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冰在他的作品中写道：“我的家乡在西部，却不知为什么总是向往西部的西部，仿佛那里有着一种神秘奇异的魅力，吸引着我不由得走向它的身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满怀喜悦地从长安跨入了狭长的河西走廊，和石油地质勘探者一起，在辽阔的酒泉盆地找油探矿。”“此后，我又随着石油勘探者一起，走入了千年无人问津的柴达木盆地。”
那时他年轻气盛，不知苦不知累，一次掉到祁连山的深沟里，还有一回在戈壁滩的深夜里几乎冻掉耳朵。与勘探者和创业者们相处的日子里，他内心时常涌现难以抑制的感动，于是便拿起自己的笔，记载下他们创造的业绩。
李若冰的纪实散文集《在勘探的道路上》和《柴达木手记》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从这时起，李若冰和他笔下的柴达木一起享誉中国文坛，在文学创作的散文领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经久不衰。这对于中国石油文学和西部文学，都有着不可估价的奠基意义。
如果说李若冰是中国石油和西部文学的一位拓荒者、先行者，这话是一点都不过份的。
李若冰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多年来，以他敏锐的思想和审美才情，为读者奉献了丰富而精美的精神食粮。也使他沿着红色的历程，由一个乡下的孤儿，成为一个人民的优秀作家。
李若冰的出生年月，是1926年10月。这是他后来听知情的五妈讲的。
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人生命运蹉跎，而我生下来就被卖了，使我一辈子也没见过父亲，这是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我的家境贫寒，穷得叮当响。大约我从母亲肚里降临人世刚刚落地，父亲就佝偻着身子，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我从母亲怀里抢过来，不管母亲抢天扑地，舍不得她身上这块心头肉，父亲却硬着头皮，把我送进了云阳镇一户杜姓人家里。”
李若冰本姓刘，陕西泾阳县蒋路乡阎家堡人。父亲是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泥水匠，母亲是一们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在九个兄弟中，他排老五，其中三个都卖给了人，父母是养不过啊！他随养父的姓，起名叫杜西山，小名虎娃，后来叫杜德明。他从小在养父开的“同义合”烟膏店里玩耍，也帮大人做一点事情。七岁时，上了云阳小学堂，这才听小同学说他是抱来的野娃，不是杜家的娃。一次放学路上，一个小同学捅了他一下，指着老槐树下一个大人说“他就是你大”，他看见这个大人个头挺高，穿着一身乡下人的对襟黑衣衫，在似笑非笑地瞅着他。他从未见过这个陌生人，怎么可能是他爸呢？他以为是小同学在耍笑他，没有当真。如果是真的话，这就是童年留给他的唯一一次关于父亲的朦胧记忆。后来，养父母不幸双双病故，他便沦落成一个孤儿，相继由杜姓的四叔和大伯照料。
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天，北山上下来一支孩子流亡剧团，搞革命宣传活动，就住在他家对门的棉花店里。团长叫杨醉乡，是个中年男人，孩子们却亲切地叫他杨妈妈。剧团要回延安时，李若冰缠住杨妈妈要参加剧团，可因大伯不同意而未能如愿。之后他离家出走，和小伙伴延寿偷偷找到八路军驻云阳办事处，藏在去北山的拉棉花的大车里，在淳化铁王村撵上了边演边走的孩子流亡剧团。
恰巧，在延安南门外遇了在八路军当伙夫的大哥，才知道他被卖的身世，也才证实了那棵老槐树下等他的乡下老人正是他的父亲。
而此时，李若冰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真正的伟大母亲——延安。
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的几排窑油里，他在演出排练之余，读到了《西游记》、《水浒传》等传统小说。他参加了由洗星海指挥的第一次的《黄河大合唱》。之后，他上了边区艺术学校，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学习文学知识，考取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李若冰回忆说：记得考官是孙犁先生，我写的考试作品是《看戏》，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用真情去写，就被录取了。
在鲁艺，老师是一批文学大家，读的书是中外文学名著，他一边写读书笔记，一边开始练笔写作。之后，他被调到中宣部做助理秘书，又随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直到光复延安。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文艺评论，题目是《对〈刘胡兰〉剧作的点滴感想》，发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编辑的《群众文艺》1949年第8期上，署名“驼铃”。李若冰取笔名驼铃，是他看见延安城外的骆驼，想到这种负重远行的生命是令人敬仰的，驼铃是跋涉者心灵的歌唱。
从1950年到1952年，他曾用笔名“沙驼铃”、“李丹人”在报刊上发表文艺评论。也许这就是命运，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间，李若冰便随着石油勘探者的脚步，踏上了高原和戈壁，拉开了中国石油和西部文学的序幕。
李若冰最初涉足石油勘探生活是1953年夏天。当时，他从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结业，就匆匆地去了陕北石油探区，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从此对石油勘探生活依恋至深。于是，一组表现石油生活的散文《陕北札记》，在这年的《人民文学》11月号上与读者见面了。
1953年9月，李若冰主动要求到地质勘探单位挂职，担任了西北酒泉地质勘探大队副大队长。他同地质勘探者一起，穿过河西走廊，踏入酒泉盆地，跃上祁连山，开始了以观测大地构造为使命的艰苦跋涉。
他是刚刚告别新婚的妻子而踏上瀚海荒漠的。
妻子贺鸿钧，1928年生于陕北米脂县城一个教书先生的家里。她在陕甘宁边区的米脂中学读书时，作文写得很好。16岁时，她参加了绥德分区文工团，演过《白毛女》等歌剧。她同姐姐贺鸿训合写的秧歌剧《喂鸡》受到周扬先生的赞赏，被推荐到《解放日报》发表，由贺敬之先生写了序言。后进入刚解放的西安，在西北文联创作室工作。
李若冰从北京文讲所结业时，贺鸿钧正好要去文讲所进修。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后不久，又天各一方，一个去了西部戈壁，一个上了北京。这一分离，就是两年。从这时起，他将“驼铃”、“沙驼铃”、“李丹人”等笔名改换为“李若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引起了文化界朋友们的关注。贺鸿钧也起笔名为贺抒玉。李，是他母亲的姓氏，若冰、抒玉，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义，这正是他们的文学事业和爱情的寓意。
1954年初秋，已经跑野了的李若冰，背起旅途食品大锅盔，和石油勘探者一起，从敦煌出发，第一次进入了渺无人迹的柴达木。这时，他们面对的是异常恶劣的自然环境。
李若冰在作品中写道：“满眼是无涯无际的沙海，天上地下飘游着变幻莫测的云雾，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似的。”还有昼夜的温差，平地而起的沙暴，不少人的“手脚残留着冻裂的伤疤，有的脸面正脱着第二层皮，几乎失了形，认不得了。”他回忆说：我在酒泉地质大队当副大队长，虽说是挂职，其实是实干的。我在和各种地质、测量、钻井、地震、重磁力等地球物理勘探者一起的时候，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想的最多的是勘探工作的进度、成果和发展。我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勘探工作之外，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当李若冰带着祁连山的风尘去北京接学习结业的妻子时，女儿已整整一岁了。回到西安，贺抒玉参与了《延河》文学月刊的筹备工作，已是西安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李若冰，则在他的小书房里埋头写作，为柴达木的石油人立传。
正是在这火热生活的源泉里，李若冰的创作欲望和艺术灵感被激活了。他抓住勘探工作的阶段性间隙，一连写下了《在柴达木盆地》、《勘探者的足迹》、《在严寒的季节里》、《戈壁滩上的勘探姑娘们》等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工人文艺》等报刊上。并以此为主体，构成了李若冰的第一部作品集《在勘探的道路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6年，李若冰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理事扩大会议。他和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几位作家一起，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握住他的手说：“你很年轻啊，希望你继续写出大西北地质工作的好作品。”
1957年夏，他由西安经西宁，第二次奔赴他魂牵梦绕的柴达木。刚到茶卡，便收到单位电报，要他速回，参加反右运动。他当即给单位写了封信，恳求组织上让他在柴达木多待几天，便背起行李继续西行。他沿着格尔木、大柴旦、小柴旦、冷湖、油泉子，一直走到了茫崖和尕斯库勒湖畔，走到了柴达木的边缘。他边走边想边写，内心燃烧着火焰，有时几乎一天一篇。他写奇丽的风光，写勘探者的精神，写自己心灵深处的奥秘。于是有了《怀念你啊，柴达木》、《山湖草原》、《戈壁夜行车》、《青藏路上剪影》等一批散文力作。
这些篇章，结集为《柴达木手记》一书，由作家出版社于1959年4月出版。其中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时，书中几位主人公已被打成了右派。按照当时的惯例，他们的名字是不能出现在书里的。但李若冰凭着他的善良、正直和倔强，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良心，没有把柴达木的反右情况告诉出版社，对作品未作任何修改，大胆地让这些创业者的形象，走入了众多读者的心灵。他说，我怎么也难以相信，他们心甘情愿地来到柴达木，死心塌地要为石油而战，难道他们来到绝灭人迹的荒原，为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天大的冤枉！
从1958年起，李若冰兼职礼泉县委副书记，在烽火村深入生活。他写出了报告文学《农民的儿子王保京》等作品，之后又组织编写了《烽火春秋》，记录了那个特定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生活风貌。
1963年，经中国作家协会协调，李若冰到大庆油田代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在这里，他又见到了老朋友王进喜和一批老玉门人。玉门人走遍了中国石油战线的每一个角落，玉门精神、大庆精神，自然融入了李若冰的文学世界。他的散文大庆书简《在大风浪中》，发表在《人民文学》1965年第12期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文革”开始后，李若冰一搁笔就是五年。1972年，他从干校一出来，便重返延安。母亲延安曾经收留过一个孤儿，使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汲取着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