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听后长叹道：“凤凰不向此地飞来，黄河没有龙图出现，这真是天命啊！”
从那以后，孔子开始反复研读《易》。春秋时的书，主要是以竹子为材料制造的，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竹签，称为“竹简”，用火烘干后在上面写字。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这些竹简必须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是由许许多多竹简编连起来的。
孔子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接着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再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在这以后，为了深入研究这部书，也为了给弟子讲解，他不知翻阅过多少遍。这样读来读去，把串连竹简的牛皮带子也给磨断了几次，不得不多次换上新的再使用。
即使读到了这样的地步，孔子还谦虚地说：“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透彻理解《易》的精神和实质后，孔子写下了10篇观后感：《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7种10篇。这10篇观后感被后人称为《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易经》。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哲学书籍，亦称易经，简称易，“周”有周密、周遍、周流等意。另有说“周”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也有人认为《易经》流行于周朝故称《周易》，还有人依据《史记》的记载“文王拘而演周易”，认同《易经》乃周文王所著，所以叫《周易》。“易”一说由蜥蜴而得名，为一象形字；一说在西周，易即雅乐，是统治阶级驾驭黎民百姓、维护宗法制度的手段和工具；还有说，日月为易，象征阴阳，揭示阴阳循环交替之理。另外，易也有日出、占卜、变易、变化、交易、恒常的真理“道”的意思。
《周易》的内容主要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7种10篇。因“传”阐发经文大义，如本经之羽翼，故汉人称之“十翼”，后世统称《易传》。
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向有争议。《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认为我国人文始祖伏羲氏画八卦，西周奠基人周文王演六十四卦、作卦爻辞，至圣先师孔子作传解经。
《周易》是一部古老而又灿烂的文化瑰宝，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周易》占测只属其中的一大功能，其实《周易》囊括了天文、地理、军事、科学、文学、农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只要能读懂《周易》，无论是哪一行从业者都能在其中汲取智慧的力量。
作为我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周易》的内容极其丰富，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我国的文明。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易经》在西汉时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在我国文化史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
民国四大才女
摘编/晓月
民国时期涌现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优秀女性，其中的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吕碧城
吕碧城(1883——1943年)，安徽旌德人，生于1884年。父亲吕凤歧是光绪三年进士，曾任山西学政，家学渊源。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是老三。吕碧城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
吕碧城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其实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惊讶得不能相信。
1895年，吕碧城的父亲吕凤歧去世，此后不久，吕碧城的母亲带着4个尚未成人的女儿投奔在塘沽任盐运使的舅父严凤笙。
1903年春，20岁的吕碧城有意到天津市内探访女学。思想守旧的舅父严辞骂阻，吕碧城一时激愤，第二天就逃出了家门，独自一人踏上了去往天津的火车。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吕碧城，在去往天津的火车上，熟识了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到达天津后，就暂住在她家中。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吕碧城的生活一时陷入困境，无奈之下，吕碧城写信向居于《大公报》报馆的方夫人求援。这封信恰好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英敛之一看信，即为吕碧城的文采所倾倒，连连称许。不仅如此，爱才心切的英敛之还亲去拜访，问明情由，对吕的胆识甚是赞赏，并当即约定聘请她任《大公报》见习编辑。从此，吕碧城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吕碧城到《大公报》仅仅数月，就在报端屡屡发表诗词作品。她的诗词作品格律谨严，文采斐然，颇受诗词界前辈的赞许。接着，她又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韧之志》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吕碧城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是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一时间，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1908年，光绪与慈禧先后亡故，一大批人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国家就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办才好。这时却有人填了一阕《百字令》登在报上，痛斥慈禧，说她在主朝的近半个世纪中，把大清皇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国边疆的大片领土、国库中的大把银钱送给帝国主义国家，她到阴曹地府，一定怕和汉高祖的吕后、唐朝的武则天见面。这首词使清政府十分恼火，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而这首词的作者就是当时年轻的吕碧城。
1904年到1908年，吕碧城借助《大公报》这一阵地，积极地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而发表大量的文章和诗词。她结识了大批当时的妇女运动领袖人物，与秋瑾尤其交好。
1907年春，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其发刊词即出于吕碧城之手。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遇难。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引起颇大反响。吕碧城与秋瑾的交往也引起了官方注意，以致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一度起了逮捕吕碧城的念头。只是由于找不到恰当的借口，才没有实行。
除了在《大公报》积极宣扬女权，做妇女解放思想的先行者，吕碧城还在办女学的实践上，积极筹办北洋女子公学。首先，吕碧城发表多篇言论以作舆论宣传，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反过来说，女权运动的兴起，恰恰证明了社会上男女观念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吕碧城认为办女学，开女智，兴女权才是国家自强之道的根本。
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吕碧城积极筹办女学，英敛之介绍她认识严复、严范孙、傅增湘等津门名流，以求支持和帮助。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1904年9月，“北洋女子公学”成立，吕碧城任总教习。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改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为中国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吕碧城在这所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从教习提任到学校的监督，一待就是七八年。她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传统学问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公学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养的学生将来也能致力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为一个文明社会的到来尽各自的力量。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曾经在这里亲聆吕碧城授课。
吕碧城的志向不仅在于教育，还有振兴国家的宏愿。在许多文章中，她都谈到怎样建立一个强国的想法。她认为在这竞争的世界，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国就必须四万万人合力，因此不能忽视二万万女子的力量。解放妇女，男女平权是国之强盛的唯一办法。她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影响世人，济世救民。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吕碧城被聘为总统府秘书，她雄心勃勃，欲一展抱负，但是黑暗的官场让她觉得心灰意冷，等到1915年袁世凯蓄谋称帝野心昭昭时，吕碧城毅然辞官离京，移居上海。她与外商合办贸易，仅两三年间，就积聚起可观财富。可见她不只是才学过人，同时也有非凡的经济头脑。
1918年吕碧城前往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兼为上海《时报》特约记者，将她看到的美国之种种情形发回中国，让中国人与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吕碧城再度只身出国，漫游欧美，此次走的时间更长，达7年之久。她将自己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先后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吕碧城两度周游世界，写了大量描述西方风土人情的诗词，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她的诗词造诣深厚，尤擅填词，字字珠玑，吟咏自如，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传世著作有《吕碧城集》《信芳集》《晓珠词》《雪绘词》《香光小录》等。
1928年，吕碧城参加了世界动物保护委员会，决计创办中国保护动物会，并在日内瓦断荤。1929年5月，她接受国际保护动物会的邀请赴维也纳参加大会，并盛装登台作了精彩绝伦的演讲，与会代表惊叹不已。在游历的过程中，吕碧城不管走到哪里，都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认为自己在代表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她要让世人领略中国女性的风采。此后，她周游列国，宣讲动物保护的理念，成为这一组织中最出色的宣传员。
吕碧城虽姿容优雅，但终身未婚，其后逐渐对宗教产生兴趣。1930年，吕碧城正式皈依三宝，成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吕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1943年1月24日，她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
萧红
萧红(1911——1942年)，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幼年备受父亲虐待、继母冷眼，年幼时一直住在祖父家，与祖父相依为命。长大后因受不了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困窘间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青年编辑萧军，两人相爱，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1934年，萧红完成长篇《生死场》，在鲁迅帮助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出版。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年)，原名汝壁，山西省平定县城关人。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其家庭为平定城内一个书香门第。
石评梅自幼聪颖好学，很受父母喜爱，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她认字，每晚坚持不断。遇到教的字没有认熟时，即便是深夜，严父也不许她去睡，直到念熟为止。后来石评梅进了小学，白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晚上放学以后，她父亲仍然教她读《四书》《诗经》等。正是由于童年时代父亲严正的教育，使得石评梅打下了坚实的国文根底，为她以后从事文学活动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不久，石评梅的父亲石铭到省城太原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于是评梅随父来到太原，进入太原师范附属小学就读，附小毕业后直接升入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她学业突出，被誉为才女。
1919年暑假，石评梅从太原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到北京后，她本来要报考女高师的国文科，但是当年女高师国文科不招生，她便改考体育系。
石评梅到北京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方兴未艾。就文学革命而论，鲁迅等已发表了一系列新文学作品，白话文已开始取代文言文。封建旧道德、旧礼教受到强烈冲击，民主与科学已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新的旗帜。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即开始写诗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1921年12月20日，石评梅的诗歌《夜行》在山西大学“新共和学会”办的刊物《新共和》第一卷第一号上正式刊出。
1920年在山西同乡会上，石评梅结识了北京大学学生、五四运动健将、山西籍最早的共产党人高君宇。这是石评梅一生中又一重大转折点。在同乡会交谈中，她得知他们父辈即有交谊。他乡遇故友，格外亲切，于是二人便建立了友谊，经常通信，谈思想，谈抱负。由于思想深交，高君宇认为石评梅是一个才情十分可取的女子，便由友情转成了爱情。石评梅也视高君宇为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