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风转变的契机：乱离中的沉痛与反思
太清二年（548）十月，凄风薄体、寒雨斜侵，侯景在萧正德的接应下，顺利地渡过长江天堑，进攻台城，十月二十四日围攻；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城破。这一百三十多天，对台城来说，确实是一场不堪回首的空前劫难；此不妨多引两段，悬想一下当日劫难的深重：
既攻城不下，人心离阻，又恐援军总集，众必溃散，乃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及筑土山，不限贵贱，昼夜不息，乱加殴棰，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百姓不敢藏隐，并出从之，旬日之间，众至数万。
……
初，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
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缘山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千年之后，透过纸背，仍让人感受到流溢而出的杀戮的血腥与残暴。这些记载，恐怕与书写者姚察的亲历也有关系：《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值梁室丧乱，于金陵随二亲还乡里。时东土兵荒，人饥相食，告籴无处。察家口既多，并采野蔬自给。察每崎岖艰阻，求请供养之资，粮粒恒得相继。又常以己分减推诸弟妹，乃至故旧乏绝者，皆相分恤，自甘唯藜藿而已。”艰苦、坎坷若此，自然抹不去这场劫难的深刻印记。而且，侯景又特别残暴、凶狠：
性猜忍，好杀戮，刑人或先斩手足，割舌劓鼻，经日方死。曾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捣杀之，其惨虐如此。
而景虐于用刑，酷忍无道，于石头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捣杀之。东阳人李瞻起兵，为贼所执，送诣建邺。景先出之市中，断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肠，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见其胆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语，不许大酺，有犯则刑及外族。
这且不说，一时间即便是王僧辩的军队也趁火打劫，“老小相扶竞出，才度淮，王琳、杜龛军人掠之，甚于寇贼，号叫闻于石头，僧辩谓为有变，登城问故，亦不禁也”，致使时人认为“王师之酷甚于侯景”。一千多年后，史学家吕思勉在追溯这段历史时，仍止不住万般感慨：“代北残暴之风，江南淫靡之俗，合而成此大灾，只可谓人类所造之恶业。”“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刘峻《辨命论》。在建康的一些文士，几乎殄灭无遗：庾仲容逃奔会稽，遇病卒；刘之遴避难还乡，途中卒；到溉、谢举、褚翔、伏挺等都卒于城中，任孝恭、张缵则直接被害。均见《梁书》本传。《文心雕龙？时序》曾评价建安慷慨诗风，“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慨而多气也。”汉末的社会动荡直接促发了建安慷慨悲凉的诗风。梁陈易代，情况也极为类似。只不过，具体到个人，如当时有名的文人沈炯、江总、徐陵，以及入北的王褒、庾信，这种乱离之悲是不一样的。
中间遭受深痛巨创的，首推沈炯，张溥就说：“文人颠沛，若沈初明者，其真穷乎。”据《陈书》本传，台城陷落，侯景将领宋子仙欲召沈炯为掌书记，沈炯固辞。宋子仙大怒，命斩之，“炯解衣将就戮，碍于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所，或遽救之，仅而获免”。沈炯侥幸躲过一劫；但其妻子却没这般幸运，“及侯景东奔至吴郡，获炯妻虞氏，子行简，并杀之，炯弟携其母逃而获免”。沈炯惊魂未定，承圣三年（554）十二月，托身的江陵又被西魏攻陷，沈炯被俘虏到了长安。但北上之路又是何等的艰辛、屈辱与惊心动魄：“乃选百姓男女数万口，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皆杀之。”总之，一如沈炯本人所感慨的那样：“宦成梁朝，命存乱世，冒危履险，自死轻生，妻息诛夷，昆季冥灭。”次之，是庾信。侯景攻朱雀航时，庾信率兵屯守，但一触即溃，弃军奔走南塘。其父庾肩吾在大宝元年（550），受遣到江州晓谕当阳公萧大心，不料萧大心已降，只得单身逃入建昌界藏匿，良久后才奔往江陵。这时，庾信也借道郢州投向江陵。不料，庾信刚一见到老父，年老不耐奔波的父亲就忧愤而卒。与此同时，奔波丧乱中，其子息二男一女，“并得胜衣”，就“相继亡没”。至于徐陵，太清二年（548）出使西魏，不意间恰好躲过这一劫难；只是可怜了老父徐摛，被围在台城内不遑暇处、寝食不安。后徐摛在萧纲幽闭，不获朝谒后感愤而卒。然这对徐陵而言，未亲罹其痛，其痛也终归隔了一层。绍泰元年（555），徐陵有幸随萧渊明返回故土，内心的伤痛自然又冲淡了许多。总之，如果以身经乱离的程度论，江总与庾信、沈炯、周弘正等不差许多，但他们的思想却截然有异。庾、沈、周三人在台城陷落后，尚知归依当日的政权中心，竭力经营风雨飘摇的故国；江总则在“避难崎岖，累年至会稽郡，憩于龙华寺”后，就再不肯多挪身奔波了，只求僻壤托身；后又逃奔远在广州的九舅萧勃，以此流寓岭南积岁——远离了燃烧的战火。周弘正的处境要更好一些，大同（535—546）末，周见世乱将及而预作准备，但一时也不知逃往何处。台城失陷后奔往江陵，江陵陷后又逃往京城。或许是预作准备的缘故，周称得上有惊无险。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因乱离不同而有了不同的感慨。这种情形，大致能分为两类：一类是虽入北却终得以返归故土的，或本就没入北的，如徐陵、沈炯、周弘正、江总等；一类是被俘北上、滞留北方的，如王褒、庾信、颜子推等。江南的徐、沈、周、江中，感慨最深的是徐、沈二人。徐陵累求南返，终无成效，于是致书北齐仆射杨遵彦，情急之下，语辞颇多感慨、寄恨；然而，一旦获准南归，却又不免忘其羁旅。不过，其父亡于台城的伤痛、滞留北土的凄楚，一时间毕竟不能消除殆尽，以此为契机，“其文颇变旧体”，改变了昔日绮丽、旖旎的文风而倾向于直面现实。张溥也说“感慨兴亡，声泪并发；至羁旅篇牍，亲朋报章，苏李悲歌，犹见遗则。代马越鸟，能不凄然？”话虽如此，徐陵在至德元年（582）卒，南返后又活了二十七年，但现存的作品，也只是《陈公九锡文》、《谢赉蛤启》、《让左仆射初表》一类的价值不高的应酬之作，时光流逝，似乎入陈后的优待、器重渐渐销蚀了感慨、悲歌之心，也就基本上没甚优秀的作品传世了。
沈炯则在凝重的挥之不去的伤痛激发下写了感人至深的《归魂赋》，大约是对《楚辞》“魂兮归来”凄苦之音的深切认同；发而为赋，简直是泪水盈盈，甚且止不住质疑上苍：“我国家之沸腾，我天下之匡复。我何辜于上玄，我何负于邻睦。背盟书而我欺，图信神而我戮。”泪尽之余也不复以人事为念，只是陈情归养老母——往昔的伤痛一并随时事的渐安而淡了下去。而当江总一路奔波，崎岖辗转到龙华寺时，劫后余生，面对先祖而尽艰辛营就的故地，也止不住唏嘘感慨：西晋末年，祖先江彪避难江左而择此卜居。二百多年后，自己也不幸因国难而流寓此地，经历又何等相似。屈指算来，从六世祖江湛元嘉二十四年（447）因基构建龙华寺，至今也已百年。时光茫茫，徒生凄凉感伤，人世间又何去何从？《伤心赋》中，“不意华戎莫辨，朝市倾沦，以此伤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岂摅郁结，庶后生君子，悯余此概焉”，“感意气于畴日，寄知音于来祀。何远客之可悲，知自怜其何己”等悲情的陈述，并非故自为高，而是确有现实的基础。只不过，这些感慨也肤浅了些，甚且转瞬即逝，消弭在青灯古佛、风云水月之中，至于家国之念，更丝毫谈不上了。江总后来自叙其一生经历时，也只是从“官陈以来”说起，至于梁时作为，则绝口不谈、讳莫如深。大宝三年（552）江总避难会稽，已三十二岁，先前的岁月远不能随意割弃。这也足以说明江总内心的真实念头。江总只是躲进寺院，“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寝处风云，凭栖水月”，风云水月中淡漠、遗落世事，流离之悲充其量只是赋中的一个光明一点的尾巴。
这一时期流寓北方未获南返的王褒、庾信、颜之推等人无疑要深痛一些；但就这三人，感触也截然有异。诚然王褒与萧梁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子祭酒萧子云是王褒的姑夫，王褒的妻子是鄱阳王萧恢的女儿，简文帝萧纲的妃子是王褒的姑姑（即嫡子萧大心的母亲）。梁元帝也待他不薄，在江陵被围时，“上下猜惧，元帝唯于褒深相委信”，《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甚至委以守城的重任。然而，一到长安，在太祖一番表白下，《周书》卷四十一《王褒传》：“昔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介意。”并“资饩甚厚”，荷以恩眄时就“忘其羁旅焉”，乐不思蜀了。八年后，即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周弘正六十七岁，领国子祭酒，往长安迎宣帝。王褒、周弘让因得以作书问答。信中，王褒只是象征性地提一下“嗣宗（阮籍）穷途，杨朱歧路”的伤痛，核心内容却是论道养神：“上经说道，屡听玄牝之谈；中药养神，每禀丹沙之说。”然后叹慨暮年零落，不知何时能魂归故里。周弘让的信中，感慨还深沉一些：“开题申纸，流脸沾膝。”不过，也同样感叹时光的流逝，“不虞一旦，翻覆波澜。吾已愒阴，弟非茂齿。禽、尚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难为胸臆”，一句话，“当视阴数箭，排愁破涕。人生乐耳，忧戚何为”，人生何苦若此，但得及时行乐。这一年，王褒六十二岁，周弘让年岁虽不能推断，但其兄已六十七岁，估计也小不到哪去。王、周都已进入了人生暮年，有些感慨实属正常；但是，家国之慨、流离之悲，这么快就荡然无存，却不能不让人看到健忘、苟安的心态了。动荡中，王褒的家人似乎并没有伤亡——这恐怕又给王褒一种感觉：被俘入北也不过像过去禅代时“把一家物与一家”一样，一己的声望岿然不动，只不过这次是换了个地点而已。颜之推，对于梁朝，特别是元帝，恐怕是没什么好感的。其父颜协，“感家门事义，不求显达，恒辞征辟，游于蕃府而已”，徐陵奉萧纲之命编《玉台新咏》，颜协文没有入选一首，也侧面说明其关系不怎样，至少，之间没什么唱和。就是说，颜之推与萧梁皇室并无密切的关系。颜之推以北齐黄门侍郎来称名《颜氏家训》的作者，就非无缘由了。颜氏“世善《周官》、《左氏》，之推早传家业”。为此，“年十二，值（萧）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就是说，颜之推早年与萧绎的关系就不甚融洽，可能是其爱好不同所致。这也反映在后来《观我生赋》中对萧绎的态度，颜氏对萧绎委实没什么好感，在突出王僧辩平定侯景的功绩后，只是象征性提到“殷道是以再兴，夏祀于焉不忽”；相反，对于萧梁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悲剧却一直进行无情地批判：“子既殒而侄攻，昆亦围而叔袭，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致使仇者快，亲者痛，“行路弯弓而含笑，骨肉相诛而涕泣，周旦其犹病诸，孝武悔而焉及”。接着，就转入校书、被俘北上的叙述——萧绎复国之事被轻轻地忽略过去，故国之感是压根不谈的。
至于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则是满溢哀叹、伤感，甚至称萧绎为“中兴之主”：“中兴道消，穷于甲戌”，“平吴之功，壮于杜元凯；王室是赖，深于温太真（温峤）”，“中宗之夷凶静乱，大雪冤耻”，流溢着一种深沉的感慨。庾信，南阳新野人，不是东晋以庾亮为代表的鄢陵庾氏高门。门第比较卑微。这种门第，在士族垄断高官的梁朝，诚然，梁武帝也曾多次下诏不拘一格降求人才。想跻进中枢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此，当梁武帝任命庾信的伯父庾于陵为清望官太子舍人时，才会说：“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也以此为美，史臣也才会特意补说：“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职。”《梁书》卷四十九《庾于陵传》。庾肩吾则特别受到了萧纲的器重，一时间，“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这对一个门第不甚高的庾信来说，显然是一份极为难得的无上的荣耀。对庾信，简文帝也一度委以重任，侯景乱起，命庾信带兵把持台城的门户——朱雀航。士为知己者死，也正是这种厚恩，庾信一直未能忘却故国。尽管伴随着北迁的是无尽的坎坷、苦难，“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子之去清河”，自己也曾历经流离之苦，“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风于上游。彼锯牙而钩爪，又巡江而习流。……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尽管庾信本人对入魏、周有无尽的追悔之情，“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哀江南赋》。甚至在“提挈老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况复零落将尽，灵光岿然”的情况下，也绝不再想返归南国，因为故国不再。也正是无家可归，言辞之下才备极沉痛：“是以乌江舣楫，知无路可归；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倪藩注《拟连珠》中“白雁抱书，定无家可寄”时就说，“虽极乡关之思，实无归陈之志矣”，就是一种颇有洞察力的判断。说白了，庾信的乡关之思，更多的是一种魂牵梦萦的故国之思，即对萧梁故国的一种苦苦的忆恋；随着故国的破灭，这种情感就沉湮到心灵深处，再也不能有其他的国家来取代这种感情了，全然不似王、沈诸人。也唯有如此，才愈发沉痛、无奈、凄凉，才愈能打动人，千古之下仍让人感受到其浓烈的近于绝望的沉痛；也唯有如此，这久久不能自拔、自释的深痛，才伴随着他在异域吟唱出感人至深的诗文，伴随他走过人生孤苦的暮年，也一如宋玉《招魂》中所说，“魂兮归来哀江南”，梦中的萧梁永无止息地在心灵深处荡漾、荡漾。
$第二节 骈文的高峰
《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载：
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后逢丧乱，多散失。
这一段能说明三个问题。一，徐陵行文“颇变旧体，多有新意”，说白了，就是追逐绮丽文风；《玉台新咏？序》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二，徐陵的文章在当时流传很广，甚至“被之华夷”。三，这种绮丽文风是江陵变乱前的事。
徐陵羁留北齐，请求南返而不得，感于世乱阻隔、物是人非而写下《与杨仆射书》。“朝千悲而掩泣，夜万绪而回肠，不自知其为生，不自知其为死”，行文慷慨激昂、悲歌凄恻——这正来自社会动荡、迁变的激发。入陈后，徐陵一系列的奏弹宗王、综核名实、朝议北侵、散财贫匮举动，都似乎可说是源于离乱、伤痛后行为。但不管怎样，虽经动荡，其文章水平的提升却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