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施开业在先，刚好给永安提供了参考借鉴的样本。一年多来，永安公司每天都在观察、分析对面的先施，从商品品种、陈列、定价等各个方面借鉴对方的长处，吸取对方的不足，先施有的商品，永安一定要有，先施没有的商品，永安也一定要有。总而言之，要做到棋高一着。
为了不输给先施，永安制定了堪称严苛的经营方针：“凡是上流社会所需的商品，公司应有尽有，顾客只要叫得出商品名称，公司总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为此，永安不仅派遣专员到英、美、日等国采购，还到全国各地四处搜罗地方特产，采购、储存商品达上万种。
开业前数月，永安就开始在上海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制造声势。在畅销沪上的《申报》连续刊登两周“开幕预告”，开业当天更是推出大幅广告，开业后连续半个月刊登“鸣谢来宾”启事，此后广告如常，宣传力度有增无减。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统计，上海永安百货开业前后短短四个月内，仅广告支出一项，累计花费竟高达8000多元（银元）。
永安大楼分三期，一期耗资110余万港元，二期、三期1924年才全部竣工，共耗资227余万。上海永安公司原定股本50万港元，一期建成后运营状况高于预期，当时西方强国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放松了中国经济的压迫，大陆工商业获得空间发现，永安股东决定趁机扩大经营，最终追加股本到200万港币。其中香港永安投资40万，占股20%，为第一大股东，郭氏家族占股5.6%，其余为外来投资者。上海永安管理层由香港总部抽调得力人手担任，包括郭乐、郭泉在内的8名董事全部来自香港永安，当中有两名和郭氏是亲家，因此可以说郭氏实质上掌控永安董事会。此外还聘请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为荣誉董事，为的是在地面上行走方便。
1918年9月5日，永安百货一期工程竣工开业。由于事前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永安取得开门红，第一天营业额便突破1万银元，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和商品市价计算，足可购买1500石（约合11吨）中等白梗米[ 据2004年7月14日卢锋、彭凯翔论文《我国长期米价研究（1644-2000）》（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编号NO.C2004009）一文所载：1917年创刊的《银行周报》记载：1918年下半年上海中等粳米批发价为每石6.06-6.95银元，一石约等于150市斤。]。永安以齐全的商品抢了先施风头，时人都说，“只要你有钞票，跑进永安公司吃、穿、用、玩、生活需要样样都有，供你一生、用不着再出门”。[ 2002年第2期《上海商业》P70，所载《话说百年南京路：“绮云”“摩星”争高低》一文，作者陈春舫。]
百货商场开业后，为了增加客流，永安、先施争奇斗艳、寸步不让。老上海有句话叫做“先施马、永安郭”，就是形容南京路上这场百货大战。先施大楼里建有东亚饭店，拥有141间客房，永安推出大东旅社，客房142间；先施在楼顶设有先施乐园，乘坐电梯直达楼顶，花2角即可尽情观赏上海风景，永安则建造永安剧场，上演粤剧，并在楼顶开辟大东茶室；永安创办上海第一家舞厅——大东舞厅，第一家旱冰场—永安跑冰场、第一家娱乐场——天韵楼游乐场；先施声称“统办全球百货”，永安直接派人到欧美各国采购，紧跟世界潮流，引得上海富人争抢；先施推出优惠券，低价促销生活用品，永安不动声色地吃进，让先施吃了一个大暗亏。
有意思的是，上海永安不少管理者来自先施高层，比如掌握经营大权的“监督”职务的是香港先施创始股东郭标。郭标与郭全、郭乐是近亲，也是马应彪在澳洲创办永生果栏的合伙人与总经理，在华侨中威望甚高。先施、永安抢占上海南京路，都曾争取他投资，因与郭氏兄弟是堂兄弟，并且郭全许以监督之职，与之分享大权，所以郭标最后投资了永安。
在商人面前，利益至上，先施一马当先，永安步步紧逼，争斗又岂止百货业，又岂止上海一地？
早在1915年，先施便涉足保险业，在香港成立先施保险置业公司，专营水火保险，同一年，郭氏兄弟在港集资61万港元，创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1923年，马应彪创建先施人寿保险公司，两年后，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注册成立；1922年，先施在香港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永安则于1931年在南京、香港两地注册永安银行；先施在上海开办家具厂、化工厂、化妆品厂，永安也跑到上海，开办印染厂、纺织厂。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1921年成立，通过不断兼并扩张，一度发展为仅次于无锡荣氏“申新”系统的全国第二大纺织集团。
香港、上海，有先施必有永安，有永安必有先施，几乎成为一种惯例，等到后来，已经分不清谁先谁后。久而久之，马、郭两家形成一个奇怪的共识：唯有两家汇聚一处，才能共同繁荣。至于生意场上的竞争，也是生存所需，虽然激烈，却不至于水火不容，有时下级人员擅自促销杀价，但总体而言，两家都比较规矩，适可而止，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否则两败俱伤，岂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是这种节制、理性的竞争关系，牵引着先施、永安度尽劫波。后来，郭乐、郭泉的侄子郭棣活赢娶马应彪之女马锦超为妻，两家关系更上一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