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赵从衍回忆来香港的初衷：“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做庇护所，逗留半年便返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引自祝春亭著《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广州出版社1996年版P15。]
赵从衍、曹文锦也许应该感到庆幸，最终留在了香港，而不是返回大陆。1949年和他们一同避居香港的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在1950年带领旗下轮船回归大陆，一时间，各种头衔接踵而至，好不风光。可惜两年后，49岁的卢作孚便吞食安眠药自尽，而那时，民生公司早已换了姓氏[ 1926年，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突破英美日轮船公司的重重封锁，逐步发展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近万员工的大企业。大陆解放后民生公司被收归国有。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解放前后，民生公司旗下船只多达150余艘，员工近万，卢作孚号称“船王”，到头来人财两空，悲剧收场，在同时代商人中引起怎样的震颤？相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慨留在香港的赵从衍、曹文锦又是何等幸运？他们在香港构建起自己的航运帝国，还成为受法律保护的亿万富翁，家族繁衍旺盛。
然而，政治形势瞬息万变，非但当时难以预料，就连日后回首，也不免徒生怅惘。
赵从衍、曹文锦将生意与资产留在大陆，摆在他们面前的谋生问题日益突出。好在商人总不缺办法。
由于美台施行经济封锁，大陆解放伊始进出口贸易十分疲弱，为了换取汽油、橡胶等化工产品，专门在山东石岛开放了一个贸易港。曹文锦得知这个消息，与几位朋友租借了一艘货船，将大陆的猪鬃、大豆、桐油等特产品运往香港销售，或到日本换成国内急缺的钢材、化工产品。日本战时工业过剩，战后堆积大量钢材，价格低廉，但农业生产萧条，对粮食需求旺盛，刚好与中国大陆存在贸易互补。曹文锦利用需求关系，来往与山东、香港和日本之间，从1949年开始，短短几个月，便赚了几十万港币。用这笔资金，他们创建了大南轮船公司，即万邦航运前身。公司的全部资产，就是一艘从新加坡购买的超过40年船龄的1200吨货船。[ 参见《华人时刊》杂志2002年第6期P30-P32节选曹文锦回忆录《我的经历与航运五十载》一书《我的五洲四海航运生涯》，作者曹文锦。]
不久，一个更大的机会到来了。
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美国联合西方各国对中国大陆施行禁运。作为美国盟友，英国虽公开声明对华禁运，但港英政府却“执行不力”，一直默许民间走私的存在。因“禁运”导致中国大陆与北朝鲜物价飞涨，运费水涨船高，每吨运价竟高达150美元，利润堪丰。
这一时期，曹文锦采购药品、钢材经澳门运往大陆，但唯一的那艘货船在经过汕头海域时，被国民党军队布下的水雷炸沉，不得不斥资100万港元，购入一艘3600吨级旧船，“运载化学物品、日用品、木材往内地，并兼做出入口生意，业务急剧增长”。[ 引自何文翔著：《香港富豪列传》，明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很快又从买入两艘400吨旧船。
与此同时，赵从衍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赵从衍雇人在香港揽货，用唯一的那艘旧船“国兴号”运往北朝鲜。他在香港创办的华光航业公司也因此枯木逢春，日进斗金。
非常态的市场中，风险与利润成正比。赵从衍、曹文锦均损失了若干船只，但与所赚取的暴利相比微不足道。随后，二人不约而同地及时收手，开辟日本航线。日本作为美军后方基地，在朝鲜战争拉动下制造业兴盛一时，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但日本资源稀少，生产资料严重依赖进口，航运业变得有利可图。不过，日本本国船只在太平洋战争中毁损严重，当时十分匮乏轮船，许多日本商人、企业跑到香港租船，客观上刺激了香港航运业的繁荣。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批经验丰富的船工从大陆逃难到香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宁可接受微薄的薪水，使得香港航运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赵从衍、曹文锦大肆收编旧轮船，扩大规模，组建起各自的船队，日本运送货物，赚到“第二桶金”。朝鲜战争结束后，赵、曹两家以迅猛声势出现在香港航运界，成为战后新生代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