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讲的九个问题是：一是人民对我们的要求；二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的根本经验是什么？三是粉碎“四人帮”后三年来诗歌大发展好得很，好在哪里？四是创作题材和形式问题；五是要不要审查，可不可以审查？六是我们的诗歌作者可不可以组织起来？七是诗歌发表和出版问题；八是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的风格；九是民主问题。
耀邦从8点半讲到11点40分，三个多点，讲得酣畅淋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他说，我们研究诗，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不朽的，什么是最好的，有些一年就朽了，有些十年就朽了，有些一百年，有些永垂不朽。为人民奋斗的人是永存的，同党、同国家、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品是不朽的。讲到形式多样时，耀邦说，人民喜欢的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我们哪一位会七百二十变，七千二百变，千变万化，万紫千红，好得很！讲到审查问题，他说，我们的辞典不发达，审查就是鉴别嘛，世界上一切事物都逃不脱审查或说鉴别。比如说松树，它逃不脱大雪的审查；墙上草，风能鉴别它；硬木头还是朽木头，虫子把它审查出来的。产品出厂也需要检验。“四人帮”不要这个检验了，到了市场，人民群众还是在检验，呀，这是个废品！为什么作品怕人家审查呢？我今天的讲话也要受审查，大会上不审查，背后偷偷议论：这家伙讲了一句错话！接着，耀邦讲了审查者要学会正确地审查。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不以动不动就用枪来审查，那叫“枪毙”，动不动拿刀来审查，砍掉它，一拿枪，二拿刀，叫什么本事呀？他提议多搞评论，多搞评奖，用专家和群众结合的办法来区别文艺作品的优劣。作品总有高低之分。干部有二十三级，作品有没有二十三级？人民去公议，这个是逃脱不了的。哪一个作品流传得久，我看就是最上乘的东西。这是不以个人意志和少数人的主观武断为转移的，而是以人民群众长期考察、鉴别、观赏为转移的。建国以来许多好片子，如《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不是打倒了吗？现在又复活了嘛！有人就不懂得这个复活。好东西打不倒！
第六个问题，耀邦说到我们的诗歌创作者可不可以组织起来。他问：你们诗刊发行多少份？严辰答：五十多万份。他又问：有什么组织没有？严答：没有。他说：散沙一盘。我的意见可以组织。叫什么名字？诗歌协会？总得有个名字嘛！不要叫什么“四五”，我不是轻视“四五”。每个省也可以组织。二十九个省市为什么不可以组织？张光年说：现在有的同志要组织同人诗社。耀邦说：你们分什么官方、民间，我不赞成。我们的政策还是讲团结。你是民就香？我是官就臭？民比官优越？讲团结嘛！你们不要制造矛盾嘛。全国组织一个。第一要有个名称。第二总有些条件吧！加入协会，总得有点条件。比如说，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吧！不能发展塔斯社的记者，不能要卡特，他没公民权呀。第二条总不能离开生产。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对，踢开生产闹诗社总不行吧？第三，总得有点写诗的水平，你一点水平也没有，诗也不会作，到诗社干什么？出钱不赞成，出钱买个名誉？你组织很大，几千人，干什么？比如我，我不会作诗，你请我我也不去，找后台啊？我也没有《望江亭》那水平嘛！月儿弯弯照楼台，楼高就怕摔下来。这样的诗我也作不来。有人说打油诗不好，唐代有个张打油，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诗我看不错，我写不出。不会写诗，你拉他干什么？你们发展张铁生啊？交白卷啊？我希望不会写诗的不能加入这个协会，否则不是搞乱套了吗？至于三五个青年，搞个诗社，可能搞得好，也可能出问题。我初步表示这个态度。
谈到诗的发表和出版，耀邦说：诗人作了诗没地方发表就苦恼了。他说多想想办法，比如全国有个诗刊，全国可不可以有分刊，叫湖南诗刊……徐迟插话：四川叫《星星》。耀邦说：猩猩惜猩猩。可以嘛，要不了多少纸，回去跟省委宣传部长商量商量，这是可以的。叫什么名自己定，你们都是语言大师嘛。我主张赠送不要太多。你们赠送，一个妨碍经济核算，二有收买之嫌。我们当官的，东西很多人看不完，子女往往拿这个干坏事。报刊出版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把赠阅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不平等。要使刊物多到群众中去，在群众里生根去。在老爷们那里生不了根。他说，还可以多搞些形式，如诗歌朗诵会，诗广播，搞诗歌墙报、诗歌园地嘛！搞起来嘛！
讲到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的风格，耀邦说，我这里不讲创作的风格，我是讲文艺工作者，人民的歌手，人民的诗人，人民的作家的品格、品德问题。我用风格两个字，或者叫精神状态。他讲到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行，正确对待兄弟单位。他说，对自己要求从严，总归是站得住脚的，任何时候对自己都不放松，使自己的创作精益求精。他说，前几天周扬同志讲郭小川，说对郭小川评价低了，的确，郭小川临死还搞创作，还写诗。老一辈诗人要老当益壮。我们有些同志受些委屈，“解放”以后，有几种不同情况，有的同志出来后，牢骚满腹不一定，牢骚半腹总是有的。谈过去十年的冤枉，再看过去几十年的功劳，一讲牢骚半腹，二讲过去的几十年过五关斩六将，又是半腹，半腹加半腹，就是满腹。牢骚满腹没用处。牢骚太盛，肠子要断。忆当年当然可以，太多就走麦城了。邓副主席讲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向后看是个方法，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我赞成这种精神境界。
当严辰说回去大家好好讨论时，耀邦说，讨论主要评论我的讲话一不妥、二不足的地方，着重这两条。
耀邦的报告，我记了满满十七页纸。听耀邦的报告，顿开心扉，那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感、迷惑感、压抑感消失了，解除了。他的讲话赢得了大家发自内心的热烈的掌声。讲话之后，与会全体诗人合了影。耀邦说，他就不参加合影了。
晚上在工人体育馆，参加外国诗歌朗诵演唱会，殷之光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主义者》，会上，还有人朗诵了泰戈尔的诗和高尔基的《海燕》，压轴的是张权等演唱的《茶花女》片断。
1979年1月20日
上午在新侨饭店大会发言。因时间紧张，柯岩同志请李舟生做“掌时官”，卡住发言者预约的分秒。刘章五分钟，孙友田五分钟，徐刚十二分钟……朱子奇介绍了访欧美的见闻；金近代表冰心等七人提出为孩子们——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小读者写诗的倡议。
下午，张光年同志作了重要发言，他主要讲解放思想的问题。
严辰同志作了座谈会的小结。
1979年1月21日
到孟伟哉家做客。
晚上看美国故事片《等到天黑以后》。
1979年1月22日
整个上午和下午3点以前在浩然家谈他新作品的构思。
去孟伟哉家取书。
下午4点，应李松涛约，到晋阳饭庄赴宴。席上有王燕生、寇宗鄂、高洪波、雷霆、叶文福、师日新、肖川等人。之后，我和松涛到北太平庄看王中才，谈话中间，雷抒雁也来了，谈到晚10点多。
1979年1月23日
上午同松涛一起去看望克家同志，克家一人在家。他的会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闻一多、许立群、茅盾、赵朴初等八九人写的条幅。克家热情地给我们讲他的身体状况及最近忙着什么。正谈着，文艺报的吴泰昌等二人来访，我们喝了一会儿茶，说了一会儿话，就告辞出来了。
回到西苑旅社，李晓桦等推着车往外走，我留下晓桦，一起上街购物。两点半，与东北的满锐、李世昌等分乘两个小车去火车站。我准时上了27次列车，而满锐他们的17次车却晚了点。
1979年7月22日
我带车到车站接浩然，晓凡骑车子也到了。
浩然在12日的信中说，将去长春、白城、哈尔滨走走。我16日打电话给他，请他路过沈阳下车，他立即答应了。昨晚他登车，来前给我发了电报，落款是“川”。
到军区第一招待所住下后，轻装到我家。我准备了大米稀粥、油炸糕和煎鸡蛋。剩下的油炸糕浩然让留着中午吃。
浩然盘腿坐在我只有九平方米小屋搭起的小炕上，同我谈他新写的长篇《男婚女嫁》，还有《一个女人的故事》，从头讲到尾，我觉得人物命运很真实。我和浩然在小白楼附近转转，回来后，接着唠。我们一直谈到下午两点。浩然在炕上抱着发烧的海泉。他谈到王蒙、刘绍棠、刘心武等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他说加拿大一个华裔，正洽谈在香港出版《浩然文集》一至七卷。
晓凡两点40分到达，说岸冈、于单明到他家去了，没及时脱身。
凤权又来帮我炒菜，他买到了大王鱼。
浩然跟我们讲起江青等人的怪诞故事，他说他准备写文学回忆录，写后半辈子的，特别是“文革”十年，别人写如何受迫害，他写亲眼见到的这窝人的情况。他讲到胡万春和张永枚。他收到了《长城》的电报，要审改样子，他急得够戗，他请马贵民专程去石家庄取回样子，两天两夜审看改毕。他讲他带着《男婚女嫁》和《金光大道》的本子将到长影去。秋川在炕上静静地读《春风》和《花城》丛刊。
我带浩然父子到八一剧场观看吉剧《桃李梅》，晓凡因被胡景芳找去“统”稿子，来说了一声就走了。浩然父子都是近视，看不太清楚。他们都说吉剧不错。秋川是第一次看古装戏，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
晚上回到家已经很晚了，海泉仍发着烧。
1979年7月23日
晓凡没买到啤酒，我买了三瓶，一早6点钟送到他家，然后到招待所看浩然。与他共进早餐后，在院子里散步，并到值班室预订了火车票。我带浩然到红旗广场参观了大型雕塑，又到太原街浏览了商店的物品。到新华书店，见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文书店里有朝文版的《艳阳天》前三卷，后两卷待出。
今天还带浩然父子参观了故宫、沈阳六中周总理读书旧址。我们一路谈不屈的张志新，对这位女英雄十分敬佩。
中午，浩然说什么不让去餐厅，硬让吃他带来的核桃酥和蛋糕。
两点半到晓凡家，晓凡夫妇待客周到，准备了广东二曲酒、樱桃酒和沙拉子。
晚上观看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晓凡也来了，英宗和丽明也来了。英宗把眼镜借给浩然戴。
我和浩然住在招待所，谈到后半夜了才关灯睡觉。对我今后的创作，他要求集中些，主要写诗，兼写散文，在吴伯箫和杨朔之间，取二者之长处。少写评论或不写评论。所写的内容要有特点，写东北边防，写战士，或专写新战士，写兴安岭和海岛、草原，写人民生活。他看了我发表在《春风》丛刊的《诗评〈东方〉》后说，这种诗不要写了！他说：要有站得住的作品，像李瑛，一本《静静的哨所》，一本《枣林村集》，李瑛就出来了；闻捷也是，发几组有影响的诗，就出来了；李松涛发了《第一缕炊烟》，就出来了。内容集中，写出特点。郭小川也是，几首好诗就站出来了。要照相，哪怕是半身相，不能叫人看了模模糊糊的。得真正是好东西。心里要有追求。我是写农村的，写北方农村，我只怕李准、王汶石，也怕柳青，简直不敢相比，差得太远了。我不怕马烽，尽管也很佩服他。浩然说，小海泉长到他姐姐那样大，你们就好过了。我看了你的斗室——九平方米的房子，我想了很多，物质上不能太追求，没有满足的时候。要写题材集中的诗，加上散文，形成阵势。他还嘱咐我，要创造条件离开文艺科，回创作组（我是1978年调到军区创作组的，因我在军里长年当文化干事，对机关业务熟悉，1979年调到了文艺科），有专心搞创作的环境很宝贵。谈到关于买书，他说，要买有价值的书，有些书翻翻可以，不必买。他说到珍惜宝贵的精力，像金笔的那点金子，要用到笔尖上，不能乱用乱点。不能东割一镰刀，西割一镰刀。比如写一新兵，从报名、批准、参军，到学开车，而他家三代都是赶毛驴车……
浩然给我讲了他第一篇作品《喜鹊登枝》投稿、退稿、发表的经过。那时他在河北日报当记者，经常写大块报道，有时发两个整版。他听说省里召开文学作者大会，千方百计要去听会。找到会场后，人家不准他在会上吃住，听会可以。他每天骑自行车，早早到，中午赶回，参加小组会讨论。有一天，到了会场，各屋都没人，一推大门，见正在排队要照合影，进还是不进？他心想进，但迈不动腿，没人招呼他。这时，杨啸等人见到他，便喊他，他就排到队伍里了，照了张相，现在还保存着。
河北日报招待一些作者，他当工作人员。他把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装到信封里封了口托人捎到《河北文艺》编辑部。没几天打电话问，稿子怎么样？编辑说，问题是“肤浅”。他一急就骑车赶到杂志社，正好是星期天，没有人，他在编辑的抽屉里翻出了自己的稿子，信封还没打开呢！他要拿走，正好编辑来了，就说把稿子留下看看。第二天，他又打电话问，编辑说不能用，要给他退稿邮回去。他说别邮，我自己去取吧。他骑了车子到了杂志社，从编辑手里拿过稿子，只把信封上的《河北文艺》改成了《北京文艺》，就寄出去了，当时邮稿不贴邮票。从寄出到编辑部回信，没到八天。《北京文艺》的编辑热情地说，稿子要用，写得很好。他赶忙回信说，自己已经调到北京中苏友好报社了，回信请写新地址。很快，《喜鹊登枝》就发表了，这就是浩然发表小说处女作的经过。
我给长影总编室的肖尹宪打电话，告诉他浩然的车次是181次。
英宗来照相，晓凡来了，他说胡景芳三天三夜突击稿子，四万多字，稿面整洁，不可想象！
1979年9月20日
出席解放军文艺社在军事博物馆第二会议室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到会的人员有刘白羽、胡可、魏巍、陆柱国、蓝曼、赵羽、张澄寰、王愿坚、王世阁、张雨生、冯复加、金江、顾工、麦辛、陈定兴、张俊南、杨肇林、穆静等，文艺社到会的有张文苑、吴之南、韩瑞亭、王中才、王耀武，总政文化部评论组到会的有王传洪、黄建中、段海燕。
张文苑副社长说，胡奇社长因身体不好，委托他主持这个会，说去年全军政工会上，邓副主席讲了实事求是和真理标准的问题，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要把部队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这个会着重讨论部队文学工作者如何补好真理标准讨论的课，肃清《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流毒，贯彻双百方针，搞好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尤其是提高短篇小说创作的质量。讨论的问题是：当前部队文学作者的思想状况，如何补好真理标准讨论这一课？如何进一步肃清《纪要》的流毒和影响？部队的文学创作如何适应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的形势，反映我军向革命化、现代化进军的现实生活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部队文学创作如何正确解决好歌颂与暴露、政治性与真实性统一的问题？怎样表现部队生活中的矛盾，处理好内容的真实性与描写的准确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