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
六十年前，在我少年时代的故乡一江南的一个小城，过春节（那时还叫“过年”）的气氛是相当热闹的。
尽管“年关”难度，临近除夕那几天，满街是讨债的，拎着灯笼收帐的，当房（当铺）门庭若市，（我也几乎每年由母亲差遣，挟了一包衣服，去看朝奉们铁青的脸色）小民愁肠百结。但经一夜的鞭炮声，“元旦书红，百事享通”，气氛就完全不同了。大家小户，一色刷上了崭新的春联，躲债的重新露面，而且也见人就说：“恭喜发财”了。至于小孩们，更加欢天喜地，争着玩耍新得的万花筒，“无锡阿福”之类的玩具。
入夜，点燃了兔子灯，中上人家的孩子，则有马灯，前面绑上个马头，后面是马屁股，三三两两，结队在小街小巷“游行”。初七、八看了参星以后，元宵锣鼓就上市了。那是一批批年轻的店员，在小老板的带领下，边打着“十番锣鼓”，边穿行在大街通衢。也有从乡间进城来掉龙灯的，那就更引起万人空巷，（我们这个小城，当时大概只有七八千人口，加上四郊来凑热闹的，才有万人吧）呈现一派太平景象了。
元宵戏是新年活动的高潮，城隍庙是全城娱乐的中心，元旦开始，耍猴子的变戏法的，展视“西洋景”的，做糖人的，以及打小锣唱小热昏卖梨膏糖的，各吸引着一圈圈群众，还夹杂着一些拆字摊，卖玩具、花炮的地摊，五花八门，热气腾腾。
到了初十边，大殿前两边就开始有人搭起了大约一尺高的木板台，被称为“卖台”。当演戏的时候，上面放着一排排长条凳，招徕顾客，每次收一两个铜元。“卖台”后面，则安放了富裕人家特制的“高凳”，高约四五尺，仿佛是“包厢”的雏形罢。
平常，也偶有在周王庙（祀我县的先贤周处的）、火神庙等处出演的社戏，但多是本地班子“老全福”，十六元一台，行头破旧，角色也没有什么出色的。元宵戏就不同了，起码要到常州去邀请“庆升堂”班，听说每台戏的代价要三十元。有几年，市面兴盛，还特地到无锡约请，也叫“庆升堂”，行头就更加新鲜，角色也更加齐整了，代价则每台要四十元，第三四两天，上演几出拿手好戏，还要另加六元。
原来，这元宵戏是由各行业出钱做的。小城市商业门类简单，能够凑得起这笔钱的更少。戏是演七天，第一天盐栈，第二天钱庄，第三四天，是归绸缎业和典当业，正当元宵、十六，皓月当空，演的更卖力，四乡来的观众，也更人潮挤挤了。以后这三天。大约归饮食业、南货业等。
第一天，先闹台锣鼓，接着是跳加官，跳财神，还要有扮十二月花神们出来“掉花”，这些，都是最引起小孩们喜欢的。然后是正戏，第一二出大抵是吉祥戏，比如，钱庄出钱那天，照例要演《珠帘寨》（戏名特地改为（《程敬思解宝》），绸缎业那一天则演《龙凤呈祥》。第三出以后，才演拿手好戏。那时，京剧以外，还有梆子戏，如《阴阳河））等武旦应功的重头戏。最后一两出，还夹杂着内容颇不健康的小戏如《杀子报》、（《海潮珠》之类，很引起广场观众的阵阵叫好。而妇女、孩子们多半已回家睡觉了。
“卖台”前面直到戏台，有一长方大约有半亩地那么大一个广场，挤立着不下几千的观众，大都是四乡来的农民，为了怕挤，都把长烟竿高举头顶，从后面望去，蔚然如一片细竹的林海。当我进入高小那几年，曾屡次尝试过，挤进人潮，开始是受不了挤，退出了，一位老伯伯传授一套经验：应当把两臂拳在胸前，保护好胸部，随潮移动，果然，安然卷进去了，但刚刚卷到离台不远的地方，看清了台上的一切，“长江前浪推后浪”，不久就被“浪淘”到了“卖台”的边缘，最后被排除出来了。于是，只好又从旁兜到戏台下面，吃一碗豆腐花，重新鼓起勇气，再一次从头挤起。这样，经过两三次，实在筋疲力尽了，只好退至边角里，或者索性回家休息。
到十八日元宵戏演完，新年也就成为尾声了。
举家离别故乡，屈指已五十五年。最后一次回去作“客”，算来也已三十年了。听故乡的来人谈，城隍庙早已改成电影院，不仅城隍、判官、小鬼连同两庑的十殿阎王都已扫荡一空，连同戏台当然也拆光了。
偶然想起这些童年情景，我丝毫没有什么怀旧的感情，那些元宵戏，元宵锣鼓之类的热闹场面，的确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作为娱乐，也不很可取。
那末，今后如何在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的同时，活跃农村和小城市的文娱生活，提高和丰富他们的生活兴趣，大概还是一个严肃而艰巨的课题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