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据他自己说，其结尾，修改了39次。写的是主人公亨利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逃亡，与爱人会合，到中立国瑞士隐居，但妻子却因难产死亡。作品结尾就是写男主人公亨利得知妻子死时的心理：“我走进房去陪着卡萨琳，直到她死。她始终昏迷不醒，死时并不多耽搁。”如果以感伤主义的手法来描绘，这时亨利先生该有多么强烈的内心震撼啊！但是强调“冰山风格”的海明威却既不像托尔斯泰那样描述充满死亡气息的医院环境对主人公感觉的刺激，也不像司汤达那样去剖析他复杂的心理，特别是那乱成一团的情绪。海明威所追求的，或者说擅长的恰恰是在平静的叙述中回避情绪和感觉。在对话中，本来是最容易将情绪作莎士比亚式的激化的，然而，海明威的全部努力都集中在用平静的对话掩饰不平静的情绪。
他所惯用的是表层语义与深层语义的错位，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平静的表层语义更加强烈地暗示了内心深层的激烈情绪。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的结尾的对话一如他叙述语言，用的是“电报文体”：
在房外长廊上，我对医生说：“今天夜里，有什么事要我做的吗？”这表明：妻子死了，亨利好像很冷静了，考虑起善后来。
“没什么，没有什么可做，我送你回旅馆去吧！”
“不，谢谢你。我在这里再呆一会。”表层语义是很冷静的，冷静到作者连表情、动作、内心和外部的感觉都没有交代。可是明明没有什么事可做，为什么还要呆在那里呢？这就留下了极大的空白，让读者隐隐感到表层语义和内心意向之间可能存在着误差。医生接着说：
“我知道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说不出——”
细心的读者可以感到医生的话没有说完（实际上是海明威不让他说完）。医生本来的意思是：“没有保全你妻子的生命，感到万分抱歉。”如果海明威不这样写，而像琼瑶、三毛那样，人物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那还有什么创造可言呢？海明威的对话艺术的基本纲领就是不让人物直接说出自己的心情，他把人物的表层语义尽可能地压缩到仅仅供读者想像和补充的一种线索：
“晚安，”他说，“我不能送你回旅馆吗？”“晚安修（good night）是告别用语，”可又提出送亨利回旅馆，可见医生的话语与潜在的意向有距离。
“不，谢谢你。”
“手术是惟一的办法。”
“我不想谈这件事。”我说。
“我很想送你回旅馆去。”
“不，谢谢你。”医生反复提出送亨利回旅馆，其深层的语义是无法表述的歉意在冲击他的心。而亨利却无动于衷地拒绝，这也是表层语义，其深层奥秘读下去才能明白。亨利走进了停着妻子的产房。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护士中的一个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那位也出去。”我说。
但是我赶走了他们，关了门，灭了灯，也没有什么好处，那简直是在跟石像告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向旅馆。
原来享利由麻木地回绝医生的好意，到暴怒地把护士轰走都是表层语义，其深层意向是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要与妻子尸体告别。平静的表面应对和强烈的内在动机形成反差，外在的动作越小，内心的动作性越大，二者的对比度也就越强烈，这就是海明威式的对话的戏剧性。不过这是一种潜在的戏剧性，既不是托尔斯泰的写人物心理向相反方向运动的“心灵辩证法”，也不是司汤达的心理矛盾的分析。懂得了这一点才会欣赏海明威，也才可能欣赏当代西方小说和电影中意味深长的对话。
35.人物的感觉和潜感觉——肖洛霍夫对一个人物肖像的修改
在前苏联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肖洛霍夫的名著《静静的顿河》中，有一个次要而又次要的角色：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她是白军李斯特尼次基中尉的同事高尔察科夫的妻子。有一次高尔察科夫邀请李斯特尼次基到他家中度假，李斯特尼次基遂与奥尔加结识。后来，高尔察科夫受重伤，临死前托李斯特尼次基照顾妻子，其结果是她嫁给了李斯特尼次基。
为了寻找李斯特尼次基第一次见到奥尔加的感觉，肖洛霍夫对手稿进行了多次修改。在最初的手稿上，女主人的形象是这样的：
娇小的脑袋上梳着一个沉甸甸的发髻，李斯特尼次基仔细端详着女主人。她脸上的线条是柔和的，虽不十分匀称，但却惹人爱着，眼睫毛浓密而清新，薄薄的嘴唇是玫瑰色的，干湿的……
如果单纯从所谓“肖像描写”的要求来说，分量已经足够，但是这里肖洛霍夫所追求的不仅是女人肖像而且包含了男人的感觉效果：“惹人爱看”。可是“高高的发髻”、“浓密的睫毛”、“柔和的线条”，并没有提供为什么“惹人爱看”的奥秘，因而肖洛霍夫很不满意。在另一页手稿上，他这样修改：
在午饭的时候，李斯特尼次基才仔细地看清楚了女主人，她脸上的线条是柔和的，虽不十分匀称，但却惹人爱看。可以说，她的脸是一张最平常的脸，惟有嘴部特别引人注目：在这金发女人的明亮的脸上长着薄薄的、深红色的嘴唇，由于无名的焦灼而现出干裂的皱纹的嘴唇。娇小的脑袋与她的身材颇不相称，显出一副高傲的姿态，或许由于沉甸甸的发髻才显得高傲。
这里增加许多主观性很强的词语，显示出李斯特尼次基的感觉逐渐形成，然而各种感知细节仍然不够统一，为什么“脸上线条并不十分均称”、“娇小的脑袋与她的身材颇不相称”，可是却“惹人爱看”？光从李斯特尼次基的外部感觉来说，这好像有点纷乱，与李斯特尼次基潜在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又缺乏必要的暗示。肖洛霍夫又进行了修改：
在午饭的时候，李斯特尼次基才十分认真地看清了女主人，在她匀称的身段和脸上都显示了一种正在逝去的美，这在一个度过了三十个春秋的女人身上放着淡淡的光华。
“十分认真地看”的原因是：女主人的美不是那么明摆在脸上的，是需要仔细认真地钻研才能发现的。这里不但写了女主人正在消逝的美，而且暗示了男主人非同寻常的注视。这种注视显然不完全是表面的，而且包含着某种潜在的意向：
在她的一双透着讥笑意味的、多少有些冷冰冰的眼睛里，在她的举止中，仍然保持着尚未消逝的青春。她脸上的线条是柔和的，虽不十分匀称，但却十分惹人爱看。
这样一改的好处是把女主人的主要特征和男客人的主要感觉，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男客人潜在的意识深处结合起来了：男客人隐隐约约地着迷了。但是粗心的读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男客人感知结构正在立体化地展开，肖洛霍夫不得不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提醒一下：
两个月来，除了肮脏的女护士外没有见过女人的李斯特尼次基觉得她分外漂亮。原来是李斯特尼次基长时间受压抑的潜在的性意识在起作用，这潜在的性意识的作用使本来正在逝去的美和那并不美的线条以及冷冰冰的眼神都变得有魅力了。肖洛霍夫事实上已经借助男客人对女主人的观感，写到男客人骨头里去了。可是他还担心不够强烈，于是又在外部效果上强调了一下男客人潜在性意识的作用：
他看着奥尔加.尼古拉耶夫娜那姿态高傲的、梳着淡黄发髻的脑袋，时常答非所问。
人物潜在的感觉，是很难直接表白的，但可以通过它对人物的语言的抑制（或其他外部行为、表情等），用一再走神间接表现出来。
肖洛霍夫作为一个艺术大师不同于普通作家之处就在于：哪怕是在这么一个很容易忽略过去的细部，他也尽量深入到人物的感觉深处。在一些文艺理论之类的书中，至今仍然有所谓“肖像描写”的说法，其实只要钻研一下大师著作，就可知道这种说法多么肤浅了。
36.不妨借鉴美国新闻记者的笔法
有时候读一些语言上缺乏力度的小说，实在是累人，几个小时读下去，没有几句令人耳目一新的句子。虽然，那些并非不聪明的作者不是不懂耍弄一些修辞手法，但是，总是缺乏某种特别的情致、深刻的智慧作后盾。因而，对于读者的心灵也就缺乏足够的激活力。
这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的语言简直像新闻通讯；但是，转而一想，新闻通讯就不需要文采吗？固然，我们中国的新闻记者，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是以文采著称的。说老实话，我虽然每天免不了读新闻，但几十年来，我竟记不得任何一个精彩的句子。
外国记者的新闻通讯我读得很少，但是在记忆中稍事搜寻就不难想起一些精彩的语句。比如50年代后期，我在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一个西方记者形容苏联人和美国人的谈判为“聋子的对话”，就留在记忆中，4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未忘却。
我时时感到，我们的新闻文体，语言风格太呆板了，官样文章太多，个人风格太少。也许有人会说，新闻、报刊文体只能如此，它容不得个人风格。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许多报刊文章的作者，语言是很考究的。有些人甚至认为在文学家那里可以有李白所说的“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但是在新闻记者中却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功者。他们大体都是贾岛式的苦吟派，“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比如一个总统要任命一个什么人当大法官，此人的背景如何，要准确而又独特地用“电报式的文体”传达出来，而不能像作家那样自由抒情，他除了苦吟以外没有别的出路。美国的新闻媒体是多元的，读者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和批评是很严格的。就连宗毓华那样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只因脱口而出讲了个美国听众可能莫名其妙的阿拉伯激进组织“哈玛斯”，就遭到华盛顿电视评论员的严厉批评。
美国记者绝不满足于在中国记者中流行的“照本宣科”式的写作方式，例如《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1993年5月发表一篇比较中国和美国教育的文章，他并没有傻乎乎直愣愣地把种种区别系统地罗列一番，而是这样说：“美国的中学教师死去升天之后，可能发现自己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教书。中国的学校里难道没有暴力活动吗？当然有，那是学生在上生物课解剖青蛙。”他不说中国中学里没有美国中学里那么多血腥的枪杀，而是耍了一个花招把话说得很俏皮。升天后来到中国的中学，就把本来遥远的空间距离缩短了。他还作了心照不宣的混淆：解剖青蛙与凶杀。这就产生了挖苦，由挖苦引发了幽默。这种手法在美国报刊上比比皆是。例如一篇报告说：“如果查理大帝是美国人，美国波士顿圣保罗中学的500名孩子们一定会为他建造一座塑像，或者将他们的一次比赛命名为‘查理大帝杯’手球赛。”
也许这种美国式的绕弯子并不特别希奇，但是，也可以说明，美国新闻记者在读者面前要表现出某种机智，至少回避呆板。
回避呆板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回避直接叙述，有时他们以直接的议论见长，有时就完全不加议论，不作解释，完全借用数字或别人的语言来表现自己的倾向。例如，纪思道先是非常直白地说：“中国一方面在最好的学校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一方面在农村造成一代半文盲。”接着指出，国家在城市给每个中学生投资200美元，但在农村却没有这些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