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代后期到陈代，骈文的文风又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用典的数量大为增加：差不多句句用典，甚至叙事也往往借用典故（见下论）。不过，由于声律运用进一步娴熟，这时的文章大多有一种声情流丽的倾向，这是一个好的发展。这一时期，甚至连历史著作和辩论哲学问题的文章，也常常用骈文来写。前者如何之元的《梁典总论》，后者如傅的《明道论》都是这样。但也有特别的，如沈炯《陈情表》，语言质直，基本上由散句组成，这是极少见的。这也能说明即便在骈文极盛的梁陈，也并非一切章表都用骈体。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徐陵和庾信，即“徐庾体”，称呼最早见于《周书》卷四十一《庾信传》：
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擒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
据《梁书》卷三十《徐摛传》，徐摛为左卫率在中大通三年（531）以后；因此，这里的东宫指萧纲。显然徐庾体是以“绮艳”著称，这一点也有一个佐证，“赵僭王招，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艳。”这个宇文招，也就是后来跟庾信深为交好的赵王。这样，史书中“徐庾体”是专指徐、庾早期的作品；或者说，是入宫伴随萧纲唱和时的作品。不过，此节所论，并不仅限于这个范围；一定程度上，反而更侧重于二人乱离后的作品，即只取其名，而忽略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因为这样可能更好地反映徐、庾创作的实绩。更重要的是，庾信的作品，入魏后基本无甚散逸，宇文逌在北周静帝宇文衍大象元年（579），编庾信作品集，还曾让庾信过目，庾信为此写了《谢滕王集序启》；之后的两年，庾信就去世了。“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入魏后的作品足以代表其能达到的高度。总之，徐、庾的文章代表着骈文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骈语至于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之渤澥，唐代之津梁。
其（庾信）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
“要使骈体如散文一样流畅自然，而又能做到骈体所要求的各种限制和规律。这是一个理想，完满地达到是不可能的。但所谓‘徐庾体’，作为骈文的典型和示范的徐庾作品，是已经达到了向这个方向追求的最可能的高度。”这些评价，都可看出对徐、庾骈文的高度评价。但也需说明一下，前期的磨炼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同是入魏之人，同有家国之悲、乡关之思，如王褒、王克、殷不害等，却基本上没有类似的创作。再如庾信早期的《春赋》声情流丽、轻靡绮艳：“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这种文风对后期有明显的影响，如《枯树赋》“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等，显然直接脱胎于《春赋》，行文也是声情摇曳。下面就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徐、庾在骈文技法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一，精于隶事。故实到了徐、庾手中，确实称得上驱遣自如、灵动多变，这又可分三点。其一，用典繁富、密集，且力求自然贴切、融化无迹。这里以《春赋》其写作时间，大致为庾信在梁朝为东宫学士时。为例，文章以描摹春景为发端：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开上林而竞入，拥河桥而争渡。
这里只论出现的六个地名。宜春苑，本是秦朝的离宫，汉时沿用；披香殿是汉代的宫阙名，这里借此二名，隐指皇宫，同时兼含汉代宫殿的富丽和气派。河阳，隐括潘岳的典故，潘岳曾为河阳令，满县都栽种桃花；金谷园，西晋一代豪富石崇的别业，各种树木几万株，郁郁葱葱，金谷又以文人聚会而名垂一世，这是文人的雅兴。在庾信看来，其春游正类于此。上林，指汉代上林苑，天子苑囿的代表和象征，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曾摇其笔端一再夸饰上林的广阔、繁华和奇异。河桥，都城洛阳的郊区，这里借指郊外景色，郊外堪比上林，游人如织，河桥争渡，自是夸饰郊外富庶、繁华景象。“春已归”、“作春衣”则隐含《论语》“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故实，这也是孔子一生奔波、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境界。那么，不妨认为庾信所铺写的游春正达到了这种境界。这样，会聚了河阳桃花、金谷聚会等文人雅事，花团锦簇、流莺声中，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一时并具，信可乐也。《枯树赋》中，“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再一次用同样的故实，可能是庾信对文人雅会的无限神往。因此，这么简短的叙述中，熔铸进这么丰厚的内涵，笔力确实不凡。比较之下，作为同一类型的文章，极可能是同题共作之文。萧纲《晚春赋》，萧绎《春赋》，就不能与之媲美了：
待余春于北阁，藉高燕于南陂。水筛空而照底，风入树而香枝。嗟时序之回斡，叹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岭，爱新荷之发池。石凭波而倒植，林隐日而横垂。见游鱼之戏藻，听惊鸟之鸣雌。树临流而影动，岩薄暮而云披。（《晚春赋》）
洛阳小苑之西，长安大道之东。苔染池而尽绿，桃含山而并红。露沾枝而重叶，网萦花而曳风。（《春赋》）
尽管二萧的《春赋》在景物刻画上颇见功力，“水筛空而照底，风入树而香枝”，“树临流而影动，岩薄暮而云披”，“苔染池而尽绿，桃含山而并红。露沾枝而重叶，网萦花而曳风”，都描摹的无不细腻、生动；但在融汇故实方面，显然要稍逊风骚了。梁时二萧如此，时代靠前的，如傅玄《阳春赋》一味地模拟，刘义恭《感春赋》机械地叠加景物，更相形见绌了。但也能看出，尽管庾信这么密集地隶事、雕琢，文脉却毫不滞涩，依旧畅达、流丽。这也确实达到了沈约推崇的“用事不使人觉”，以及刘勰赞誉的“不啻自其口出”；能这样评价，沈约文中有一些隶事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境界，但毕竟不很常见；而在庾信的文章中，可称得上俯拾即是，如：
桐间露落，柳下风来。……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小园赋》）
“桐间露落”，源自《世说新语？赏誉》：“时（王）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世说新语》只是凸显了清晨时王恭的雅兴，本意并不在桐叶、晨露。庾信则略去人，只取其景“桐间露落”，静中有动，然后再加上初春时节特有的柳树、软风而构成偶对，这样就意蕴全出，点染出一幅初春特有的清幽景色——这也正吻合《小园赋》寂寞、感伤的格调。至于下面一对，更堪称巧妙。棠梨是汉代的一个宫殿名，酸枣也是一个地名，在酸枣城西有韩王望气台。这样，文中一方面借用棠梨的宫名、酸枣的台名，来指称一己所居并非华美、高大的馆、台；另一方面也只取字面义，实指园中有梨树、枣树，一石二鸟，堪称工巧。这不得不赞叹庾信融汇故实的高妙。对这种高妙手法，不妨再举一例：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县花。”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
金谷园、河阳花，已见上论；这里用了一个选择但表肯定的判断“若非”、“即是”，从而加强了语气，也点染出一个洋溢无限生机的氛围。至于桓温所言，本源于《世说新语？言语》第55条：“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但也只一句话，庾信却在此基础上宕开笔墨，加上“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我们知道，《诗经？采薇》中有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但庾信只截取柳树依依的意象，以及变更语辞“摇落”、“ 凄怆”，在时光的反差中突出描摹凄凉心境：昔日杨柳依依，满溢柔情，今则摇落变衰，止不住凄怆满怀——其浓重的伤感直扑面而来。这种效果，不能不归于点染、化用无痕的手法。
当然，庾信隶事的巧妙还体现在爱用一些难度高的反对。如：“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龙门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实伤”，“芝在室而先枯，兰生庭而蚤刈”，“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 “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等。
其二，融汇相关故实来代替叙事。本来，骈文是不善于叙事的，这一点，即便在骈俪盛行的梁、陈，也还基本上如此，最典型的就是人物传记，梁、陈时都是用散体写成。在墓志铭、行状等文中，对传主生平、仕历等叙述，都基本上用散体。这也足以说明叙述最好的表达方式是用散体；然而，在庾信笔下，却是另一种风貌，即以骈俪的形式叙述，最突出的就是被倪璠称为“赋史”的《哀江南赋》和史书性质的《拟连珠》。这两篇文章整篇都基本上融汇故实来叙述，固不待言；下面只略举《哀江南赋》中两例，以见其概：
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始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
吹落叶之扁舟，飘长风于上游。彼锯牙而钩爪，又循江而习流。排青龙之战舰，斗飞燕之船楼。……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
第一段，作者追溯庾氏家族南迁的历史：从刘聪、石勒相继为乱，中原沸腾开始，即五马南渡之时，庾氏的六世族庾滔随流南下，徙居江陵。与此类似，台城荡覆，庾信西奔江陵故居，即宋玉旧宅，“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第二段，作者自叙自己奔赴江陵所历尽的苦楚、厄运。作者借宁成、郭丹、伍子胥来喻流离的艰难、坎坷，即便是神仙李少君乘青骡，苏仙公骑白马，也只能是被阻碍不前。途中，恰又遇到侯景叛军，只得间道江夏奔往江陵。隐隐约约，前方江陵城已可望见，然回转头去，仍能望见斗、牛的分野——吴国故地。这种以故实来叙事，固然能使文章含蓄曲折，增添色泽、藻饰，但也显然造成了理解的障碍，如果不借助注释，或不具有深广的知识储备，相信这两段的内容是不易理解的——这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足。
由以上也能看出第三个特点，即多用事典，基本上不用或少用语典，《枯树赋》中引用桓温的话，就看出了这一点。
二，精于偶对。骈文到了徐、庾手中，完全意义上的四六才可说真正形成，整篇文章基本上全由四六句式交错、相对构成。如《谢明皇帝丝布等启》：
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将尽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虽复拔山超海，负德未胜；垂露悬针，书恩不尽。蓬莱谢恩之雀，白玉四环；汉水报德之蛇，明珠一寸。
这都是极工巧的四六对、四四对、六四对。能把道士延命、枯骨再生纽结在一起，进而表达感恩不尽的心情，一如蓬莱谢恩之雀，汉水报德之蛇，这种工对当然不易。庾信淋漓尽致地渲染了感恩厚报的心理，但又不媚俗，这就更不容易。可能正是基于此，引得许梿赞不绝口：“如比目鱼，两两相对，可谓工巧无敌。”《哀江南赋》中，还有先前罕见的以虚词领起的对句，如“徒思拑马之秣，未见烧牛之兵”，“有南风之不竞，值西邻之责言”，“既无谋于肉食，非所望于《论都》”，“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岂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偶对间虚词的驱遣，更是灵动自如，让人叹为观止。即以此赋来说，所用的起承转合的虚词，比之江淹、任昉、沈约是大大地进步了。正是这些虚词的流动，整篇文风颇为慷慨、悲壮和激昂，这也极吻合庾信要表达的悲怆心境，如下面一段：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文中，先用“才”、“惟”字，极言孙策、项羽兵力之少，然后借“岂有”加强语气，让人不容置疑。再用“得非”引起对迅速覆亡的疑惑，进而得出结论，“是知”天意如此；接着感慨，“呜呼”。既然天意如此，更“何况”，一己道穷，人事若斯，夫复何言。历史上陆机抚掌大笑，张衡鄙而陋之，确实是应该的了。作者用一“固其宜矣”，无限悲痛、凄怆中收束了文意。这样，借助虚词的流贯、勾连，文笔纵横，一波三折、一行三顿，翻出无限的波澜，抑扬有致中充分表现出内心无限的怆痛和凄凉。这一点与鲍照、江淹、沈约等单用有数的一些虚词来表达，委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同一时代的颜之推也难免相形见绌，同是回首台城陷落后的锥心刺骨的经历，颜氏《观我生赋》只是单一的六字句，根本没有四六、六四、四四等句式的调适、多变；这且不说，其间虚词也用得极少——这样，整齐是整齐了，但也呆板、生硬了许多。
特别一提的是庾信对“之”字情有独钟，不仅用得普遍，也都用得较为巧妙，如：
作代词：如《谢明皇帝丝布等启》：“所谓舟楫无岸，海若为之反风；荠麦将枯，山灵为之出雨。”
作语气助词，无实义。如《谢明皇帝丝布等启》：“白社之内，拂草看冰；灵台之中，吹尘视甑。”《小园赋》：“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哀江南赋》：“才人之忆代郡，公子之去清河。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