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孙子兵法·势》
“组织设计中的权变方法是由一般系统理论产生的，也是对组织和管理中任何一种‘最好的方法’的反应”
--丹尼尔·A·雷恩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是现代管理智慧的源泉。中国企业若要进行管理创新，是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又不利于管理的现代化，且毕竟与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有一定距离，故汲取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合理的内核、学习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与方法，同今天中国的具体管理实践相结合，方为真正的“权变管理”之路。
（第一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权变理论
中国的管理活动自古有之，但在古代社会乃至近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管理思想还不能系统化，更不能成为独立的管理理论。它都是作为某个人或某集团的单一的管理思想体现出来的。以内容来讲，主要有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军事管理、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宏观管理思想，也有农业经营管理、手工业经营管理、商业经营管理等微观管理思想，形成独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
管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就产生了管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这个丰富的文化宝库里，我们的祖先也曾经积累了大量的管理方面的经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我国最早的管理思想在《尚书》、《周易》中就有所反映，而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齐桓公的执政大臣管仲把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作为治国之本。他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提出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富足是政治、道德的基础这个重要论点。他的富民治国思想及其政策措施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示。
战国后期，著名的儒家学者荀况，以儒为主，集各家之长，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管理思想。他的专论《富国篇》，吸收了法家的富国思想，并与儒家的富民思想、墨家的节用思想、道家的顺应自然的思想结合起来。他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荀况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荀子·富国篇》）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荀子·富国篇》）他认为经济是财政的基础；富国主要是个经济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如不抓经济只抓财政，势必“伐其本，竭其源”《（荀子·富国篇》）；而财政搞得好也可以“节用裕民”,使“民富”和“多余”.《（荀子·富国篇》）所以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在农业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他主张重点发展农业，同时也不能忽视工商业。但工商业的从业人数应加以限制，否则“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天论篇》）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他主张加强农业生产，节约消费，采取“强本节用”的方针，如果“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荀子·富国篇》）。为实行这些方针，荀况还提出了“明分”（确定分工和划分等级）、“轻税”、“知时”等多项政策和措施。荀况的这些经济管理思想尽管距今已2000多年，但对我们现实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企业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管理人员务必善于运筹谋划。司马光就说过：“道前定则不穷，事前定则不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司马温公文集·远谋》）孙武的用兵之道，就在于“上兵伐谋”,（《孙子·谋攻》）即以谋略取胜为上策。企业应当以此为鉴，把制定经营战略作为办厂的大事。怎样正确地制定经营战略，《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七计）（《孙子·计篇》）。就是要从“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对比敌我双方的优劣，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来确定经营目标，制定经营战略，作出战略决策。同时，《孙子·虚实篇》还指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用兵要“因敌而制胜”.它说明企业的经营战略要随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要及时调整，以提高应变能力，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目的在于求得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但是，竞争是“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十一家注孙子·张预》）实际上是“斗智”“斗谋”.这在古代兵书中有很多可供借鉴的思想。例如“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威王问》）“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势篇》）。可以理解为企业要以出奇制胜的谋略，注意瞄准市场上的薄弱环节，锐意创新，不断开发适销产品，以满足潜在的需求，去占领市场。对于这种营销谋略和竞争之术，春秋战国的范蠡、白圭，有一套成熟的致富经验，至今对我们还是颇有启发的。（以下引文均见《史记·货殖列传》）要“乐观时变”,“时用则知物”,善于观测市场行情变化的趋势，把握时机以确定经营的商品方向；要善于捕捉有利时机，“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果断决策，迅速行动；定价要合理。“论其余不足，则知贵贱”,要以供求关系来判定价格的高低。通常是“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要讲求质量。“务完物”、“取上种”,叫人信得过；要注意加速资金周转。“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使之“无息币”;“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要根据供求情况灵活经营，做到“人无我有，人少我多，人多我优，人优我廉”.
战国时期大商人白圭的经营方法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近代华侨实业家陈嘉庚在同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也是采取这一做法。他在新加坡经营实业时借了7万元作为资本，开办了一家菠萝罐头厂。当时该地有十几家菠萝罐头厂，这些厂的做法都是把菠萝切割成方形、圆形或菱形的小块，称为方桩、圆桩或旗桩，而不愿意加工称为杂桩的、切割成各种花形小块的产品，因为其费工大、成本也高。陈嘉庚却一开始就决定做杂桩，他经常主动拜访各洋行，把各种杂桩的订货都接下来，认真加工制作，结果他的菠萝罐头厂的利润比其他同类厂都高，一年就赢利69万元。这种利市十倍的成就，使许多人士大惑不解。当人们问陈嘉庚最初进行这种决策的依据时，他回答了八个字：“人弃我取，人争我避。”
市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间于天地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求人》）。“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韩非子·难势》）足见人才之可贵。如何识别人才、使用人才，古人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经验，可供今天进行人才开发的借鉴。要善于识别人才，任人唯贤。墨子主张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于官。”（《墨子·尚同》）。《薛文清公论书录·观人》中指出：“听言观行，知人之良法”.孟轲则认为应当先听取众人的意见，加以考察，然后决定是否选用。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推荐人才、选拔人才要出以公心，举贤无私。春秋晋国大夫祁奚为国举贤，外不避仇，内不避亲。要重视培养人才。“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管子·权修》）。人才犹如“和氏之璧，井里璞耳；良玉修之，则成国宝”.要知人善任，善于使用人才、选拔人才、激励人才。荀子说：“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王制》）他还主张破格提拔那些有德有才的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顷而废”.（《荀子·王制》）诸葛亮提倡“为官择人”而反对“为人择官”.对于人才，墨子认为应当“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就是说要尊重人才，给以支持和信任，予以应有的地位和报酬。同时，对人才“无求备于一人”（孔子《论语》），不要求全责备，而应当用人之所长，正如司马光所说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太宗举贤·太宗语》）
总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华内容十分丰富，最主要的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富国富民的管理目标
以富国富民为管理目标，这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他的学生冉有问卫国下一步的施政目标，孔子回答：“富之。”《论语·子路》。孔子的这种富国富民思想，对后来的思想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孟子政治理想的基础就是富民，他继承孔子的思想，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而这首先要使普通百姓能过上温饱富裕的生活。孟子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都主张富国强兵，他们反复强调立足于发展农业生产以求富国。以富国富民为管理目标，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执着追求实现国家富强的愿望。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实际上能够富起来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广大百姓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如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能真正做到富国富民，我们所追求的管理目标也必须坚持这一点。
（二）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他的思想体系以“仁”为理想境界，他对“仁”作过许多解释，最本质的解释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以要达到“仁”的境界，就必须按照“礼”的规定行事。根据“礼”,孔子主张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认为这样才能稳定统治秩序，维持统治者地位。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就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他们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画策》。而法治的核心则在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荀子综合了儒家以礼治国和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克服了他们的片面性，提出了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他认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比单纯的礼治或单纯的法治有更多的优越性。确实如此，现代管理也应该遵循礼法相济的管理原则，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强法制建设，把思想教育与法律强制结合起来，才会取得很好的管理效果。
（三）严情结合的管理手段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强调管理手段要严情结合。严治应该制定严格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还应该严格执行，其效果明显强于实行人治。严治强调奖惩严明、赏罚公平。有功劳的受赏，有过失的受罚，则人们都必然毫无怨言地尽最大努力；反之，如果徇私枉法、赏罚不公，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除严治之外，更须重视情治，即重视教育和疏导。管子认为：“夫政教相似而殊方。若夫教者，扌票然若秋云之远，动人心之悲；蔼然若夏之静云，乃及人之体；穴乌然若皓月之静，动人意以怨；荡荡若流水，使人思之，人所生往。”《管子·侈靡》。意思是说，行政命令与教化相似而方法不同。教化，好像秋云的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静云，能浸及人的身体；深邃得好像皓月的寂静，激动着人的怨思；平易如流水，使人思念，又令人神往。现代管理也应该将严治与情治结合起来，既提倡严格管理，又提倡以情动人，在政治上热情关怀，生产上体贴入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能人咸集，群贤毕至，越办越兴旺。
（四）中庸之道的管理标准
管理成效的评判准则就是管理的标准，没有管理标准就无法评判管理行为的合理与否。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管理标准的看法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并不简单地等于折衷主义，儒家所说的中庸之道，是让管理者排除个人情感的作用，按照事物规律秉公处理问题，“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二十章。这样管理的效果是最佳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二十章。中庸之道的实质是讲求合理和适度，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过”和“不及”都将破坏管理效果，当然也不能“赢得优势”,达不到“至善”的境界。因为管理的目的本来就是力求使人与物处于合理和适度的状态，以发挥出最佳效益。讲求管理上的合理与适度对现代管理来说是有借鉴作用的，即管理的标准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追求管理的合理与适度。
（五）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认为搞好管理最重要的是发挥人的作用。《礼记·中庸》中的所谓“为政在人”,就明显地表达了这种认识。孔子“仁”的学说，是儒家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因素的理论基础。孔子对“仁”下过许多定义，其中较重要的一个是：“爱人”.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仁政”管理，其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则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强调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了浓厚的人本论的色彩。以人为本进行管理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等诸方面。尤其注重人才在使用过程中的培养教育，孟子提出的“善教得民心”观点就明确表达了这一意思。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也是现代管理发展的新动向。
（六）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十分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上》。“人和”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特点。“和”是万物生成的条件，任何一种事情的成功，都是多种因素和谐综合的结果。“人和”是指多种人相处关系的协调和融洽，“人和”所带来的人心安定，百姓和睦的结果，是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不可缺少的因素，更可贵的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还提出一套协调人际关系的方法，那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的“道”,即“导”,意为引导、诱导，“道之以德”就是强调道德行为的地位，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里的“礼”,就是制度，“齐之以礼”就是强调用规章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进行人际关系的有效协调。这两者中，“道之以德”是主要的，“德治”是核心。现代管理在不断健全法规体系带来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也带来管理与被管理双方人际间冷漠、隔阂和敌视等弊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观点，对正在摆脱窘境的现代管理模式来说，可说是一剂良方。
（七）选贤任能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