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演说经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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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慧眼看文学经典:真善美的“错位”(2)

如果我问,这首诗四句,哪两句更美呢?(众:后面两句。)是,后面两句,我完全同意。为什么呢?后两句更有想象力,感情更自由。把柳树的绿色变成碧玉,把柳树的枝条变成丝绦,这样的想象,在唐朝诗人中是一般水平。今天的诗人也不难达到这个水准。但“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语言就精妙绝伦了、那位著名教授说,把春风化成剪刀,比喻“十分巧妙”,我就有一种抬杠的冲动。春风本该是温暖的,是非常柔和的,不会有像剪刀那样锋利的感觉。如果是冬天的北风——尤其是在长安——吹在脸上,刀割一样,那倒是可能。但诗人把它比作剪刀不但没有引起我们心理不安和怀疑,不觉得这样的想象很粗暴,相反,却给我们一种锦心绣口之感。

我说过春风本来不是尖利的,有人可能要反驳,这是二月春风啊,春寒料峭嘛!这一点可以承认。但,为什么一定像剪刀呢?同样是刀,我们换一把行不行?菜刀,二月春风似菜刀。(众大笑,鼓掌)这就很滑稽,很打油嘛!这个矛盾要揪住不放,不能随便用“比喻十分巧妙”蒙混过去。这里有个艺术内行和外行的问题。剪刀行,菜刀不行,是我们伟大的汉语的词语联想“自动化”。因为前面有一句“不知细叶谁——裁——出”,注意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众答:裁。)对了,“裁”字和“剪”自动化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汉语的特点。如果是英语,不管是“裁”还是“剪”,都是一个字“cut”。如果要强调有人工设计的意味,就要再来一个字“de—sign”。这样运用语言,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叫作“陌生化”,通常的词语,因为重复太久了,其间的联想就麻木了,“自动化”了,也就是没有感觉了一定要打破这种“自动化”,让它“陌生化”一下,读者沉睡的感觉和情感才能被激活?但是,我要对俄国形式主义加上一点补充,“陌生化”又不能太随意,菜刀,也是“陌生化”呀,剪刀,也是陌生化啰,为什么剪刀就艺术,菜刀就不艺术呢。这是因为,裁剪,在汉语中是“自动化”的联想,但是,这种自动化,不是显性的,而是潜在的,在潜在的“自动化”暗示支撑下,显性的“陌生化”,才能比较精彩。

艺术的精致,就在于是一种情感的、联想、语言的精致。这就能熏陶人的心灵,这就是一种心灵的享受,大自然是如此美丽,生活是如此美好,情感是如此自由。这就叫作审美价值。被动地反映真实,就太理性了,情感就太不自由了,理性是理性了,可是压抑了情感,就没有享受了,就没有审美价值了。

要进入艺术欣赏之门,一定要明确,所有的艺术都是假定的。从一幅画到一部电影,从一个演员到一首诗,都是假定的。就以谈恋爱为例,你真谈恋爱就不是艺术,是不欢迎旁听,不欢迎参观的。(众笑)假假地谈恋爱,谈上半小时,那可不得了,得上一个奥斯卡奖啦什么的,可能声名大震,还能发一点财。(众笑)周迅啦,小燕子赵薇啦,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会假假假地谈恋爱嘛!(掌声)武松打虎,真打老虎不是艺术,如果现在一条老虎让我打给大家看,没有一个人敢看,因为真打老虎不是艺术。我肯定会输,输掉以后,你们就危险了。真的苹果不是艺术,画一个假苹果可能是艺术。真的虾不是艺术,但齐白石画得虾并不完全符合真实,他给虾的腹足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五对,你去看看真虾,起码十几对!一斤真虾最多卖五十块,齐白石的假虾卖几十万啊!我们现在反对假冒伪劣,但是我们没有反对艺术的假定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是一个艺术家想象的自由。

在表演艺术上。有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强调绝对的真实,俄国有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代表一个表演流派,有一种独特的理论就是追求生活的逼真的。他就认为艺术家,演员一上了台以后就应该把自我忘掉。比如我是一个教授,但是上去要演小偷,首先要把教授的感觉忘掉,尽量地进入角色,进入规定情境,想象自己是小偷,用小偷的感觉、小偷的眼睛看世界,看见人家的钱包手就痒,偷了钱以后就有一种成就感。这一流派就是主张“忘我”。我们国家30年代成名的演员,包括金山、赵丹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另外的一个艺术流派,是德国人领导的,还是个共产党员,叫布莱希特,他认为,艺术是假定的,是不能忘我的,他提出一个“间离效果”理论,不能忘我,要记住自我。同一个角色的生命,就在于我演和你演的不一样。我的自由和你的自由不一样。他是非常欣赏我们中国的京戏的。中国的京戏非常伟大,背上插了几面旗就是千军万马,鞭子一甩,走了一转,已过了五十里了;一刀砍下去没有血,人却死了;酒杯拿起来,胡子还没摘酒就喝完了。整个舞台就是假定的想象,不是写实的,“间离效果”,就是间离现实,间离了真,才有艺术想象的自由。

这是两个流派,他们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追求“间离效果”的流派,可能更有道理。你们可以看到,越是到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强调超越现实,间离现实,和现实的本来面目拉开距离。不管是绘画还是城市雕塑,不是越来越追求像,而是追求不像,追求抽象。这是一种历史的潮流,这种潮流不是偶然的,而是从艺术的内在矛盾中演化出来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法国作家司汤达写了一本书《莱辛与莎士比亚》,他说1825年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剧院里演出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情节是一个非常英勇、正直、单纯的黑人将军奥赛罗娶了白人的妻子黛丝特蒙娜,有一个小人叫雅古,挑拨他们的夫妇关系,让奥赛罗相信黛丝特蒙娜有了外遇,以一个手帕做线索。奥赛罗信以为真,不能忍受妻子的越轨行为,最后把黛丝特蒙娜掐死了。在高潮的时候,一个白人巡逻士兵,开枪把演员打死了。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不能容忍一个黑人当着我的面把一个白人妇女掐死。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法律上定性为杀人罪,是有意的谋杀。第二个错误是,艺术上的,他以为艺术是逼真的现实,他不懂艺术是假定的,给你造成一种“逼真的幻觉”,逼真的但又是幻觉的。他不懂这个道理,因而变成了罪犯。据说,那个死了的演员,就葬在佛罗伦萨,俄国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悼念他,立了一个碑: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据说,碰巧,布莱希特也去了佛罗伦萨,他给这位演员也立了一个碑:这是世界上最坏的演员。你演的让别人忘掉了你是在演戏,没有一点间离效果,和现实一点距离也没有。把现实和艺术混淆是最大的失败所以说,从观念上说,就是不能机械地把艺术当作真实地反映,我们要记住它是假定的、是表现人的内心的。从方法上来说,要看它内在的矛盾。

三、“多智而近妖”和多妒—多智—多疑的心理循环

不要以为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简单,很深奥,不要说,北大那位教授弄不清楚,就是大人物、大师、大权威,都不一定能看得很透彻,有时还免不了犯一些错误请原谅我,允许我斗胆举鲁迅为例。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很认真地说过,《三国演义》,诸葛亮的形象,就不真实,鲁迅认为作者过于表现了诸葛亮的足智多谋,以至于把诸葛亮写成了妖怪。这就是有名的“多智而近妖”说。他可以未卜先知,预言一切,甚至能够预报天气,比我们江苏电视台,要准确得多了。(众大笑)最著名的是,草船借箭。本来,他和周瑜是军事联盟,但是,周瑜表面非常信赖他,实质上,他非常妒忌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地刁难诸葛亮。每逢开军事会议,研究什么计谋、策略、方案,表面上是针对曹操的,实质上都为了整诸葛亮,把他往死里整的。这一次,周瑜找诸葛亮来,说江上作战,我们有弓无箭,请诸葛亮负责造箭。诸葛亮问,多少支啊?周瑜说,十万那给我多少时间的期限啊?十天。诸葛亮说,不用吧。那么你说几天呢?诸葛亮说,三天就够了。周瑜内心很高兴,表面上很严肃,军中无戏言啊。立下军令状。什么叫作军令状,也就是军事保证书。完不成任务,就要军法处置。死拉死拉的干活!(笑声)

会后,鲁肃来探诸葛亮的虚实。诸葛亮说,三天怎么能造出十万支箭来,要鲁肃救救他。鲁肃说,你自己闹的,我怎么能救你!诸葛亮说你给我准备二十条小船,青布为幔,并摆上草人。第一天、第二天诸葛亮按兵不动。第三天,大雾弥天,诸葛亮和鲁肃上船,下令鸣鼓进军,只和鲁肃饮酒取乐,弄得鲁肃心里打鼓。探子报到曹操帐前:“诸葛亮船队来犯。”曹操向来多疑,此刻又是大雾弥天,肯定有埋伏,诸葛亮瞒不过我,只派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住阵脚。弓箭手们万箭齐发。过了一段时间,船头上箭已经满了,诸葛亮下令掉转船头,待至大雾将散,诸葛亮就鸣金收兵,让船上那些军队大喊:“谢丞相箭。”回到江东岸上,把箭拔下,还超过了十万支!鲁迅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看来,这里的漏洞太多了,第一,这么准确的预报天气,比我们南京电视台要准确多了。第二,怎么有把握断定曹操就不出战。人家出来了,怎么办?这哪里是人,明明是妖怪嘛!(笑声)

鲁迅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其实《三国演义》里面的孔明的真实性,可疑之处,还多得很呢!本来,向曹操“借箭”的战例,不是诸葛亮的,而是孙权的濡须之战。但那次战役,并没有用稻草人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略》这样说:孙权乘大船来观察曹操军情,曹操叫弓弩手乱射。大量的箭附着在船的一边,造成一边重一边轻,船都要翻了,孙权就让船掉个过儿,以一面受箭,就平衡了。

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虚构,也许就是从这里,得到灵感的、诸葛亮船头受箭以后,又教“把船头掉回”,和孙权的换一边受箭,一脉相承一换边受箭是历史,细节是很严密的:一边受箭,船身就倾斜了,因而要换边。但是,小说里写的就不一定经得起推敲了。有人做过研究、每支箭算是四两、十万多支箭,就是两万五千到三万斤。诸葛亮二十只小船,每船受力是多少,少说也有一千二百五十斤。先是一半在船头,就是六百二十五斤以上。却没有发生头重尾轻的后果。这显然是不够真实的。

船上的草束(人)也不是诸葛亮的事,而是几百年后唐朝人张巡的事。

鲁迅所说的“多智而近妖”,并不妨碍诸葛亮的形象得到历代的读者欣赏。历代的读者欣赏诸葛亮的什么呢?当然,并不仅仅是他的智慧,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

在现实层面上,作为同盟者,诸葛亮越是厉害越是对周瑜有利。毕竟他们是要共同对抗曹操的。可是从个性方面来讲,周瑜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妒。周瑜的妒忌很有特点,第一,他妒忌的不是财富,也与声色犬马无关,他妒忌的是人的才能。第二,他不妒忌远离自己的曹操有多大的才能,他专门妒忌自己身边的诸葛亮的才能。从揭示人的内心,近距离的妒忌心来说,《三国演义》写得太深刻了,太有概括力了。

诸葛亮的多智是小说家的自由想象。这种想象,不能孤立地看,他的多智,和周瑜多妒,联系在一起。是周瑜的多妒逼出来的。是多妒逼出了多智,多智的策略其实是有点冒险主义的,可能要失败的。但是小说家的自由想象,又让这种冒险主义的多智,碰上曹操多疑,罗贯中的天才就在于,用他的假定性,导演了一出心理连环好戏。多智引起多疑,多疑成全多智,多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于是多妒的就更加多妒,多智的就更加多智,多疑就犯了更大的错误。多智最后取得了更加伟大的胜利,弄到最后,三气周瑜芦花荡,赔了夫人又折兵。周瑜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智能和诸葛亮不能相比。他就活不下去了,吐血而亡。临死之前,周瑜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什么话?(听众:“既生瑜,何生亮!”)这句话揭示了多么深邃的心理学的规律啊!我曾经这样评论过这一经典片断:

这在世界文学史上空前绝后地揭示了人类对于盟友的妒忌超过了敌人的心灵奥秘。这个(心理三角)是一个超越了军事三角(实用理性)的反复循环,导致了如此惊心动魄的结果,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伟大创造。诸葛亮艺术生命的不朽,不完全取决于他自身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智的奇迹,还取决于曹操这样一个聪明人的多疑的奇迹,更取决于周瑜,这个人对于部下智能不若自身的将领毫不在意,唯独对于智能与自身相当的人则每每刁难的奇迹……诸葛亮艺术生命的光彩,来自于许多方面,在赤壁之战中,来自曹操的还不如来自周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