇林发了言。
晚上在军博小礼堂，观看了电影《彼得大帝》上、下集。
1979年9月21日
因张文苑副社长帮傅钟副主任修改文代会的发言，没有到会，座谈会由吴之南主持。文艺社的纪鹏、黄浪华、袁厚春、刘宝林等到会。
顾工在发言中谈道：反右后，我个人获得了两条经验，一是最好不参加座谈会，二是最好到会不发言。1957年因没参加座谈会而幸免被打成右派。今后写东西绝对歌颂，基本上这种思想成为自己的基本态度。每经一次运动，胆子就小一点，越运动，胆越小，如履薄冰，如走钢丝。1946年打枣庄，回来写个剧本《发洋财》，是现在所谓的“暴露文学”，部队在现场上做买卖，缴获物资三块钢洋一辆自行车。剧本交给文工团，争论很大，团长支持，演出了，还在《华东前线》发表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全部是反面人物，陈毅说，这种戏我们也需要，因为解放区有这种现象，解放军中也有，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一席话把山东《大众日报》准备的批判文章全堵回去了。这个戏对今天更有教育意义。上海一个戏《骗子》，用李达副总长儿子的名义行骗，说我们社会产生这种骗子。作者是把骗子当主要人物。上海市委看了不同意演。有许多讽刺性的东西，揭露阴暗面的东西，很难出世。《两种作风》写连长粗暴、军阀主义，当时到处演，效果很好。延安演《同志，你走错了路》，写的是联络部长，都可以演。胡可同志写《喜相逢》，写战士违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搜了俘虏腰包，拿了钢笔，俘虏兵补充到班里来，产生很好的戏剧效果。现在写战争只能正面歌颂，甚至连善意的讽刺也不许，恐怕这个立论难以成立。可以写光明，也可以写黑暗，通过文艺手段提高战斗力，批评落后的现象。当时演《前线》，“乱弹琴”成了口头语；葛尔洛夫成了老的、顽固的、停滞观点的代名词。“客里空”至今有影响，演出效果不是破坏部队，相反的是提高了战斗力。《前线》写一个方面司令员，我们能不能写一个方面军司令员？当年建立过功勋的老将们，有没有停滞的、故步自封的东西？假如有，能否提出批评？为什么不敢接触呢？恐怕要引起极大的非难和非议吧！写这个东西就是“缺德”吗？就是“四反”的人吗？《前线》演出，苏联将军们跳脚拍桌子，后来斯大林一句话肯定了。徐怀中写《地上长虹》写西藏修路，每一公里一个战士的坟墓，比淮海战役伤亡还大。他写的《无情的情人》也被围剿，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我也参加了批判，写了文章。他说，文艺领导的责任是排除解放文艺生产力的东西。好的领导能做到这一点，不称职的领导往往把有点尖的好东西搁浅了、封存了，而让平平庸庸的作品畅通无阻。
穆静和赵羽发言之后，陆柱国发言。我小时就读过他写的《踏平东海万顷浪》，深为敬佩。他讲到思想解放的收获，他说：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我不承认我是顽固的。我也在思想解放的强大冲击波下面，在创作上有所收获。自卫反击战去了，尽管写得少，但也写了。在《边疆文艺》发了一篇叫《好孩子》，写了一个立了一等功的英雄，入伍前是阿飞——失足青年，父亲是“走资派”，孩子小时流浪。这在过去我不敢写，总得写苗子正一点。连长、指导员议论，故意让我听见，旁敲侧击，说他爸爸是什么，他小时怎么样，不让我写他，我还是写了。我刚刚脱手一个剧本，写一个根本不会谈恋爱的连长谈恋爱，最后连长牺牲了。这在过去我不敢写，敢从这个角度写，也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一个战士死前写了我欠老乡两元烟钱，如果牺牲了，在我抚恤金里还了。由于思想有了一点点解放，创作驰骋的地盘就大了，舒服自由多了，当然这个解放还远远不够。他说，文艺评论不要自己打自己，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不要用扣帽子代替说理。让大家都舒畅，不要让大家的不舒畅为你的舒畅铺平道路。
在陆柱国后面还有冯复加发言。
晚上观看电影《政权·真理》。
1979年9月22日
上午，在中国电影公司观看希腊故事片《囚徒》（一名为《仇恨的俘虏》）和意大利故事片《阿拉曼之战》。
下午，张文苑主持会。刘白羽部长对我说，去年11月从你们那里回来，12月就病了，去年又去大连八七疗养院疗养，刚回来不久。
今天有金江、张俊南等人发言，大家对《解放军文艺》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白羽部长作了会议小结式的讲话。他说他作为一个作者来讲一点意见。他说：我觉得，我们的刊物和刊物发表的作品怎么样？还是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要让群众喜爱。艺术作品的选择，是不由刊物的哪个负责人和文化部门的哪个领导同志说了算的，要由群众检验和评判，要让他们喜爱，艺术感染力能否打动他。如没这种作用，政治内容、思想内容，都没有发生作用。我们如何把反映战争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有重大突破？戏剧、电影文学都存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长期处在战争生活之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成了重大的社会生活。现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刊物来了不先看《解放军文艺》，往往先抓《人民文学》。《人民文学》的同志也跟我讲，我们保守些，地方一些刊物更解放。问题值得重视。提高艺术技巧十分重要。要达到感染人的程度，否则写战争写部队生活，竞赛不过其他题材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