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各项管理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如何用人就必然成为管理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对用人之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过生动的事例和精辟的论述。历史上的“明主贤君”都具有尊贤重士、求贤若渴的品德，不论诸侯列国或历代封建王朝，其兴衰史几乎都与其用人是否得当相联系。韩非子说：“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韩非子·难势》。这种把人才看成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八）五德皆备的领导素养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说明，一个领导者是否具有必要的领导素质，直接关系到领导的成败。如楚汉相争，刘邦能成功，关键一点在于刘邦具有帅才。刘邦虽非全才，但善于用人，集合各种人才，故能取胜。他自己这样说过：“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史记·高祖本纪》。作为一个现代企业的领导者，应该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借鉴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领导素质的要求。《孙子兵法·计》中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十一家注孙子·张预》说：“五德皆备，然后可以为大将。”智，就是智谋，也泛指知识，孙武把智放在“五德”的第一位，这说明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信，就是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这是领导者的一种美德，也是领导者的力量所在。仁，就是以浓厚的感情对待下属，实行管理民主。勇，就是勇敢果断，勇必须以谋为支持，勇与谋应该统一起来，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亻于儒，有勇有谋才是值得提倡的。严，就是严明的纪律和严明的法令。对上述五个方面的素质，日本学者占部都美在《怎样当企业领导》一书中指出：“孙子的这些主张在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九）上兵伐谋的战略思想
企业经营战略问题是当今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热门话题。战略的重要性及其对全局的影响，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论述与事例。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人物。孙武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如何正确制定战略，孙武认为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即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七个方面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劣，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定战略目标，作出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三国时诸葛亮的“隆中对”可算是典型事例之一。诸葛亮尚未出茅庐，就对当时的各个势力集团作了透彻的分析，并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与战略计划。如果当时处于劣势的刘备没有“隆中对”作指导，是无法同曹操、孙权形成三分天下之势的。
（十）出奇制胜的权变经营艺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经营必须善于竞争，竞争则必须出奇制胜，必须善于变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孙武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势》。战国时白圭经商如“孙吴用兵”,善于出奇制胜，成为著名的大商人。司马迁在总结当时一些重要商人的经营活动时曾特别强调：“夫纤蔷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货殖列传》。意思是说：勤俭节俭，舍得花费力气，这是一般商人都能做到的，然而若想发财，则必须以奇取胜。在这里，“奇”就是超群出众的经营艺术。经营艺术水平越高，取得经营成功的机会就越大。掌握出奇制胜之术，必须重视市场预测。白圭认为，经营不但要善于“乐观时变”,而且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也就是说，不但要预测市场变化，而且在看准行情之后，能够及时决策，迅速行动，就像猛兽扑食、雄鹰搏兔一样。掌握出奇制胜之术，更必须重视经营策略。在价格策略方面，掌握价格变化规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贯彻薄利多销原则，“欲长钱，取下谷”.在产品策略方面，商品购销的基本方针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注意商品质量，即所谓“务完物”等等。传统经营“用奇胜”,对现代经营者增强竞争意识，提高经营艺术，应该说也是启迪良多的。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内容，其消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后世影响最严重的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轻视经济工作的思想。孔子首先提出了重义轻利的观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他“罕言利”.孟子也强调：“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后代封建社会中不但把从事生产劳动看作“小人”之事，连农、工、商的经营管理乃至国家的理财工作，也被说成是“言利”而受到儒者的鄙视。即使是一些对官场腐败感到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也宁可“安贫乐道”、“隐居求志”,不肯从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尤其不肯经营工商业。如果说，在儒学未成为正统思想的时代，还曾出现过子贡、陶朱公、白圭等有学问的商人，出现过司马迁那样探讨经营致富的学者，在此后的2000年中这类情况可就少了。一些为国理财卓有成效的理财家桑弘羊、刘晏、王安石、张居正等，也都遭受“正宗”儒者的唾骂。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教条在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了一条隔绝知识和经济的鸿沟，贻害深远。
其二，轻视民主管理的思想。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家长制管理思想根深蒂固，轻视民主管理也可想而知。那时的社会，“国”只是“家”的扩大，国君看待国民犹如父母看待子女、牧羊者看管小羊羔。国君委派的州官称为“州牧”,县官称为“父母官”.因此，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关于“君道”的论述里，国君实际上是“家长”,他对国民的生老病死负有责任。这种思想不仅严重阻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意识的产生，而且也养成了国民依赖国君养活的心理。时至今天，仍然可以感到它的某种消极影响力。
其三，反对变革的思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把礼的规定作为管理的依据。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他看来，后代对前代的礼制，只许在“因”即沿袭、继承的总原则下，稍加损益、增减，而不能实行根本性、革命性的变革。他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如此，以后即使经历成百个朝代也必须如此。儒家对保障贵族等级地位和特权的制度--礼制采取维护的态度，这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基本倾向是保守的。这种传统管理思想的保守倾向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一般心态。
二、《孙子兵法》中的管理思想及其权变理论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
《孙子》的作者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大约是孔子同时代人。他的先祖陈完是陈国人，因内乱投奔齐国，改为田姓，受到刘桓公的器重。其后代也多为齐国的高官，因伐莒国有功，齐景公赐予孙姓。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了田氏、鲍氏等四姓之乱，孙武奔至吴国居住。公元前512年，经吴国重臣伍子胥推荐，得到吴王阖闾的赏识与重用。从此，他与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经国、理邦、治军，图强争霸，使吴国崛起。
孙武所著兵书《孙子兵法》今存本13篇，即：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总字数不过6000多字。
《孙子》巨著，总结了春秋末期及以前，新兴地主阶级及奴隶主阶级对军事斗争的治军思想、原则、作战经验。它强调了修明政治，调查研究工作和敌情分析的重要，突出讲述了临战应变即因敌制胜的指挥技能，关于将帅的地位及其修养，也有不少论述。它问世以来，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
各门学科之间，除了本身的特点和个性之外，都有着相同相通的共性。军事学和管理学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孙子兵法》中内含的管理思想是极其丰富的。
（一）战略管理思想
孙武是古代世界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武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意思是讲，百战百胜，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在这里，孙武强调了战略制胜的重要性。如何制定战略？孙武认为要“知己知彼”,即全面掌握竞争双方的各种情况，即了解对方又了解自己。为了进行有效的分析，按照孙武的说法，在运筹谋划大计方针时，需要把掌握的具体内容转化成可以计量的内容，即“五事”和“七计”.所谓“五事”,就是：“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通俗地说，就是竞争双方的政治状况、天时、地利、将帅的情况和法律制度。所谓“七计”,就是：“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五事”、“七计”就是知己知彼的基本内容，对“五事”进行分析研究，用“七计”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劣，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定战略目标，作出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
（二）信息管理思想
《孙子兵法》中包含着古代朴素的信息观，揭示了信息联系的规律。按照孙武的认识和设计，运用信息主要靠“算”和“知”.
第一，算。孙武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计》。庙算，是古代人们出战前在祖庙里举行的一种定计谋、作决策的仪式。要打有准备之仗，就必须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计算、思考和比较。这种“算”,要先算、算得早，算得及时；要多算，算得详细，经常权衡。
第二，知。知己知彼，突出一个“知”字。《孙子兵法》中提供了不少如何去获取“知”的一些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相敌”,即直接观察法。这种方法是根据敌方各种不同的表象，以判断敌之虚实，意图是既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又能因敌之情、察敌之隙，找出出击的有利时机。其二，“动敌”,即引导观察法。孙武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孙子兵法·虚实》。意思是讲：通过认真分析，可以知道趋利避害的方法；通过挑动敌人，可以了解敌人的规律；通过佯动示形，可以掌握敌方的地形道路情况；通过实地侦察，可以了解敌人兵力部署的情况，这里的“作之、形之、角之”,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在任何正式行动之前，要进行试探侦察的方法。其三，“用间”,即隐蔽观察法。孙武归纳出五种用间的方法，这就是因间、内间反间、死间和生间。使用间谍这种隐蔽的方法，去搜集对方的情报信息，掌握对方的内部机密。
（三）人才管理思想
孙武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孙子兵法·势》。“择人”者，善于量才用人也；“任势”者，善于造势和利用形势也。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军事指挥员重视选用人才，利用形势，以战胜敌人。
从“择人”方面而言，兵战固然是军事实力的较量，但更重要的是人才竞争。在战争中，谁拥有人才，谁就会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谁就有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因此，挑选将领是战争胜败的关键。什么人能当将领？孙武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智”就是智谋，也泛指知识，孙武把智放在第一位，这说明对领导者指挥才能的重视。“信”就是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这是领导者的一种美德，也是领导者的力量所在。“仁”就是以浓厚的感情对待下属，实行管理民主。“勇”就是勇敢果断，勇必须以谋为支持，勇与谋应该统一起来，有勇无谋是冒失，有谋无勇是亻于儒，有勇有谋才是值得提倡的。“严”,就是严明的纪律和严明的法令。以上五德具备可为将，但必须强调一点，五德必须受到“道”的制约。孙膑也有类似说法，他在《孙膑兵法·将义》中，把义、仁、德、信、智，作为将领必备的品德，并以首、腹、手、足、尾比喻这五者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孙武又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意思是说：将有才能，主君就要放手让他施展才华。他早已意识到要用人不疑，只有“不责于人”,才能“择人而任势”.
从“任势”方面而言，在兵战中“任势”的根本作用是要激发和加强自身的力量，提高自己队伍的素质和士气，以增强战斗力。孙武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这就是说，善于“任势”的指挥员，要想办法激发自己队伍高昂的士气，使之蕴含一种一触即发的巨大冲力，这种冲力就像拉满的弩、触发的机，像高山上向下滚动的圆石一样不可阻挡。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孙武认为先要有“道”,“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投之亡地然后存，陷入死地然后生”.前者形成一种崇高的目标共识，万众一心，为之献身；后者形成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激发为求生存而同舟共济的拼搏精神。
（四）权变理论与管理
权变乃是原则的原则，不论对军事战略或企业竞争战略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百战奇略》中指出：“凡兵家之法，要在应变。”意谓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是因势制宜，因敌变化。变，有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任务而变，而更可贵的是“敌变我变”,同时看到“我变敌变。”知道“我变敌变”的道理，以己度敌，反观以求，才能变在敌先，时时处于主动地位。中国兵家继承了中国哲学“贵变”的传统，一贯强调知变、通变、应变、制变等应变原则。权变思想贯穿《孙子兵法》全卷。《虚实篇》云：“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意谓没有两种对抗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对战略和战术的应用应该因时因地而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