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一些评论家那里，产生了排斥智性在艺术散文中的地位的倾向，甚至鲁迅的杂文算不算是文学，还有保留。余氏的散文，恰恰是解决了这个历史性难题，把智性的议论和诗性的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了起来。在他的游记散文中，摆脱了流行的自然景观的罗列，以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相互阐释，构成一种既不完全是审智的逻辑，也不完全是审美的逻辑，开创了一种激情和智性融合的美学境界，从而把散文这种文体的思想容量空前地扩大了。余氏的这种文化审智和审美结合的倾向已经对一些年轻的和并不年轻的散文家产生了影响。在许多散文家的文中，不难看到余秋雨式的历史文化景观，只是后来者没有足够的思想和艺术底蕴，很难达到他的层次。这就决定了他的散文虽然风靡一时，但却不会像杨朔那样有一窝蜂的惟妙惟肖的模仿者。即使如此，还是有一些有追求的散文作家公开承认是受了余秋雨的影响。
关于余秋雨的散文，尤其是他的《文化苦旅》在艺术上的成就，就是对他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代表余杰，也和朱大可先生的一笔抹杀不同，是比较肯定的。
事实上，关于余秋雨的散文真正的艺术评论远远是不够的，这一点在当前文化氛围不够正常的情况下，看来要有一点耐心。
前述朱大可君在文章一开始，引用了耸人听闻的说法，虽然朱大可先生曾经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却不能不给人以轻佻之感。
他提出余氏的智性和激情结合的话语，是一种煽情性的陈词滥调。他认为余氏的悲哀在于，其思想立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属于“老式知识分子”的。在朱大可君看来，余秋雨为中国的敦煌文物为外国人盗窃而痛心疾首是多余的：“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中国的艺术品无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它的创造者永远是中国人，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和听说过任何西方的博物馆，在展出中国文物时胆敢声称这是他们本民族的杰作。”他认为余氏的道德和民族立场，完全是一种国家话语，消解了知识分子个人话语的自由。
朱大可先生认为，余氏的悲哀还在于，一方面拘泥于旧式的民族主义，而另一方面又向大众文化妥协，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文章成了媚俗的口红。
朱先生此言显然有走火入魔之嫌，我想读者自有明鉴。
在我印象中，朱先生原本并不是一个以商业炒作为荣的批评家。早在80年代中期，在张艺谋出现之前，谢晋的声誉如日中天，他就以批评谢晋的电影为“煽情电影”而著称。他目前提出的问题颇有令人不能不深长思之的地方。
也许商业炒作竟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致朱大可先生也未能免俗。
但是，在对于余氏散文的争辩需要进入一个新的层次的时候，朱大可的文章从商业炒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一条思路。
11.诗里的舒婷和散文里的舒婷
舒婷以诗闻名，她以她的真诚的倾诉让一代青年重新感觉、认识他们那失去了乃至有点陌生了的自我。许多评论家都高度评价了她那忠于自我的诗人气质。
但是和她比较熟悉的人有时也不免有一点狐疑。她的诗真的完全像古人所说的那样“文如其人”吗？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好像并不能毫无保留地作肯定的回答。
经常和舒婷交往的人都感到舒婷的嘴巴尖得厉害，永远喜欢把朋友当作开玩笑的对象。据她自己说，越是好朋友她就越喜欢以讥讽的语言去调侃，即使在正经的时候，也常常以一种苛刻眼光直接表达她对好朋友的批评。所有这一切，在舒婷的诗里是不存在的。在诗里和生活里的舒婷好像并不完全一样。
在诗里的舒婷是温情的、优雅的、沉思的、多愁善感的，好像老是望着大海流泪的。而在散文中，主要是在《心烟》中，我们可以看到她那温柔多情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她回忆她所尊敬的人的时候。对她多情面性格纤弱的母亲，她在散文中用的是和诗中同样充满哀伤的情致去回忆她悲剧性的生活片断；而对教她读诗的外祖父和给她讲故事的外祖母，则是带着微笑去回忆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充满着天伦的温馨和亲情的甜蜜，惟一例外是对她力主女子“无才便是德”，把她的书藏起来的祖母，她以一种春秋笔法，表现了某种含蓄的不满。
这种血缘的温情再加上漳州的旧居恋情以及鼓浪屿的风涛和阳光，其情调和色彩与舒婷的诗是十分相近的。
在这里舒婷是一本正经的、温和的、严肃的，但是除此之外，在散文中的舒婷时常流露出她性格中的另一面，也就是不那么板着面孔的，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一面。在《寸草心》中，她写了和邵燕祥耍赖皮，在北戴河不肯按时回北京，还有在北戴河旅游期间竟然和几个年轻的诗人一起止不住手痒偷靠近窗子的苹果，“采了一大堆苹果藏在床下，终于被发现，那种尴尬的笑容和我们的年纪、我们的心情同时受到了宽恕”。熟悉舒婷的人在这里可以亲切认出舒婷平日的调皮。
我读舒婷的诗，一时时感到舒婷抒情才能似乎过分发达了，发达得使人感到有点单调了。我对我这种观感是否正确是没有把握的。
读了她的《心烟》，特别是《心烟》里的某些篇章引起了我的回忆——平日充满机智的语言、调皮的口吻以及那种在严峻的场合也并不紧张的幽默感——我对自己的观感才开始有了一点自信。
尽管舒婷写散文亦如写诗一样严谨，十年才写出了这么一小本，可以断言舒婷的散文在艺术上远不如诗；但是我仍偏爱她的散文，因为这样的舒婷，更像一个普通的、平凡的老百姓，一个活生生的像你我一样的人，而不太像一个诗人。做人要做得像诗人并不容易。已经成为诗人了，要做得不像诗人可能就更不容易了。
12.抒情和幽默的统一——评舒婷的复调幽默散文
舒婷的诗已经有不少雷同的评论了，而她的散文至今还没有引起评论家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散文篇幅短小，光凭在报刊上自发地阅读，很难统观其艺术创造的独特性。好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做了一件好事，将舒婷全部的诗歌和散文（除了几首散文诗）系统地编纂起来，分为三集。第一集是诗，曰《最后的挽歌》；第二、第三集是散文，分别以《梅在那山》和《凹凸手记》为名。这就为系统研究、欣赏舒婷的散文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条件。
舒婷的散文以幽默见长，这是许多行家共同的观感。当然，舒婷的散文不完全是幽默的，其中也不乏一些抒情的篇章，在《丽夏不再》那样的作品中，舒婷甚至创造了一个性格扭曲的可爱而又可恨的复杂的人物。从中可以看出舒婷具有小说家的上乘素养。但是就艺术创造力来说，她的幽默散文不但在她的作品中，而且在当代幽默散文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至少在50年代到80年代是以抒情风格一统天下的。当杨朔风靡天下的时候，幽默没有生存空间。这是因为抒情是以美化为主的，而幽默则不排除适当的丑化，尤其是在自我调侃的幽默中，故作蠢言是常用的手法。在幽默散文大为振兴的新时期，抒情的美化和幽默的丑化鸿沟更为分明，而舒婷的贡献则在于显示了两者之间的融合的倾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舒婷的散文在当代散文史上显出了重要意义。
当舒婷选择幽默作为她的散文的风格的时候，也许是出于她本性的自然流露；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选择是颇为冒险的。这是因为，就全部中国现代和当代散文史来说，幽默散文领域已经有了不少大师驰骋过他们的笔墨。散文中具有幽默风格的比比皆是：有鲁迅、钱钟书世的与社会人生的讽刺相结合的犀利的硬幽默，有梁实秋、余光中、王力式的自我调侃的软幽默，有孙犁那样富于智性沉思的，也有杨绛超脱困境的轻松的，有汪曾祺式的充满佛性达观的，有李敖刀子一样泼辣甚至残忍的。也有柏杨以玩世姿态表达愤世之情的，还有后现代黑色幽默的。舒婷的幽默散文以自我调侃见长。幸而她不同于余光中先生和王力先生，余、王两先生的自我调侃往往集中表现自己的无奈、尴尬，而舒婷的自我调侃却常常不仅仅表现自己的无奈、自己的尴尬，而且还有对于朋友、亲人的嘲弄、挖苦。然而这种挖苦又与柏杨不怕丑，而自称“老泼皮”不同，在她的戏谑中洋溢着亲情和友情的融洽，这里有她的任性，也有朋友对她的姑息。正是由于这样，她的幽默的情绪的结构要素，不是单纯的嘲讽。就她自己来说，交织着自嘲和他嘲，反讽和调侃，任性和耍赖，尖刻的挑剔和尽情的夸张等等的复合情绪；就被她调侃的朋友、亲人来说，则显示了对她的宽容和姑息，无奈和欣赏，不认真的佯嗔和自作聪明的傻气。她的幽默，作为一种情绪结构，竟然渗透了这么丰富的成分，凭着这一点，她就创造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调幽默散文的风格。就其根本特点来说，不是像一般幽默散文以某种程度的“丑化”来表现自己的谐趣，而是在谐趣中美化着她自己的亲情和友情。她的朋友，一个不乏幽默感的作家（据说是张洁）对她的幽默说了一句相当中肯的话：“舒婷，你把我挖苦得好不快活！”就道破了其中的奥秘。
舒婷的幽默从表面上看是带进攻性的，但是这种进攻是软性的（极个别篇章例外），因为在进攻中，没有批判的色彩，不像鲁迅、钱钟书以小说家的眼光对人性被扭曲作冷隽的刻画，也不具有王力、梁实秋、余光中学者的渊博和雍容，没有杂文家柏杨二、李敖面对丑恶现实和人性的勇猛气概。她的特点是善良。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间，她身陷困境，她也没有把多少注意力投向人性的邪恶方面；二她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友情的美好，就是在不得不表现的悲尉中，她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控诉，不如说是对手纯洁情感、心灵沟通的渴望和珍惜。在她笔下，虽然有痛苦，但是却很少对心灵的丑恶的揭露。不论是在十年浩劫期间还是在新时期，她都乐于用幽默的话语，把她珍惜的情感艺术化。
她用她幽默调侃的语言创造了一个自由的、任性的、不管多么调皮都会受到朋友和亲人赞赏、原谅的真诚的情感氛围。
她的幽默与她诗人的心理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似乎任性地“丑化”甚至是漫画他的笔墨中，她把她所生活的圈子表现得总是充满着美好的诗意。幽默的“丑化”与诗意的美化在许多场合互为表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在散文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幽默，也许可以把它命名为抒情性幽默。虽然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美化与丑化结合的抒情性幽默并不一定自她开始，但是，在她的散文中得到如此饱和的表现，构成一贯的追求，却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生活中的丑恶不是她调侃与嘲讽的对象，人与人的隔膜、个性的扭曲也很难引起她的兴趣，倒是她所欣赏的、她所钟爱的品性却有可能成为她幽默调侃的对象。不论是她丈夫的书呆子气还是她妹妹、外婆显而易见悖谬的行为逻辑，都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可亲的。至于那些和她在一起出席会议、在国外旅行的朋友，从她所尊敬的邵燕祥，到她视为莫逆之交的傅天琳，都是在被她调侃的过程中显出了她对他们的欣赏。有时用词表面上还非常凶狠：她友情寄托甚深的诗人吕得安送给她的画发霉了，她竟然说，可能是吕得安把画笔浸在尿桶里的结果。越是用语凶狠，越是表现出心灵的沟通，胸无芥蒂。有时又不惜自怨自艾：她和儿子送她丈夫上飞机以后，儿子和她同样思念不已，向她诉说很想念爸爸。她问：为什么？答曰：因为爸爸在家时，会背他上楼。而她接下去写了一句：“我不想，因为他不背我上楼。”这里的调侃，多少有一点讽刺儿子的自私，同时也有一点自嘲，但是这种自嘲中与其说是自贬，不如说是顶牛戏谑，不管自贬还是顶牛都是虚拟的，在幽默学中属于故作蠢言之列。正是在这种故作蠢言的虚拟中充分表现了心照不宣的亲情。舒婷的调侃既不带对于调侃对象的进攻性，她的自贬也不带自我解剖的色彩，这使她的幽默即使有进攻性的语言也不具进攻的锋芒。不管多么大名鼎鼎的作家到了她笔下，莫不一个个有了弄巧成拙的故事或者自作聪明的洋相。越是她所钟爱的对象，她越是有兴致去显示他们的可笑可恨中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可爱可亲。她用一种嘲讽的，有时甚至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调侃她所热爱的一切，当然也包括自己。表面上对人用语相当挖苦，但是这并不给人以刻薄之感，其奥秘就在于这种挖苦，充分显示出在浓郁的友情中，她是多么任性，多么放肆，多么顽皮，多么自由。在这样的朋友圈子里，大家的精神多么放松，心灵与心灵之间毫不设防。
她的散文中的谐趣，在她的诗中是很难得到表现的。原因是在诗中她致力于把心灵理想化，而在散文中她所表现的是在世俗生活中她的自由心态得到挥洒自如的表现。