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又提出这种叙述方法也有缺陷，那就是作者只报告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并不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这就使读者怀疑人物在行动后面的真正动机何在。他举出了郑庄公的有关片段说：许多评论者几乎一致谴责郑庄公“虚伪”、“阴险”、“毒辣”，但是，从《左传》所记的他的言行来看，对于他心怀偏袒的母亲以及他野心勃勃的兄弟已经是很宽容了。郑庄公顺从母亲给了弟弟许多特权，直到这位弟弟造反了，他才把弟弟击败，并一怒之下把他母亲流放到别处去；后来立刻又后悔了，想方设法把她迎回来。在他看来，郑庄公不但不虚伪，相反地充满了真正的人性的困扰。他这样说，本来是为了证明中国第三人称叙述的局限，但结果却是显示了其优越。那就是这种不直接涉及内心世界的叙述包含着现实人生更多的复合性和多元性的内部关系，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这是现代文学理论已经大加肯定了的一种高度的叙述效果。西方文学很重视内心感觉动机的分析和描述，从他们的文化背景出发，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第三人称叙述，往往不是忍不住发出微词，就是对其艺术效果大惑不解。1971年英国出版了全译本《金瓶梅》，译者爱格登在前言中也说：“《金瓶梅》是用一种电报文体写成的。”“在文学技巧的运用上，它最经济地写出了必要的东西。”“它的叙述是如此详细以至不须刻意追求气氛的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述方面，许多西方理论家都放弃了理论的解释，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海明威。海明威就是以“电报文体”著称于世的，他也主张尽可能用动词和名词，少用形容词和副词。西方的心理分析和描写的传统到了本世纪20年代在海明威那里已经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西方的汉学家至今还没找到海明威和中国的古典叙事方法在逻辑上的联系，这似乎是一个玩笑，然而又不是。
32.美国人眼里的《林家铺子》
我国文学界目前对于茅盾的评价开始纷纭起来，不像过去那样都一致赞扬，一个主要批评意见是：茅盾的小说的主题有某种理性化的倾向，用70年代的话来说，就是有点“主题先行”。这个说法，在目前已是一种贬词，意思是相等于政策图解。
这种意见来自于一代比较年轻的学者，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不但与陈涌那样老一辈的评论家不同，而且与刘再复那样的中年评论家也不同。这也许是黄子平先生所说的“深刻的片面”，片面是片面，可也相当深刻。茅盾自己说过他的作品《子夜》，就是对于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回答。当时以王学文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茅盾同意这个观点，故在《子夜》中写了个吴荪圃，虽有法国资产阶级那样的魄力与能耐，但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的金融资本家的打击下，不能不归于失败。
这个概念自然是比较贫乏的，但形象毕竟大于概念，正等于苹果的形象比苹果的概念要丰富得多一样。吴荪圃的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大创造，可概念的某些局限也不能讳言。因而，在来到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语系之前，我对茅盾的艺术评价是有一些保留的。
桑德拉副教授这一回选了《林家铺子》和学生讨论。她所注意的重点和我们很有些不同，主要是人性和社会的矛盾。当时国家利益与购买日本货有冲突，但那些善良的人，则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她说，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的。有些学生联系到当前在美国也有一些人抵制日本汽车，可作用不大，课堂里哄堂大笑起来。
美国人对《林家铺子》感到兴趣的还有家庭关系。林老板的困境，林小姐的苦恼和林太太的简单的爱，都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不理解，但又只相信自己家的人。
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旧式商店中，像寿生那样的店员，并不像美国商店中的职员。中国店员是由学徒出身的，首先是师徒关系，后来才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师徒与父子关系并列，“天地君亲师”的牌子是中国儒家或儒教的无形偶像。
所以从社会关系来看，他们在那样面临破产的关头，矛盾就淡化了。师徒关系最后变成了翁婿关系，寿生变成了女婿，实质上是父子关系。这在英语里比汉语更清楚，英语女婿的本来意思是“法律上的儿子”（son-in-law）。
他们对于阶级分析不感兴趣，但对于这些家族、社会、人伦关系的分析则大为惊叹。
所以他们认为茅盾这篇小说是个“杰作”。
但我认为《林家铺子》写得不够简洁，除了个别场景和人物放到幕后以外，大部分人物和场景都作正面描写，因而显得冗长。
为了启发美国大学生在这方面作些思考，我问他们：“如果同样的故事，让你们的欧.亨利来写，会不会简洁一些？”桑德拉副教授说：“当然，茅盾的描写不够简洁，欧.亨利会机智一些，但欧.亨利肯定不如茅盾深刻。”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
我本想再问：如果让契诃夫来写呢？但是已经下课了。我们只好边走边谈，我问她，茅盾的这篇小说放在现代世界短篇小说名著中会是第几流的，她说是第一流的。我自然并不同意她的意见。
我本想告诉她，茅盾自己说过他的许多短篇实际上是压缩了的中篇，但是考虑到我关注的重点是艺术，她考虑的是文化背景，便没有谈下去。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想了很久。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价值观念上好像不可能完全达到一致，因为美国人太看重异域情调了，把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当成一切的一切，这也是有一点偏颇的。但这也许仅仅是一部分美国学者的偏颇。
33.外国人笔下张洁的身世
许多作家都不太愿意谈自己的私生活，一些记者们偏偏对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私生活特别感兴趣。这就形成了一种对立：一方是全力守卫，一方是竭力进攻。这往往造成许多不愉快。如果这个作家在文学史上不太重要，这种事自然是过眼烟云，不会有人再记得：但如果这个作家有一点重要性，这事便没有了结，甚至直到作家死后，仍然少不得要给翻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凡重要一点的作家都不免要碰到这样的事，他总有些不想披露的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又都有弄清的必要。死后去研究当然省了许多麻烦，但也带来许多麻烦，比如说查无对证，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远的如李清照改嫁问题，近的如丁玲究竟在南京有没有自首的问题。日后的研究自然要以生前留下的资料为依据，而这些依据往往并非直接的，年代越久，这些非直接的资料越宝贵，而且往往越宝贵的资料越有点渺茫的色彩。
张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肯定是属于死后仍然要被研究的对象。她在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婚姻与爱情的矛盾，这与她自身的经验有具体关联，是人们私下议论的问题，但是却缺乏准确的材料为据，其原因是她非常强烈地反对在作品以外去寻根究底。她总是那样坚决而谨慎地保护着自身的某些身世的细节，她似乎对那些于此有兴趣的意向都表示嫌恶。
但是，也有例外。
最近我读到爱尔丝.恩特瑞德的《张洁和她的作品》就大感意外，这篇于1987年在奥地利维也纳“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文学讨论会”上交流的论文竟包括了连国内文学界也颇为鲜见的张洁的身世的可贵资料。据作者说这是以她与张洁长达数月的少有的私人访谈为基础的。
中国研究者是不可能那样深地接触到那些经历的。张洁坦率地说她母亲在她生出来过百日的时候，就被她父亲遗弃了。这一点，国内文坛并非无人知晓。但是张洁的父亲当时在东北军中服务，并且是由于投奔延安才离开张洁母女的，所知的人就相当少了。张洁母亲因此而不得不带着张洁投奔在天津的张氏家族，并在那里当了保姆，直到这个家里的一位小妾和少爷私奔前夕，才告诉她们张洁父亲早就从延安到了香港。但在张洁母女到达香港并找到他以后，“非常不愉快的是她们发现他和她们已经是一种另外的关系了”，这句话说得很含蓄，很显然他父亲已经与别人结婚了。
张洁的父亲当时是搞统战工作的，生活在进步文化人的圈子当中。萧红、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也在这个圈子当中。当时骆宾基正与萧红同住。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进步文化界人士转移到桂林，张洁的母亲带着5岁的女儿也来到桂林。在萧红逝世之后，骆宾基就寄居在张洁家并且由张洁母亲负责照应他的生活起居。张洁至今仍然记得骆宾基坐在自己房间像烟囱一样抽烟，骆宾基对张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自然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后来张洁的母亲为了远离战区，就把女儿带到了陕西山区农村，在那里，张洁一直生活到1954年。张洁很少说到她和她父亲在1952年相见韵事。那时他父亲已经从香港回到北京，由于晚了一点，不能安排更好的位置，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了总编辑，而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严厉批判。张洁从他那里得到的仅是“右派分子”女儿的无形负担，以致她不能加入共青团。
张洁在1964年与一个歌唱演员结了婚，这位演员把她从河南调到了北京。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张洁在精神上所受到的羞辱在张洁后来的作品，特别是在《方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这一切本来是很平常的，思想开放的张洁却仍然对国内文坛讳莫如深，只对外国人倾诉，可见张洁内心对国内文化环境的反感。从这一点出发，我本不该把这些材料翻译成中文，但考虑到日后，张洁逝世以后，少不了有学者要考证，要争辩，我这里提供的一些资料，也许可以免得他们不必要地浪费精力。
34.海明威修改39次的妙处
海明威的叙述是很著名的，他反对浪漫的渲染、感叹，排斥感伤主义，主张“白痴一般的叙述”。西方小说的“叙述”不少是吸取了海明威的经验的。海明威不仅长于叙述，而且长于对话。至今还没有一种“对话学”来充分总结。这是一个大题目，不是我这篇小文章能够说清的。本文的目的只限于通过一个实例来引起理论家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